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富论》的第四卷第九章，亚当斯密在分析重农主义思想时，曾举出几种反对将“技工、制造业工人和商人视为完全无益的非生产阶级”的理由，这些理由的内在逻辑足以说明，对斯密而言，非生产性劳动绝不仅仅只是没有生产新价值的劳动，而是不生产任何价值的劳动。<br>
       第一，斯密首先指出重农主义的观点是“花在雇佣和维持技工和制造业工人的那种费用，也许可以说，只不过是在延续它本身价值的存在而已，不会产生新的价值。所以说，它完全是一种无益的或非生产性费用。…和制造业资本一样，商业资本也是无益的或非生产性资本。它只延续自身价值的存在，不会生产出任何新的价值。”768【“花在雇佣农夫和乡村劳工的那种费用，除了延续他本身价值的存在之外，还生产出新的价值，即地主的地租。所以说，它是一种生产性费用。”768】<br>
       在后面斯密举出反对的理由，第一点就是以结婚生子为例“我们不该说某个婚姻是无益的或者非生产性的，尽管该婚姻只生出一个儿子与一个女儿，恰好可以替补父亲和母亲…正如一个生出三个孩子的婚姻，显然比一个只生出两个孩子的婚姻更有生产性；”…“然而，前一个生产阶级生产较多，不会使后一个阶级变成无益的或非生产性的。”778这就说明斯密的非生产性劳动绝不是生产得少的劳动，而是什么都不生产的劳动。如果说此处的两个孩子尚把我们对生产性劳动的理解停留在至少“生产出自身消耗的价值”的量的范畴之内的话，斯密的第二点反驳，则更近一步揭示：有生产物和没生产物之间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第二，重农主义有这样的说法“非生产阶级当中所有工人的工资，以及当中所有雇主的利润，最后全都是由地主和耕种者支付。追根究底地说，那些工人和他们的雇主全都是地主和耕种者的仆人。”770（依赖）<br>
       关于此点斯密反驳道：“第二，似乎完全不宜把技工、制造业工人与商人拿来和家里的佣人相提并论。佣人劳动，没有延续那一笔维持与雇佣他们的物资存在。……相反的，技工、制造业工人与商人的劳动，自然会附着或体现在某些可以这样贩卖的商品上。”778斯密明确指出“就是根据这一点，我才在前面讨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那一章中，把技工、制造业工人与商人归类为生产性劳动者，而把家里的佣人归类为无益的或非生产性的劳动者。”778，也就是说，是否能够把劳动凝结在一个可供交换的物资身上，从而能够延续那笔被消耗掉的价值的存在，才是斯密认为区别生产与非生产的关键逻辑所在。而这笔延续的物资并不是被消耗的价值本身，而是被再生产出来的替代品。这里我们还可提出一点区别，即商人的劳动与佣人的劳动，就现代的眼光看，都是服务。为何斯密认为商人的劳动是生产的呢？简单的逻辑是：商人的劳动凝结在了商品上，而佣人的劳动没有凝结在任何相关的物资上。斯密是劳动价值论者，所以劳动所产生的这种物资就相应地变成价值物，这种劳动就是在创造价值。所以，就有了接下来的第三个反驳。<br>
       第三，斯密指出重农主义的观点“技工和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对每年全部的土地初级产出的价值不会有任何的增益。”768斯密的反驳是“第三，不管怎么想象，似乎都不宜说，工人、制造业工人与商人的劳动没有增加社会的实质收入。”779在这里，他采用的是将工人的消费与佣人的消费作对比的方式，“但如果那位技工实际上所消费的价值十英镑的谷物和其它生活必需品，改由一个士兵或佣人来消费，那么六个月后存在的那部分每年产出的价值，将会比实际上由于那位技工的劳动而存在的价值少十英镑。所以，即使那位技工所生产的价值，在任何时刻都不被认为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但在任何时刻实际在市场上存在的货物价值，都将由于那位技工所生产的东西，而大于他没得消费也没得生产时市场上存在的货物价值。”779<br>
此处的意思中就明确表达出，即使技工的生产少于消耗，他也还是增加了社会实质收入（比之佣人，技工补充了一笔价值），从而是生产的。这是与佣人那种必然减少社会价值的劳动不同的。<br>
       这里要说明，重农主义认为能够作为价值体现的客观对象，只能是土地产品，因此在驳斥制造工人的非生产性时，他们是这样说的“他们的劳动，对全部的土地初级产出价值，没有丝毫的增益。他们的劳动，不但不会增加那个全部的价值，反而是一笔必须取之于那个全部价值的费用”770<br>
        而当斯密将价值的标的扩大到“物质产品”时，问题就不一样了。制造工人生产的非农业的物质产品上也像农产品一样是价值物了，进而具有和农产品进行交换的实际资格，而不是单纯取之于“全部价值的费用”而是全部价值的创造者之一了。佣人就不可能留下这样的有形物用于交换，因此也就只能单纯地因为自身消耗取之“全部的价值”，而不是生产“全部的价值”之一部，即不能提供补充、补足或多于他所消耗的“全部的价值”部分，以使价值总量无所损益。<br>
      接下来人们近一步谈到了生产性劳动的增量问题，即现实中的观察显示，非生产性阶级可能产生的财富是怎么来的呢？关于这点，有下面的回答。<br>
       第四，重农主义说“技工制造业工人和商人，唯有透过节俭才能增加社会的收入和财富，或按照重农主义的说法，唯有透过自我剥夺，亦即，从他们自己的手中夺去一部分指定用来维持他们本身的物资。”769斯密反驳说“第四，如果不节俭，农夫与乡村劳工也将和技工，制造业工人和商人一样不可能提高社会的收入，或提高社会土地每年的产出。”也就是说，农夫如果不节俭，他也不能提供出任何新价值给地主阶级。因而如果说工人只能因节俭而有剩余，农夫也是一样的。是否提高每年的产出，与是否生三胎一样，不构成认定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的标准。从而只生一胎的父母和不能使自己饱食的农夫，在“是否是生产的”这个问题上与三胎父母，或者富农一样，并没有差别。<br>
       以上四点，斯密对重农主义认定工人是非生产阶级的理由的反驳，足以说明，斯密所认为的非生产性劳动，绝不包含那种“只延续自身价值的存在，不会生产出任何新的价值”的劳动。而是什么价值都不生产的劳动。从而斯密的生产性劳动，即是生产价值的劳动；是生产物质产品，进而生产价值的劳动。<br>
附：补充之补充<br>
        然而，非生产性阶级何以能获得生产阶级给予的价值分配呢，重农主义的观点是这样认为的：“利用非生产性阶级的勤劳，耕种者可免于许多…琐事。由于此一专心，耕种者得以栽培出来的那个较多的土地产出数量，充分足以支付地主或耕种者自己用在维持与雇佣非生产性阶级上的花费。”<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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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密在此处关于工人与农民的在非农产品获得的劳动比较说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视为“比较优势”的一个理论来源。但此处我们不讨论这点，只说明此处指出的非生产阶级的“工资来源”问题。地主和农民之所以愿意支付工人工资，仅仅是因为由于工人的帮助使其抛弃必要的琐事，专心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从而愿意从这提高的产量中给予非生产阶级适当的补偿。也就是说，非生产性阶级因为间接促使生产阶级的产出提高，而能获得生产阶级的相应分配以补充自身的价值消耗。从这里也可明白看到，价值的生产者不是非生产阶级自身，他只是有权获得补偿，是生产阶级的必要消耗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