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并没有严格规范意义上的经济学，只有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就像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存在真正的企业家一样。这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从本质上而言更像新古典主义，马克思经济学所擅长的利益分析被废弃（现在也不是官方所真正倡导的），苏联范式占据统治地位，它已经沦落成为一门官房学或辩护经济学。在新体制下，舶来的西方经济学迅速成为显学和社会科学皇冠上的一颗宝石。伴随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气息奄奄，西方经济学或市场经济学的全球化在中国得到风向标式的显现。中国的经济学正在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浓缩——华盛顿共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讲，我们是作为西方经济学的道统的继承者和后学者以及最大的一个入室弟子的面目出现的。在此情形下，我们只看见启蒙高彰，本土化无存；只看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见物不见人”，未见对每一个社会个体利益的高度尊重；只看到经济学是不讲道德的，未见正义之社会支柱的存在；只见到重视剩余索取权，却对血汗工资和过劳死充耳不闻；只强调产权清晰和国企改革以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却对掠夺之手的明火执仗的盗窃、抢劫、非法变卖和贿买装聋作哑或公开地称赞。
在社会转型期，中国的经济学（家）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正在或必将表现出（1）集体性失范；（2）集体性越轨行为；（3）集体性失语（德隆事件和科龙事件）；（4）集体性角色混淆（是作为公共经济学家还是作为公司经济学家）；（5）集体选择性记忆（已经学会拿改革开放前后作忆苦思甜）；（6）整体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奖情结化和将自身神圣化和革命化（自喻为理念和方法的先进代表和最大的知识创新者）；（7）集体性失忆（河南济源官逼民富闹剧）；（8）作为一个整体其内部构建的体制化（以海龟或者博士学历提高职业准入门槛和推行文献检索率和引用率等）和等级化（终身教职等制度设计）。（9）集体性的角色扮演；（10）作为社会权力的一极集体性寻租。（11）在社会结构中作为新兴阶级的依附阶层而存在或作为思想精神意识形态产品的生产者、资本的被雇佣者和非物质领域的生产者出现；（12）力图在社会结构和各阶层利益博弈中扮演一个有偏有向的平衡者和仲裁者以及福音使者更以及未来学家。
有一家报刊宣称中国现代经济学的变革刚刚开始。该文列举了其所经历的酝酿、破冰、从批判道融合的开放历程和漫漫征途以及趋势等五大阶段（可参见2005年6月27日的《经济观察报》）。中国人大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提出了一个新的转型中国的经济学变革折衷论。即经济学的现代化既不是纯粹的西方化，也不是纯粹的本土化，而是两者的有机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者西方经济学教条化，都会导致中国经济学的死胡同。但这仍然是一种伪辩证理性。任何变革都是向现实历史基础的回归。因为物质生产方式才是现实历史的基础。社会历史的现实内容包括物质技术结构、交往方式（包括生产关系）和精神观念的生产与再生产。在这其中，马克思认为，一切历史的冲突（也包括历史现实）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矛盾。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无法摆脱这一与生产力的矛盾冲突。根据马克思的辩证唯物史观，经济学属于社会精神观念的生产和再生产。这就如同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也是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过程一样。“分工只是从物质生产和精神劳动相分离的时候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从这个时候起意识才能真实地这样想象：它是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其他东西；它不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一时才能够摆脱世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中国经济学真正变革的唯一可行出路在于社会的全面变革实践。马克思指出，“凡是把理论印象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只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事件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否则，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悲剧和中国经济学的悲剧之所在（权贵资本经济学或精英强势经济学与弱势群体经济学之间的零和博弈）和根源（撕裂断裂社会和解体社会以及绝望社会全面替代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以及自由全面发展社会）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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