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周期”是一个容易产生误导的词，因为它经常让人将一国产出的变化过程想象成一个此起彼伏、周而复始的有规则的运动轨迹，但这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要准确把握产出从一个波谷(峰)到下一个波谷(峰)之间的时长时短、时高时低的现实变动过程，并从中确认一个经济周期的长度和幅度，其本身就是一个极具挑战的课题。最新的趋势是，鉴于总产出所呈现的不规则的变化，多数经济学家已经放弃了确认经济周期长度的努力。

源于经济大萧条和恶性通货膨胀给人类带来的痛苦记忆，揭示与经济增长趋势相伴随的经常性波动现象的内在机理，进而为政府行动提供指南，成为诸多经济学家毕生努力的目标。诺奖得主卢卡斯曾言，一旦经济学家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他就很难从这里走开。这样的话同样适用于经济周期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周期问题的研究赋予经济学家的挑战甚至更胜于增长问题。

迄今为止，人们对于经济周期的认识还处于“10个经济学家有12种观点”的混乱阶段。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如同自然界中的四季变换、昼夜更替、潮起潮落等周期性现象，经济周期不过是复杂的经济系统对于自身肌体的变化所做的调节罢了，其结果是保证经济系统能够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运行。因此，与其说经济周期是市场的失败，倒不如说是市场的成功。自命不凡的人类试图矫正经济周期的种种努力，不仅无助于经济系统的良性运作，反而经常成为经济剧烈波动的罪魁祸首。

当然，多数经济学家不会这么看，他们宁可将经济波动视为市场的失灵。何况，即使我们把周期性波动视为经济系统的内在调节机制，也还不能保证这一机制能够让经济系统运作良好。这就像人生病一样，人体自身当然有对抗病体的能力，但如果能够借助药物的力量来对付，其效果可能会好得多。

凯恩斯自然不是视经济波动为市场失灵的第一人，但他的确是对经济萧条问题进行系统论证并开出相应药方的先驱。尽管因微观基础的缺乏和无法在自身的理论框架内解释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的“滞胀”现象，凯恩斯学说在战后的经济周期理论中无可争议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但是，即便是在相当困难的年代，该学说仍然不乏忠实的信徒。他们一方面不断汲取凯恩斯学说的竞争者的合理元素，另一方面则不遗余力地弥补凯恩斯学说在微观基础上的不足。如今，该学说以“新凯恩斯主义”的崭新面貌，在经济周期与波动理论的殿堂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一席。

新凯恩主义学说的一个典型特征是遵循了区分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如名义价格与实际价格、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的“古典二分法”的传统，而这样的区分在另一大腕——实际经济周期学说看来，则是缺乏意义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自由市场运作的结果将使宏观经济在稳定的路径上运行，与货币相关的各种名义变量即使发生变动，也会被市场的力量在瞬间内消除，不足以让经济偏离稳定的路径。那么，令经济波动成为一个典型性事实的根源何在呢？答案是，它们来自于像技术、政府购买等实际变量的偶然、随机的冲击，这种冲击就像一记锤子从空中落下，给原本平稳的物件带来了一波震动。而锤子敲击的次数和力度，成为不同经济体呈现出不同变化轨迹的基本根源。

提供政策建议是宏观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周期与波动问题的主要动因。自经济学大量使用数学对理论体系加以形式化以来，最优化方法就成为经济学中不可或缺的分析工具。然而，当经济学家们为殚精竭虑设计出的一套最优政策指南而欢呼雀跃时，他们随后可能就不得不接受一个痛苦的结局：理论上的最优在实践中差强人意! 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经济学们所做的工作通常满足于从自由市场的逻辑来搭建自己的分析框架，并从中推演出政府决策的应有方向。而当他们将自己的发现交付到决策部门手中的时候，他们天真地以为自己把所剩的工作托付给了一个既无所不知又十分仁慈的政府。然而，这样的想法通常是不切实际的。在诸多因素的交织作用下，1970年代以来，理解政治过程与经济周期性波动之间的关系激起了一股汹涌的浪潮。对选举周期、政党竞争、政府更迭、政府间博弈、政府承诺的可信性等对经济周期与波动的影响的研究，汇集成卷帙浩繁的文献，这一被称为“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的不断进展，大大加深了人们对于最优政策与现实行动后果之间的差距的内在机理的理解。

如今，新凯恩斯主义周期理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和政治经济周期理论一道，共同构成了现代经济周期理论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