宋铮：中国式增长、中国式“外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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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 2011-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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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两年前的论文《中国式增长》（Growing Like China）（最近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101期）是一个用新古典模型来重新解释中国经济一些重要特征的“故事”。它包含了中国的高增长、不同经济部门的投资回报率问题、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再配置、收入差距扩大、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迅速上升等问题。

　　1992年之后，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的快车道，GDP年均增长一直保持两位数的水平，以人均GDP而言，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比值从30年前的3%上升了5倍。中国GDP增长如此之快，还没有一个信服的理论来解释这一切。更有趣的是，中国高增长伴随着非常非常高的投资率，最近几年接近40%。一般而言，如果不考虑经济开放性，如果没有持续的技术进步，高的投资率一定会导致投资回报率的快速下降。比如说30、40年前，我们看到新加坡投资率非常高，接近50%，但过了15年，新加坡就发觉很难支撑如此高的投资率，因为投资回报率下降了一半。那么中国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清华大学的白重恩、钱颖一和芝加哥大学的谢长泰等人用非常简单的方法估算中国总的投资回报率，结果令人惊讶，他们发现1980年代到现在，投资回报率基本上在20%以上，非常稳定，虽然有些波动，但非常稳定。如果光看工业的投资回报率，甚至可以高达25%，回报率变化的趋势在92年以后基本上是上升势头。
　　中国这么高的投资率，竟然没有发生投资回报率的快速下降，甚至相反还在上升。当然，有人说我不相信中国的宏观数据。如果说中国的宏观数据有假的话，那么我们来看可信度相对比较高的中国工业企业调查数据。1998年工业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大概是9%，而今天已经平均接近20%了，当然这里面也许有其他的争议，比如说我们没有办法考虑企业退出对投资回报率的影响。问题是这些机制不大可能解释这么惊人的增长。
　　也有人说现在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封闭经济的假说不再适用于中国。那么，给定这么高的投资回报率（高出世界平均水平5到10个百分点），全世界的资本都愿意进入中国。因此，我们应当看到中国出现贸易赤字，即中国向全世界借钱。然而，事实上中国出现的是巨额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中国反而在向全世界提供资本。
　　高增长、高投资、高储蓄率，伴随着较高且稳定的投资回报率，高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这些被认为是相互冲突的东西竟然同时发生。中国现在正在高速城市化，它的强度是世界上其他任何经济都没有出现过的，城市、农村之间的数以亿计的劳动力流动，包括城市内部数以千万计的劳动力流动，这太惊人了。
　　坦率地说，传统的模型完全无法解释这些现象。我的这篇文章，就是用一个教科书式的简单框架，加入一点中国元素，就可以把一般我们认为很难理解的跟美国发展模式如此不同的中国模式很好地剖析出来。当然，我的文章是抛砖引玉，希望以后出现更多“现代经济学本土化、中国经济问题国际化”的研究成果。
　　中国经济最关键的牛鼻子是金融资源的分配。私营企业有着很高的生产率，因为他们的产权结构更能提高经济效率，但是它面对的是一个很难进入的融资市场——这个市场是被国有银行所控制的。私营企业的资本主要来源于企业的储蓄；而国有企业则相反，它的生产率相对较低，但是却能便利地进入融资市场，获得廉价资本，这其实就产生了一种中国式的资源配置机制。下面我们来看看这种资源配置机制产生的结果。由于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和投资回报率，私营部门开始扩张。这种扩张是渐进式的，因为扩张只能依靠私营部门资本的自我积累。与此同时，伴随着私营部门资本的扩张，逐渐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把更多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在私营部门。资本和劳动在私营部门的同时增加确保了投资回报率不会出现下降。而随着私营部门比重的上升，整个经济的投资回报率事实上会呈现上升的态势。另一个有趣的结果是，由于国有企业在融资方面的“比较优势”，私营企业会逐渐向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而国有企业慢慢向资本密集型产业集中。
　　简单地说，就是在私营和国有两部门形态下，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门道”，私营部门的发展依赖较高的生产率和投资回报率，导致国有部门的劳动力不断向私营部门移动，而国有部门对应的是一个廉价便利的融资市场，它在融资方面的优势可以弥补其在生产率方面的劣势，这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形成私营和国有部门并存的局面。
　　这个双部门双结构的动态变化过程很有意思。我们将中国的经济民营化看做是一个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因为私营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它吸纳的资源将不断增多，所以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和投资回报率会持续上升。当转型结束以后，所有劳动和资本都被私营经济吸纳以后，这个模型又变成了经典的新古典模型，即资本的增长会引起投资回报率下降。
　　更有趣的是工资变化，在转型过程中，只要还有劳动力在国营经济里面，工资的增长就比较慢。我们知道，传统的单部门经济里面，如果出现资本增加的话，自然而然会出现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上升，这都是同步增长的。但是，在这个两部门经济当中，虽然资本增长，工资却不会增长，为什么呢？因为有相当的劳动力是从国营经济向民营经济转移（城市内部），同样的还可以扩展到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城乡之间）。不断的有“富裕”的劳动力转移到私营部门，那么私营部门的劳动力就不会有太高的“议价能力”。
　　不过，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发生了一些新的插曲，产生了所谓的“国进民退”，原本我们的理论预计私营企业的比重应该还会不断上升，但是新的插曲是增长趋势被遏制住了，甚至出现了一些退步，09年的私营企业的比重比08年还要低。主要是经济刺激政策让国有经济成为主力军，国有经济一下子雇了好多人，国有经济的雇佣人数年年在下降的势头被短暂地遏制住了。还有一个很糟糕的事情是，劳动力反向流动到国有经济，但国有经济效率却不断下降，这表明这种流动是错误的。事实上，我们在文章里面做了一个有趣的扩展。如果国有经济占据垄断程度较高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经济的转型并不总能进行到底。一个可能的情况是，由于国有经济追逐垄断利润，私营部门的发展受到遏制，甚至出现萎缩。这时，整个经济就会出现倒退。这也就是说，“国进民退”有可能是国有垄断经济的一个内生结果。
　　最后我们来谈谈这种结构怎么影响到外汇储备上呢？我们已经知道了私营部门和国有部门在金融资源分配以及生产率上的不同。大量劳动力资源被私营部门吸纳，工人得到收入，并存在银行。国有企业是比较便利地进入银行系统融资的，但私营企业则不可以。麻烦的是，私营部门不断膨胀，而国有部门却在萎缩。于是，银行部门的贷款就出了问题，贷款的增长速度远低于存款，形成所谓的存贷差（或者叫贷存差）。我非常吃惊地看到，在金融危机之前存贷差的占GDP比重有60%。这对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是个考验，既然它没办法放款给经济（因为主要的对象——国有部门萎缩），那么只好去购买外汇资产（借助央行的通道）。但这给外国造成很大的误会，以为中国央行购买外汇资产是操纵汇率，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本文大部分来自宋铮应《比较》杂志而做的发言，唐学鹏整理，宋铮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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