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意识形态》不仅是一部科学著作，还是一部鲜明的意识形态著作。

它成功地将自己的理论体系与国家意识形态做了正面的沟通，从而为它们的根本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提供了严肃的、独立的、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这种意识形态特征并非写作之先的某种预设，也无法做出这种预设，读者现在看到的绝大多数结论、论证都可以说是研究过程的某种意外，而研究之初的观念绝大多数都被一一否定了。从预设的角度来分析作者所做的研究，国家意识形态理论的内容，本是远离主题不必加以讨论的，然而当本书的理论主体初步具备了之后，作者发现二者之间兼容的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完全可以将二者统一为一个整体，于是预设又一次被抛弃了。

为什么要故作姿态远离政治呢？

既然中国的“政治文化”已经进展到那样的程度，对比一下“文革”时代就可以知道，它已经站在文明之邦的石级之上，它已经有了建设文明之邦的物质基础，因而自然表现出更加开放的意识形态心胸，并且已经用逐步升级的方式表达出了这一心胸，并且这种心胸正是世界历史的大潮流，正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传统，正是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合理性、执政的前瞻性的表现。那么，作者还有何必要闪烁其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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