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6楼把前面的各位的说法武断地归纳为“期权”说太过简单，特此收回这句话中所表达的这一层含义。并对被曲解的各位朋友表示歉意！

回szsz：

为了保证推论前提的确定性，即考虑到相关的假设、推论过程需要承接呼应，我仍把帖子跟在这里。

我在16楼所作的推论是：座位的排外性太弱，导致了产权归属的不确定性，这使另一种成本较低的机制被引入。这种机制在讨论中表现为道德（让座）。

那么，如果有某种因素可以增强座位的排外性，道德机制的效力就将渐微。18楼和26楼所说的部分现象，即说明了公交公司增强座位排外性的手段——拆除或减少安装座位。

廉价的移动电视的出现（当然，这是相对而言的），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维护座位排外性的成本。这是提倡让座、或公交公司收回座位权的大前提。其排外性是软性的，本质上只不过增加了让座行为的观众数量而已。7楼时我就说过： “让座这个道德风气比较容易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行为者所处的空间——人流较大的公共场合。因为一个人在别人的视线里处事，尤其是人多的时候，会比较在意自己的行为，也会更愿意作出一些付出。”

由于具体的激励办法还没有出台，姑且把它划分成两种：一是精神鼓励，恐怕这有做秀之嫌；一是物质鼓励，大略上可以看作是车票的价格分歧，但如果让座的目的是谋求小利小惠，面子问题不知道乘客会怎么处理？如果物质鼓励足够高的话，会不会有人借此套利呢？

当然，在没有调查到详情的前提下所得的结论都未免太过武断。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1-1 9:23:36编辑过]

回toddzhao：

觉得你的分析，必须要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才能成立。

首先你假设有身体强弱不同的两种人，这没有错，但是身体的强弱和对座位的需求并不成严格的比例关系。身体强的人可能本来很累，也可能要坐很远的路，如1楼所说的，劳累的上班族和相对轻闲的老人相比谁更需要座位，我们很难轻易定论。

只是从外表上来说，看上去体格强健的人受到的让座压力会比较大。简单地引进道德评价，会使我们无视这些细微的差别，在千差万别的人群中做出错误的需求排序。

其次，你建的强者的效用函数模型 V_S(z)=U(z)+δV_W就是说，当让座的收益大于不让座时，他就让座；当让座的收益小于不让座时，他就不让座。这当然也没有错。但究竟什么时候让座的收益大，什么时候收益小，函数里却没有表达。也就是说，上述模型是基于假设的假设，没有现实意义，说了等于没说。因为经济学本来就是假设人会选择最大收益、最小成本。

并非只存在“站（z=0）或者坐（z=1）”这两种简单的状态。过一站（上落站）、过两站、过八站，只有乘车者本人心里才清楚，坐着的效用除了有正负，还有大小之分。如果效用数据可以被很清楚地表现的话，公交公司就会分别收费，但现实中没有；你总不能说，公交公司的人都是傻子，能多收钱而故意不收。

第三，对待自己父母时，δ 相对要大一些，这个说法在非论证的情况下显然也是一个假设。虽然大多数人会同意这一点。仅就你所建立的模型而言，这个说法只能作为补充的假设条件而存在。

给所有认为让座问题是道德问题、而非经济学所能解释的朋友（不包括所有认为让座问题是道德问题的朋友）：

我同意让座问题是道德问题，但不赞同“经济学不能解释道德”的观点。

我并不认为自己用的是多么严格的经济学分析，但我坚信成本收益决定行为的假设。不论成本是什么，收益是什么（这可以在具体现象出现时再具体分析），每个人在决策之前都会有所衡量，有所判断，这是肯定的。即使你认为做好事可以凭冲动，可以无所顾虑，但是你也不考虑受助者的感受和收获吗？纵然你愿意散尽家财，倾囊扶弱，但是你不会因为能力所限而有所取舍吗？即便是物理学中没有生命、没有思想的微小粒子，也“希望”借最小的力走完最远的路程。扯远了，话休絮烦：

为什么活车上的让座现象比公交车少？为什么飞机上几乎不存在让座行为？为什么汽车火车都可以买站票，飞机却不行？如何解释有的人将道德，有的人却不讲？如何解释一个人有时候乐意讲道德，有时候却不乐意？

