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位驻北京某办事处的朋友回武汉约我出去玩，于是我们一起找那位在驾校学车的朋友去郊区游玩。当我们来到驾校时，发现这里人山人海；这位在北京上班的朋友竟然目瞪口呆，他说还有这么多人学车呀；那以后我们的车能开吗？他说现在他在北京就不能开车了，因为到处限制还是堵的一团糟。看武汉市到处街道上车辆都是一辆接一辆的爬行，就如同排队前行一模一样；如果再增加这么多人开车，这车能走吗？我说中国城市堵车不是老百姓的车多了，而是中国城市是以党政机关为核心的城市；所以我们的城市才堵。如果北京的党政机关全部搬到高速公路的出口，北京还能堵吗。

   是啊！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所有党政机关全部在此；现在不说北京还有老百姓生活，就是中央领导同志上下班的车都不少；再加上如今守大门的都开小车上下班，这北京的车能少吗。如果再加上我们各地区拜访党政机关的人都有小车，就这北京就能堵的一团糟。由于北京还是旅游城市，这人来人往的车能不堵吗。所以说要想北京不堵，党政机关全部搬迁是最好的选择。将党政机关全部搬迁出北京后，北京就只是一个旅游城市了；因而我们城市的小车实际减少十分之九以上，这样的城市还能堵吗？

   当然我们的党政机关搬迁到何处呢，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根据我们现在高速公路的原则，各个高速公路的出口都是党政机关的选择。再在党政机关附近修建工作廉租房，使工作人员实现就近上下班的原则。如果调出单位就退房，从而提高住房的利用率。这样一样我们的小车再多也不影响百姓，因为这些小车出门就是高速。这就迫使党政机关要减少小车，因为高速公路的成本自然使用车成本上升。所以说党政机关搬迁出北京，不仅解决了北京城市的交通堵截问题；而且解决了下面任何单位或个人到党政机关的快速问题，从而使我们的党政机关更加面向和服务基层。

   当党政机关全部搬迁出北京后，我们全国中小城市全部应用这一原则；将各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从中心城市搬迁，把城市还给没有车的老百姓。如省级党政机关全部搬迁到高速公路出口，而市级党政机关全部搬迁到城市的外环入口处。这样我们任何城市都不会堵截了，因为它成为了公共交通为主体的城市现象。一个城市少了十分之九的车，我们任何城市都会是畅通无阻的；而且公共交通的利用率也高，成为真正的现代低碳社会。

   由于党政机关搬迁和城市还给老百姓，我们城市的房地产立即就没有泡沫了；试想一个不允许小汽车运行的城市，这房价能贵吗。现在为什么我们城市的房价贵，全部是有小车的人在城市最中心；结果堵截最严重的地方，实际就是房价最贵的地段。如我们武汉市中山公园附近有个小区，竟然全部是台湾老板的别墅区；每家都有几个车库。而这些人的企业却全部在郊区，于是每天上下班这里就是堵点；因为他们人人有车，个个要到自己的单位去上班；这里能不堵吗，自然是永无休止的堵截。

   再看我们今天城市的堵，全部是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成堵点；也就是说只要是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所在地，这里上下班肯定是堵点。现在我们城市还有一个现象，那就是单位搬迁而生活区却还在原来的地方；而且原来的地盘还有你自己开发。就如同我上次陪同一位英国朋友到武重，结果上班在新厂区的人却依然生活在原来的老厂区；于是每天成群结队的小车从中心城区到郊区，而下班又是成群结队的小车到中心城区；试想这样的城市能不堵截吗。所以我们上次仅仅就为了找个人而花了几个小时，这难道还能不是浪费吗？

    在这到处堵截的时刻，很多人怀念毛泽东时代的生活设计；那就是工作与生活同步的原则。也就是说在工作单位附近建住房，而调离单位后则住房交单位再分配。虽然那时也的确是住房不公，因为领导年年住新房和宽敞的大房；但老百姓却有等待的希望。所以说从公平和低碳的角度看，毛泽东时代应该是最低碳的。如果我们同样按照这个原则，再加上我们的党政机关全部搬迁出城市；我们的城市还是堵的吗？

     不是城市必须要堵，而是我们自己设计的规划必然是堵；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社会，一个没有系统工程管理原则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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