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发布人类发展2005年报告中写到，中国的财富增长上升了32位，已经实现了将贫困人口在1990年基础上减半的千年发展目标(MDG)，“但是中国减贫的步伐明显地放缓，在1990至2001年期间，超过90%的减贫任务都是在1996年以前完成的。”客观公正地讲，96年之前我们的反贫困工作成就是巨大的，96以后基本上乏善可陈。如果我们应对失误，贫苦指数会出现强烈反弹；。
     艰辛指数是由《中国城镇老年人的贫困与艰辛》一文的作者提出的概念。“艰辛”指数：经济不安全、住房、保健和社会孤立，并与生活方式和性别结合起来。痛苦指数是指由通胀率加上失业率。中国痛苦指数数据(91-99年):2.33、2.36、2.74、3.04、3.07、3.08、3.13、3.09、3.09 ,合计为25.93。说明：该痛苦指数仅仅局限于91-99年，其中97年为顶点，98、98年略有下降并持平；99年至今数据尚未见到，粗略估计应在大于零和4、5间。《中国城镇老年人的贫困与艰辛》一文作者的结果表明，在相当大程度上贫困和艰辛是重合的，尽管不同方面的艰辛重合度有所不同。贫困指数与痛苦指数之间的重合度和离散性关系比较复杂。刘辉漠视妹妹溺水个案以及其它等人伦悲剧个案间接证明二者之间存在较高的重合度；而芳芳先生的对拾荒者的近距离观察也大概证实，二者存在一定的离散性。穷开心的说法也可间接印证这一点。不过，如果考虑联合国的人类贫困指数的内涵之一，即是否拥有体面的生活水平，这二者的离散度或许比较低。又及：美《外交政策》杂志和和平基金会编制的《失败国家指数》用了用12个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指数，按照应对国内暴力冲突和社会紊乱的脆弱程度，将148个国家进行排名，其中前60名刊登在《指数》上。中国因为**没有为国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等原因而位列57位。
北京中央财经大学近日发布的中国税收风险研究报告再次引发外界对中国税收话题的关注，这项报告认为，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目前税负水平高于中上等收入国家，大口径宏观税负水平过高。 2010年8月，中国财政部官方网站发布数据显示，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口径，2007年至2009年，中国宏观税负分别为24%、24.7%和25.4%。之后，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认为，2007年至2009年，中国宏观税负水平分别达到31.5%、30.9%和32.2%。 而在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推出的“2009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上，中国从2008年的全球第五跃居第二，仅排在几乎年年位居榜首、有着过于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法国之后。自2000年中国进入《福布斯》的统计开始，中国的税收负担指数便一路上扬。
此外，在大多数国家，民众的财政负担主要是税收，非税负担比较小，中国则存在大量的非税财政负担——种种杂费林林总总。大陆央视近日调查指出，以北京市场的蔬菜西葫芦为例，从产地到市场，价格竟然翻了20倍。而进城的“最后一公里”费用要比从产地运出来的一千公里费用还要高出150%。最让人惊诧的还不在于中间的加价如此之多，而在于这个加价实际上并未悉数进到菜贩的口袋里，而是被搬运费、摊位费、保管费、高速公路收费、交警罚款等瓜分掉。尤其是后两项，数额之巨，有时弄得司机宁可不要车和货，也不想交罚款。 高税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透明和配以相应的高福利。以北欧一些国家为例，他们的税率高达40%~50%，且税类繁多，但与此同时，其公民也享受着“从摇篮到坟墓”的终身福利，从教育资助、免费医疗、失业救济、老人照料、养老金支付、残疾人救助到单亲父母津贴、家庭和儿童保护等各个方面，无微不至。因此，这些国家的民众大多乐于交税，因为税交出去最终受益的还是自己。尽管这些国家表面上宏观税负高，但**提供了大量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高税负没带来“高痛苦指数”，而是带来了“国民幸福指数”。 反观中国，“上学难、看病难、高房价”仍是民众背上的三座大山。环境污染、贪污腐败屡见报端，“恶性车祸”、强拆考验着民众的神经。中国民众的税负与幸福感并不能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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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姓不相信“幸福指数”
　　几年前，中国国家统计局以及一些地方统计机构就声称推出幸福指数、社会和谐指数等。但每次数据出台，都要受到老百姓的冷嘲热讽。显然，指数并不能真正反映民众的真实内心体验，民众因而不能接受这些关于他们是幸福或者不幸福的片面论断。更何况，比是否幸福更关键的是，民众是否能够自由选择生活方式，民众是否拥有去改变不幸福的现状、或者提高幸福感受的渠道和途径。

指数只是变相的政绩游戏

国民幸福指数评比在国外都是非官方的，尽管不靠谱，却也算得一家之说，毕竟能从某一个侧面比较各国的情况。而在中国，方兴未艾的国民幸福指数却要由统计局等ZF机构来主导，显然，在“数据政治”挂帅的今天，不论采取第一或第二种公式，最后的结果恐怕都不外乎两种：或是变成变相的GDP竞赛，或是变成想让自己排第几就排第几的政绩游戏。

事实上国内有些类似指数统计甚至更不靠谱，据《北京晚报》报道，一项据称在全国6城市开展的“开心城市”评比，居然采用在候车亭安装电子装置、供乘客随机点击的方法来进行，北京最终用如此方式所夺得的“全国最开心城市”称号，含金量如何，怕是只有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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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幸福，要看生活方式是否可以自由选择

幸福感其实与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权有关。按照萨特的自由选择原理，自由选择是要负责任的，即在求生存的选择中要对自我或社会负责任。如果生活方式是民众自己选择的，那么，"我选择，我承受"，对于选择的生活方式不管幸福不幸福，民众的承受力是比较大的，因为是一个自我选择的结果。

相反，如果选择是别人做出，自己只是被动服从，那一旦选择的结果不尽如人意，民众的幸福感很低，那抱怨就会很大。近年来，中国老百姓每每对各种公布的"幸福感"指数、开心指数表达强烈的不满情绪，根源就是如此。在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文化、政治领域，民众自由选择的余地不大，更多的是被政策和体制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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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幸福，要看有没有途径去改变现状

幸福感其实更多来自对“明天幸福”的憧憬——大家都渴望着“明天，明天，明天比蜜甜”。纵使今天不如意，只要有途径、有希望去改变现状，人们的幸福感就不至于太低。今天钱少点没关系，只要明天多起来就好；今天房子小点没关系，只要明天能大起来就行；今天有这样那样的社会不公可以理解，但明天一定要好起来……

但倘在众多国人观感中，医保、社保难以到位，房价却以越来越疯狂的速率攀升；社会上的黑恶现象不见扭转趋势，法治进程总是步履蹒跚；“保护传统”越喊越响，身边的传统却越来越少；“保护环境”越唱越高，周围的环境却越来越糟……则他们非但感受不到“今天的幸福”，也对“明天幸福”的许诺和蓝图无法产生信心，其幸福感只能每况愈下。

幸福其实是很难量化的，是无需也无法排名的，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他们并不奢望看见自己成为“最幸福国度”的国民。那些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要比任何“国民幸福指数”更靠谱。
　　对于各级ZF而言，与其把心思花在调弄那些“幸福指数公式”的游标和螺丝上，不如实实在在地让老百姓收入稳定、福利健全，让毕业生不愁工作，让普通家庭不愁房价。如果暂时还不能让国民们一下都幸福起来，那么至少让大家相信，“我们在努力，明天会更好”。如此，即使在幸福指数榜榜上无名，也不失为一个幸福的国家、幸福的地区，幸福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