我还是坚持道德问题不应该用经济学解释这一观点，至少，经济学不是解释道德问题的最佳方式。当然，也有一些大师很成功地把道德因素加入到经济学模型里。但是，我并不是说，经济学不能分析道德问题，只是解释起来很牵强。因为，由遵守道德而带来的个人（心理上）的收益，是很难度量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这种由道德心带来的收益（包括无法度量的“心理满足感”）还是负的。

经济学模型之所以只是模型，因为它不可能把所有影响人的行为的因素都考虑进去。我前面提到的那个让座的经济学模型，你觉得太简单了，我也这么认为。我只是提出一种最基本的思路。如果有兴趣，可以再多加一些变量，使得它更贴近实际，比如路程远近，人的状态等等，把道德水平变量δ 用其它变量（诸如收入、受教育程度、场合、对方的状态等等）构建的一个分布函数替代。但是，无论你怎么加变量，这都只是一个理论分析，因为各种参数的量化，尤其是道德水平的量化，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作。

应该提倡让座！

让座是社会道德所提倡的，即社会公认的道德良好。一个人如果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会主动让座，并在生活中形成良好个人习惯！

从个人成本与收益角度看，他（她）付出的是坐座位的舒适成本，而获得的收益则是周围熟悉或陌生人对他（她）的认可。在让座行为思想引导而形成的一些良好行为，会让自己在工作环境中更受欢迎以至得到提升或加薪（显性收益）以及个人工作环境（交际等）的改变（隐性收益）。

从社会方面的成本收益看，社会成本在于年轻人在舒适之后而产生的工作业绩提升（精力充沛），社会的收益面则表现在一种道德风气的稳固与发展，从而促进其他社会道德的巩固。

从个人与社会的成本收益分析，让座不论对个人或社会都是收益大于成本的！

忘了回复SZSZ关于我的看法：我基本上同意26楼的分析，但是我认为SZSZ说得不够全面。

对于23楼，我的分析是这样的：

座位可看作是公交公司向乘客提供的一项服务。公交公司的服务包括司机与乘务员的服务态度、空调、座位等等。由于价格存在一定的刚性（黏性？）在外界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各服务量可以按调整能力的不同依次递减或递增。当然，价格刚性并不足以解释座位的减少；但是，当条件足够时，减少座位会比改变价格更容易。

在通常情况下，有座位的汽车适用于多种用途和经营内容；座位少或无座车在长途运营和接待老弱病残人士等方面却没有优势。

最初，公交车市场相对不发达，统一制造同一类型的汽车、进行规模生产是有利可图的。此时用途相对灵活的有座车比较受欢迎。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人们对公交车的需求也日益提高，乘客间的竞争变得激烈。此时对于具体的某家公交公司来说，提高利润有三种措施：提高票价、增加供给、减少服务。前两种是经济学分析中最常见的选择，在此主要分析第三种。

公交车的运营一般以乘客的数量取胜，旧型公交车（见此帖第四段）在区分乘客类型方面没有优势，价格的提高空间不大。在公交车的数量无法满足相对价格和服务下的需求时，投入更多的车辆就有利可图。

无人售票车和少座、无座车等新车型的出现，说明除了提高票价外，公交公司采取了另外两种措施：增加供给和减少服务。而以减少座位的方式来减少服务是需要条件的，那就是市场有可能被进一步细分。庞大的交易量降低了客运市场的交易成本，为客运服务的进一步分工——市场细分——创造了条件。

市场细分的结果是，产权的更多属性得到了确定；当产权被进一步确定后，道德的用武之地就缩小了，具体的表现例如：在座位少的车上让座的机会不大，在无座车上没有座位可让。

需要补充强调的是，前文说“减少服务”是指整体上服务的减少，而不是每项服务都减少。这是站在需求增加、其他条件未变的视角上看的。其他条件如果改变（如规模效应），服务未必会减少。我想强调的是市场细分而不是“减少服务”，前者能明确产权，后者则未必。

例如，市场细分导致针对某种顾客群的无座车出现，但该车的空调设备却可能比旧车型的好。又例如，如果计程车可以算是客运市场细分下产生的特殊的公交车，那么细分的结果是服务增加、价格也提高了。

计程车、卧铺车的出现不仅是需求增加的结果，更是交易成本降低所带带的市场细分的结果。计程车和卧铺车上无须让座，是因为在这里产权进一步得到了确定。有时因为乘客的数量和类型难以事先确定，汽车上会安装副座（路程较长时，乘客会比较重视座位）。副座是介于“正座”和“无座”之间的座位，正副座的票价统一时，可看作是一种价格歧视。副座的存在使得公交公司可以以较低的边际成本进一步确认产权、增加收入。

