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545"><tbody><tr><td valign="top" align="left" width="543" style="PADDING-LEFT: 0px;"><p class="LeftBarFont" align="left" style="TEXT-ALIGN: center;"><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align="center" border="0"><tbody><tr><td>中国经济学的百年回顾和反思</td></tr><tr><td><span style="FONT-WEIGHT: normal; PADDING-TOP: 20px;"><br/>――为《天则年鉴》（2007）而作</span></td></tr></tbody></table></p></td></tr><tr><td valign="top" align="left" style="TABLE-LAYOUT: fixed; ; WORD-BREAK: break-all; LINE-HEIGHT: 29px;"><p> </p><p></p><div align="center"><span class="MainBasicFont" align="center">张曙光 </span></div><p></p><p class="MainBasicFont" align="left"></p><p> </p><p>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学术思想中，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经济思想，但却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如果从1902年严复翻译出版亚当•斯密《原富》算起，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这一过程与近代中国救亡图强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br/>经济学的引入是从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向日本和欧美派遣大批留学生开始的。据孙大权先生（2006）的研究和介绍，从1906－1921年留日学生达55218人，其中法政科（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的最多。1921－1925年留欧学生1189人，其中法政经济185人，占15.6%。1909－1929年留美学生1289人，其中学习经济学和工商管理的267人，占20.7%。如果说留日学生人数多、学历低、传播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早是由日本传入的，一些留日学生，如王亚南、陈启修、王学文等都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那么，留美学生则学历高，大多获得了学士、硕士学位，不少取得了博士学位，且就读学校集中，联系紧密，受美式理论和方法训练比较严格，回国后很快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群体。改革开放后的情况与此非常类似。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借用黑格尔的话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过两次”。并进一步补充说，“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br/>随着留学生的逐渐回国，经济学在国内的教学和研究也发展起来。1913年北京大学招收第一期经济专业学生和1917年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研究所成立首开其端，经济学术社团也开始出现，其中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学术团体是“中国经济学社”。1923年成立，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马寅初、刘大钧、何廉等，此外，还有一批经济学名家（陈岱荪、赵乃抟）、文化界名人（胡适、潘光旦、茅以升、曾昭伦）、商界精英（章乃器、谷春帆）、政界要人（宋子文、孔祥熙、孙科）以及荣誉社员（蔡元培、胡汉民）、赞助社员和团体社员等。<br/>由于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与中国救亡图强的政治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仅学术研究的内容受其影响很大，而且其命运也由此决定，因而颇具戏剧性。实际上，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经济学界可以分为两大学派和两大阵营：一是以“中国经济学社”为中心的现代美英经济学派，战后成立的中央社会研究所陶孟和、巫宝三等虽未入社，也属此列；二是以陈翰笙、孙冶方、薛暮桥、钱俊瑞、徐雪寒等为代表的中国农村经济学派，信奉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王亚南、郭大力、王学文虽与此无组织联系，也属于这一阵营。两大派别的分歧十分明显，相互间的批评和斗争也很激烈，争论的主要问题有：“问题和主义”、“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张问敏，1994）等。从经济哲学立场来看，“中国经济学社”坚持所谓“不激不随”的学术理念和方针，既反对激进的革命，也反对保守成规，一方面质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另一方面批判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一方面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把关注的重心放在城市。而农村经济学派则坚持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认为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主张革命变革和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从考察中国农村经济的实际出发，探寻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和方法。从学术传承、理论范式、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来看，前者承继近现代主流经济学，运用“偏好”、“效用”、“边际”、“供求”、“均衡”等概念，进行边际分析和均衡分析，注重数量关系，而后者则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使用的概念工具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价值”、“剩余价值”、“剥削”等，从事的主要是制度分析。从与现实经济生活和经济实务的关系来看，前者注重研究经济实务，在财政、金融、货币、银行、贸易、会计和统计等方面都有建树，而在理论方面则进展不大。如，何廉、张肖梅编制的何氏华北物价指数以及中国对外贸易价格和数量指数，蔡正雅、陈达编制的上海工人生活费指数，陶孟和和巫宝三关于中国国民所得的计算，刘大钧的全国工业调查报告等；一些社员直接进入ZF部门担任要职，不少社员参与了国民ZF的经济立法与决策，并与工商界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为工商界代言和出谋划策，得到工商界的支持。