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从三皇五帝到清宣统帝退位，可以说帝王将相的轶事名闻构成了中国历史很重要的一块。可总体回顾之，可以发现君主开明则治，反之则乱。其间不仅让我想到古代“朕即国家”的行政模式，于是乎“朕言即制度”是否就可认为是个无偏的推论，再顺势而下，自然是君王的道德品行以及才华能力主宰了当朝的制度效力。如果数据集全，而根据历史评价，君王的个人才能能够很好的加以量化，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两条强正相关的曲线。其均值可能差异很大，但是方差可能非常相近。或许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人治社会条件下，经济绩效的波动幅度加大，且表现出朝代之间和朝代内部的极不均衡。
    相反，如果我们依然能够获得翔实的数据，把欧洲国家的经济绩效给予历史归纳，以工业革命为界限，前后分为两段。分别观察其均值和方差，或许可以发现，前一段历史中，经济绩效的波动幅度较大，而后一段中波动的幅度较小，即进入现代国家发展路径的经济绩效的方差或标准差小于处于非现代路径时期经济绩效的方差或标准差。现代国家之所以现代不在于其先进装备和生产生活设施，而在于其政治架构和政治参与中嵌入了制度化因素，即将人治成分通过制定制度和程序降到了最低。那么，我们或许可以推论：降低人治成分的现代国家，通过制度支撑和程序安排，能够取得更为平稳的经济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