回toddzhao36楼：

谢谢你的提示！上次发完一帖以后网页就再也打不开了，现在补发以示感谢。

我认为分析时可以通过限制道德所处的环境来限制道德的不确定性。

如果道德对行为的影响是可以确定的，经济学分析就不存在问题；如果其影响是无法确定的，则“道德”就不能作为变量放在模型里，理论上我们就应该不再考虑道德因素，否则所有的现象就都可以任意解释，这样就毫无意义了。

个人意见。

我的意思是把道德作为诸多变量构成的一个分布函数

（做一个脚注）

“关爱人类”这条道德准则应该不须讨论。可以讨论的是，人类都是要被关爱的，为什么某些人群要比另一些人群更需要得到关爱？或者说，在什么的条件下应该关爱什么人群？提倡让座又是否合乎既定的道德标准？

如果已经将“为某些人群让座”确立为道德规范，那么这个问题就不是讨论“应不应该让座”的问题，道德规范的内容就是说明“应不应该”的事，不能在该规范内部再讨论应不应该的事。

如果想讨论某条既定的道德规范是否……，就需要引入另一条“更高”或“更广”的道德规范，或者什么其他标准，以说明某条既定的道德规范是否合乎该标准。

经济学里有一句玄语：self-enforcement，它既是理论上自圆其说的法宝，又是研究者反思自身思考的方式。

困惑人心的是，如果某条道德规范并非self-enforcement，可不可以再说该道德是“非道德的”；而如果人们放任self-enforcement，理论的意义又何在呢？

问几个问题吧。

1、应该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几乎所有被定义为“应该”的行为都有可能是“不应该”的。比如，我上了一天班，又生病了，又提着重物，我应该让坐吗？仅仅因为我年轻。再比如，不应该撒谎，可是蒲志高没有撒谎，江姐撒谎了。再比如，不应该偷盗，可如果一个母亲的孩子快饿死了，她又没钱，应不应该偷食物呢？任何应该的规则，只是一般规则，特定的情境下，它就不再成立了。

2、当一般规则和情境规则冲突的时候，是什么规则指导人的行为被赋予“好”“坏”评价呢？

3、上述冲突好像是说明了，任何行为的判断标准不是单一的。合情合理，后者是经济范畴吧，前者呢？

问及这些问题，仅仅是因为这个帖子和兴奋剂的帖子一样，让我好奇经济学的边界在那儿。就像我可以从成本解释兴奋剂为什么被禁止，无论正确与否，但是我不相信我自己想到的所有解释。只相信经济学不喜欢的“关爱”解释。呵呵。（固执也是一种天赋偏好吧。）

一般的“应该”规则，是可以看作经济学问题的。比如应该诚实、守信、不该偷窃等。这些规则是一种集体契约，用来降低交易费用，实现产权稳定。可能大部分人都意欲违反规则，以获利益，而不是所有的违规都能诉诸法律，这些规则也就同时被赋予了“道德”概念。

但可能真正与“道德”相关的行为，并不与是否遵守一般规则密切相关。因为，任何规则说到底，都是权衡得失之后的权宜之计，规则没有任何道德光辉，行为才有。而此类行为大致接近康德所说的繁星点点之含义。此类行为（而不是规则）是经济学乏力解释的。经济学不能解释司马迁、布鲁诺、特雷莎修女、辛德勒等等人的选择。甚至不能探讨《拯救大兵瑞恩》电影所诠释的人性。（我怀疑即使经济学能解释、能探讨，人们也不会接受和喜欢）

以上的话是想说，“道德”的确在经济学范畴之外，但“道德”也在应不应该之外（考虑传销、邪教等问题，似乎完全有理由相信，即使再荒唐的建议都可以用“应该”而使其应该。呵呵）所以，应该与否不见得不是经济学可以探讨的问题。

回到让座，当大家都不愿遵守，而不遵守有时又的确存在合情合理的理由，而大家又都踯躅于对此规则的否认。为什么不愿意否认不是经济学能解释的，但为什么不遵守是，而是否应该遵守也是，因为经济学可以分析一种规则改变后，其可能的结果是什么。从而应该如何提倡也是经济学可以做的事。

经济学喜欢说选择，给予人较多的选择，始终是一件有效率的事。所以，现有的情况下，也许公交公司应该改改他们提倡让座的方式，给大家一个选择的余地。比如这样说：如果你不是很累、不是提有重物、不是身体不适，还希望你能给老人……让座。而接受让座的老人……，也希望能量力而行的替让座的人拿一些不适合放在地上的重物。等等。