后者则处于非主流的地位，主要从事农村经济调查研究，为社会革命制造舆论，为共产党联络知识人才和筹措经费，对当时的实际经济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从教学、出版来看，前者中很多人是大学的院长、主任和教授，主持商务印书馆和黎明书局以及《经济学季刊》等数十家报刊，并有大量著作出版。后者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刊《中国农村》为主要阵地，也有不少著作问世。<br/>然而，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特别是1953年的院系调整和向前苏联派遣留学生，两个学派的地位也发生了逆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上升为主流和正统，成为大专院校和广大干部的必修课，而西方近现代经济学则成为经济学界资产阶级思想的代名词，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一直处于挨批判、被取缔的境地。“中国经济学社”于1953年被迫解散，其成员也发生了分化，有人（如何廉）去了美国，有人去了台湾，留下来的命运都相当悲惨，尤以马寅初为代表。因与国民党当局在经济政策问题上发生激烈冲突，1940年12月被蒋介石软禁，由此其政治立场逐渐转向了共产党，1948年底离开上海到解放区，建国后又因在人口问题上与毛泽东发生争论，被罢官免职（北京大学校长），批判斗争，失去言论自由。不少人被打成右派（如巫定三、章乃嚣等）；一些人像陈岱老一样，除了教几节经济学思想史的课以外，再无著述发表；很多在革命成功感召下从欧美回国的经济学家不仅没有受到重用，反而成为各种运动批判的对象，一些人转而以批判西方经济学为业。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学生停课，学校关门，教授被批被斗，知识分子下乡劳改，很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从欧美回国的经济学家更是无一幸免。因而，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除了港、澳、台地区有蒋硕杰、张五常等经济学家以外，现代经济学的薪火在中国大陆几近失传。<br/>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建设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中国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复兴近现代经济学的运动，形成了再一次去欧美留学的高潮，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大大超过了上个世纪初的盛况。据教育部的统计，从1978－2004年，全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81.5万人，学成回国19.8万人，其中，2004年分别为11.47万人和2.5万人 ，且经济学者占到相当数量。随着大批留学生学成回国和一部分原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者完成范式转换，国内经济研究院所、高等院校经济和管理专业以及杂志出版单位几乎全部被现代经济学占领，名为正统和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了。难怪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刘国光教授（2005）惊呼，马列主义经济学丧失了主导地位，主张依靠政治权力夺回失去的阵地，并且在实际上把现代经济学当作所谓新自由主义加以批判。尽管可以把马列毛概邓选作为必修课，也可以拿出大批资金支持“工程”研究，无奈学生不学，学者无心学术，拿不出像样的有价值和有水平的研究成果，仍无法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相抗衡。<br/>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恢复和发展，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重要的一点是，经济学者的专业基础和方法训练有了很大的提高，能够及时了解和跟踪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和现代前沿，不少人能够比较熟练地掌握和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方法，此外也有一些比较好的研究成果问世，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很多严重的问题，甚至有走偏方向和进一步落后的危险。主要是受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过深，商业化、技术化和工具化的味道太浓，不少人把方法工具当作经济学的全部，对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实际不甚了了，缺乏问题意识和理论思维，处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尴尬境地。特别是权力的掌控和金钱的引诱，现有学术管理体制和学术评价制度不仅无法规范学者行为，而且简直是在逼良为娼，出现了学术官僚化的趋势，造成了学界的浮躁以及学品和学风的破坏，恶化了学术生态。作为知识生产的经济学研究除了制造一大堆垃圾以外，基本上处于低水平重复状态，既无法长期和逐步积累，也缺乏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突破和创新。<br/>为了中国经济学的进步和发展，需要唤醒学者的良知和自觉，拿起学术批评的旗子，起码要守住做人和为学的底线。对于现行学术管理体制上的弊端，需要加大揭露和批判的力度，在行动上能够抵制的抵制，抵制不了的，至少要做到洁身自好，绝不能同流合污，推波助澜。那些处于学术领导地位的有良知的学者，应当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营造出一种有利于知识生产和学术成长的小环境和好氛围，在自己的单位内突破现行体制的约束，进行学术制度和学术规范的创新。对于抄袭剽窃之类的学品问题，决不应当放过，这种人是学界的骗子和扒手，从根本上丧失了做一个学者的资格，学界同仁应当共同讨伐，形成一种老鼠过街之势。否则，姑息养奸，此患绵绵。对于学界的浮躁之风也应当严肃对待，很多文章存在着明显的硬伤和常识性错误，一些所谓名家也闹出种种笑话，一些重要刊物也发表了一些错误百出的文章。这里仅举笔者近年遇到的两例。一是《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2期发表的黄勇峰等人的“中国制造业资本存量永续盘存法估计”一文，第394页表7中竟有19处数据错误；二是《经济研究》2007年第9期发表的贝多广和朱晓莉的“试析人民币对外贬值和对内升值并存”一文，表1中有5处数据错误，表6中有5列64行273处数据错误，其中有两列错误是由于混淆了物价指数的变化率和物价本身的变化率（上涨率）导致的计算方法和计算结果的错误。对于前者，笔者曾经写信给姚洋主编，该信刊登在《经济学（季刊）》第6卷第1期（2006年10月）的最后两页；对于后者，本人已两次写信给编辑部，现正等待《经济研究》的答复。在这里，要坚决反对两种似是而非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做法，一是只要所谓学术观点正确，技术性错误和常识性错误可以原谅；二是只要所谓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正确，学风不正和资料错误不必追究。因此，改造我们的学风，仍然是经济学界面临的重要任务。否则，学术上的创新就只能是口头上的高调和大话。</p></td></tr></tbody></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