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年，为管理流动人口，很多城市多采取了暂住证制度，尽管城市管理者还未明目张胆地表示对流动人口的排斥，但是在无数次的排查和驱赶行动中，流动人口作为一个非法的人群的印象就固定了下来。而有没有暂住证，就成为了流动人口安全感的重要标准。
　　
　　孙志刚事件后，暂住证制度得以废除，这个说法并不科学，实事求是说，废除的是暂住证，而不是暂住证制度。居住相对暂住，从制度本身上并无本质上的革新，因为决定一个人在城市的命运，居住的权益和居住的机会互为表里，需要彼此照应，如同一句歌词说的好：一朵云的一生，抓不住另一朵云，像穷人把流浪叫做自由。社会赋予穷人以自由是一种进步，但这种自由更多的是政治上的，是形而上的，不具备实用价值。当穷人去到城市，很快他们就能发现，他们随即受到新的束缚——资本的束缚。这种束缚是致命的，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首要需求是满足其基本生存，生存条件得不到满足，政治自由也就成了空谈，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笔者认为，当下中国迫切需要致力于“政治生活”建设，所谓“政治生活”，不是有关权力和利益的架构，而是真正使政治服务于社会生活，真正让政治致力于社会生活史的书写，这显然才是政治的目的。
　　通过介绍工作、职业培训等方式帮助流动人口在城市立足，就是利用政治的工具，让更多的人改善其生存条件，赋予其自力更生的能力。不可否认，当下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产生了诸多的不公平，社会要进步，需要逐渐减少不公平现象，但是，就个体的生活而言，更为迫切的是自我的建设，一个人置身城市，生活的权利比任何其他权利要求都来得迫切。权力的架构永远无法避免其疏漏，弱势群体不会因为公平的实现而彻底消失，人与人之间没有彻底的平等，因为天赋、智商一类的先天因素是无法通过权力的干预而实现平等的。政治需要做的就是提供均等的机会。
　　
　　即便在北上广一类的发达地区，经常还会看到无数人的生活难以为继，显然这并非简单的社会保障出了差错所导致的。年终春运巨大的人流，既可视作是中国特色宗教才起作用，同时
　　
　　也反映出资本对人的流放，无数人远遁它乡，成就了当代人的流放悲剧，他们的故乡已经不堪入目，而在城市，他们同样无所依傍，萨义德说，流放是人类最悲惨的命运之一，他说的是政治的流放，而事实上，经济的流放同样让人触目惊心，而且更容易让人感同身受，当下中国迫切需要防御经济对人的流放，迫切需要避免流动人口异化为流放人口。
　　
　　《黔中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