至于其效果，经济学会预期“搭便车”的出现，但是正如军人投降是可耻的，可是军人的生命也是生命，在荣誉和生命的选择权是否应该交给军人自己的问题上，美国人选择了应该。而此种选择并没有让美国的国土沦丧（朝鲜败仗肯定也不是这个原因，呵呵）为什么没有出现“搭便车”则是经济学能力之外的了。但是，其显然存在。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1-6 1:09:10编辑过]

呵呵。47楼的话是想说如下观点：

1、任何规则，都是经济学的分析范畴，无论其前缀是法律、政策、合约、或道德。因为任何规则都是得失计算之后的权宜之计，而不是其他。

2、经济学难以分析的仅仅是某些行为，某些超越得失权衡、利益计算的行为。这些行为显示的才是道德。

3、正是因为任何规则都可以分析，所以任何规则“应该”如何，也是经济学可以分析的。

4、如果某种规则（尤其是道德规则）出现了遵守问题，至少意味着这项规则提供的“可选择机会”不足了。或者说，由于规则的限定，导致了更效率的配置难以实现，才会出现违规。如何修正其更“应该”如何，还是在经济学问题。

47楼的话比较啰嗦。因为自己也没想明白（以后要想明白了再说，呵呵）。而47楼的话，仅仅是针对这样一个问题而产生的：当触及道德规则，总是会遇到：这是一个道德问题，不是经济学问题。但，就像前面说的，行为才是道德问题，规则不是，规则就是经济问题。呵呵。

p.s也许早就有人阐明了这些观点，不过本人阅读量不足，所以再度废话一番。呵呵。

我经常回家坐车的时候，明明后面有空车，但是一些老年人还是要往已经没有位子的车上挤。大家也知道，坐公车占个坐也不容易，我车程差不多40分钟，本来已经累了一天了，就想坐下来稍微休息一下。往往遇到这样的时候，我总是很为难。反正没有人让坐的话，我还是肯定要发扬精神的。楼主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

几位所言都很有道理，我在坐车的时候碰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年轻的坐着给老弱病残的专座，就是不让。青雪叮当说的第三条我也非常同意，但是经济学所能分析的却不一定都是可以执行的，因为这只是在道德的范畴内，违反道德的事情不一定会受到很大的惩罚。或者说他的预期收益为正。

回到事件本身，我想谈的是，看到老弱病残能让则让，不能让（身体或其他原因）或者不想让也没关系，毕竟没有法律的约束。

突然觉得有必要做个简要的说明。

“应不应该让坐”本来就是一个愚蠢的问题，或者说，这个问题只是一个“镢头”。我期望这个问题能引出精彩的讨论，但我不希望讨论变成“应该”与“不应该”这个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战场。

不是不能说应该不应该，而是尽量不要简单地下结论。这是作为“搂主”的小小的提议吧。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1-16 9:50:09编辑过]

楼上的话是在看到47楼以前写的，所以绝对与47楼无关；但是下面的话和47楼就有一定的关系。

人类的基因决定了我们助人为乐的心理、让我们有激情去做利他的事情，使我们的父母、长辈毫无保留地照顾我们的成长，使苦难中的伙伴相互信任、鼓励和合作。

如果还有另外一个星球，上面的人类全都不讲道德——什么是道德？且不讨论吧，假设成他们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做事不不讲信用、也不信任别人——那么他们恐怕早因交易费用过高而灭绝了。

但是即便如此，人的行为也没有哪一件是超越得失权衡、利益计算的。布鲁诺据说在审判前向法官（主教？）表示悔改，但为时已晚；圣女贞德后来有人研究认为她在临行前非常恐惧和懊悔，而不是像传说中的那样义无反顾；辛德勒也在最近几年被质疑，有人说他是为了获得经济补偿，才伪造和夸大自己的事迹，甚至说他实际上是德国的间谍。

我并不打算否认英雄们最初的激情和勇气，更不否认世上还有无畏的英雄。我只想补充（补充，不是反对）49楼的第2个观点：经济学难以分析的是这样的行为，其在得失权衡、利益计算方面比常见的要特殊，他们考虑问题的角度与常人不尽相同，其中存在一些我们难以发觉的变量左右了行为者的决策；但这并不影响——至少不会从根本上阻断——经济学解释些行为的可能。

视金钱如粪土，所视的仅仅是金钱；奋不顾身，不顾的仅仅是“身”；超然的情怀所“超”的也仅仅是常人眼中的“然”。权衡判断是人的本能，不经思索就执著地去做某事而且从头到尾居然都没有错的人，恐怕只有在低劣的文学作品里才能找到（这样的作品也算不上文学作品吧）。

引用38楼

一直没有对38楼发表看法，是因为38楼的分析基本上没有什么错误。甚至我也有近似的观点（见16楼第11段）。虽然没有错误，这却是个显而易见的答案。38楼的答案，恕我直言，我觉得没有16楼11段说得简练周全。

先说行为的收益大于成本，遇到情况特殊时就说道德行为会带来收益，这固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太潦草。

所以，首先我说我同意42楼蓝田日暖版主的看法。同样我觉得比较妥当的，是讨论为什么愿意让座的人数发生了变化，是什么带来了这些变化。

希望我没有误会蓝田日暖的意思。^-^

我没要求用经济学来分析出“应不应该”。

科学以研究现实为己任，经济学也不例外。经济学和现实应该是一致的，至少经济学者会致力于这一点。不存在“在经济学所能分析的却不一定都是可以执行”这种情况。

我基本上同意青雪叮当的说法。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1-16 9:48:39编辑过]

呵呵，即使53楼的话是针对47楼而言，也是无所谓的事情啊。只要反驳仅是针对观点而言，任何反驳都是应该被接受的。

如下的话，与本贴讨论主题无关，仅是对54楼的回复。其已然与知识无关，仅与观念偏好有关，因此不再回复了。

贝克尔认为家庭受自身资源和价格限制约束，孩子是一种耐用消费品，要多要少与家庭约束有关。我记得看到过一个母亲因为孩子所患之病，需要骨髓移植，其决定再生一个。家里已是债台高筑，生这个孩子又是为了救前一个孩子，换言之，这孩子的“价格”非常高。怎么解释这个母亲呢。

1、如果第一个孩子死了，肯定还要生一个。既然后一个孩子必须生，那么早点生出来，对母亲有利，也有可能救第一个孩子。2、虽然第二个孩子“价格”很高，且存在手术风险，但从卡尼曼效用函数考虑，母亲此时应该是偏好风险的，加点扩延的成本—受益，仍用贝克尔的家庭效用函数，只要模型作的精妙，母亲的选择完全可以被定义为“最优选择”。

可是，有多少人愿意接受这个解释。尽管，说服力比所谓的“母爱”解释要好。更何况什么是母爱，脑科学完全可以将其解释为是某种化学元素在女性大脑里作祟。那么，为什么在有了脑科学的证据下，在有了经济学合乎逻辑的解释下，人们还是偏好说母爱。

经济学还是可以解释，因为“母爱”解释比“经济解释”，能带来更多的捐赠，从而长期演化中人们选择了“母爱”。但，替代母爱解释的目的是什么。为了告诉世人，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还是为了证明经济学无所不能。而我想问的是，经济学承认解释不了这个母亲，有什么问题吗？非常严重的影响其发展和解释魅力吗？ 这个世界上那门科学是因为其能解释所有现象，才被定义为科学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1-11 1:25:32编辑过]

是否存在超越得失权衡、利益计算的行为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为什么要相信和希望这样的人、这样的行为存在。重要的是，如果lz所说的历史事件是事实，人们为什么要改变历史事实。尤其是关于布鲁诺和贞德，教廷肯定更鼓励传送他们后悔、胆怯、认输的事实。人们为什么不顾当权者的权势威胁去改变事实。我们也许可以找到答案，就是有人想反抗教廷，为了鼓舞大家，篡改了历史事实。那么，lz认为现在人们为何还在宣传布鲁诺和贞德虚假的故事，这样虚假的故事数不胜数，不少人证明了其虚假，但似乎人们就是至事实于不顾宁愿“被骗”，经济学能解释吗？

当然，我们仍然可以从经济学去解释，鼓励、宣扬上述行为是为了利于自己搭便车。我们通常定义的好人，不都是那种将自己的利益让给别人的人吗。但，人们相信和希望超越利益行为的存在，甚至宁愿冒险违背当权者的强权而篡改历史事实去表达这种意愿，真的就是为了更长远的“搭便车利益需要”吗？如果真是如此，人就真的是无限理性，任何短期行为都不该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