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存款准备金率上调的主要动因
2004年以来，人民银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动因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宏观调控动因，主要是为对冲货币供应量和收缩信贷规模；第二类是资本充足率动因，也就是为了配合资本充足率管理，实现调控货币供应和降低金融系统风险的双重目标而进行差异化调整。但从实际情况看，除2004年4月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是出于资本充足率动因考虑外，其他调整均是为了满足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特别是2007年以来，由于外汇占款大幅度增加，国内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货币信贷增量大大超过预期，存款准备金率上升成为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由稳健变为从紧的重要特征。具体而言，这一阶段存款准备金率上调的动因主要有：
(一)对冲外汇占款
自2003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以年均40%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长，截至2007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已经达到15 282.49亿美元，同比增长43.32%，而2002年末至2007年末的60个月以来，57个月的外汇储备增长率保持在30%以上。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一方面来自于经常账户的巨额顺差，另一方面也源自于FDI和国际游资的大量涌入。有研究测算认为，1999年至2005年，涌入中国的长线投机性资金累计存量近3000亿美元，而仅2005年一年，此类资金数量就达到872亿美元(唐旭，梁猛，2007)。在巨大的贸易顺差和境外资金压力下，我国出现了严重的经常性账户和资本性账户双顺差态势。但在相对刚性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及结售汇制度影响下，大量的外汇盈余转换为央行基础货币，为对冲过多的外汇占款，央行又被迫不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因此，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可以看作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副产品。
(二)应对偏快的经济及投资增长形势
从宏观经济形式看，截至2007年末，我国GDP总量已达到24.66万亿元，较2005年增长11.4%。而月度数据表明，从2005年初以来，GDP增长速度已经连续12个月保持在10%以上。另外，作为宏观经济先行指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2006年下半年有所下降后又迅速回升，2007年初达到25%以上，投资增速明显加快。出于对宏观经济形式由偏快转为过热的担心，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基调也由稳健变为从紧。
(三)抑制货币信贷规模高速增长、防止通货膨胀
由于外汇占款大增，2007年1—4季度，广义货币供应量(M2)分别达到36.41，37.78，39.31，40.34万亿元，而从2005年11月以来，M2增长速度一直维持在16%以上。从人民币贷款规模看，2007年无论贷款增长绝对值还是增长速度都是2003年以来最高的。截至2007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金额已经上升到26.17万亿元，较年初增加36 405.60亿元。从增长速度看，2007年贷款增幅为2006年增幅的1.19倍，而2006年1月以来，贷款月增长速度已经连续22个月超过10%，2006年7月以来，更是一直维持在15%以上。信贷规模快速扩张，贷款总规模不断攀升，其中很大一部分贷款直接推动了房地产市场或通过其他渠道进入资本市场，在资产泡沫逐渐堆积的同时，银行体系风险水平也在不断地增加。
另外一个更为敏感的经济数据是消费物价指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曾经多次为通货膨胀困扰。通货膨胀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再分配和社会问题，通货膨胀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稳定造成负面影响，因而管理者对这一指标异常敏感。2007年5月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物价指数持续上升，到11月末达到106.9(上年末100，下同)，12月末达到106.5，为10年间最高水平，通货膨胀威胁日益加重。由于其他宏观经济指标也显偏热迹象，决策者收紧货币信贷闸门的意图日益明显。
　　二、存款准备金在西方国家的变化情况
从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情况看，存款准备金率在90年代前一直作为信贷总量调节工具，这和我国目前的情况类似；而90年代以后，存款准备金在西方国家的信用调节功能日益减弱。20世纪90年代初，以美、法、加拿大等国家为代表，部分西方国家首先取消了定期存款的准备要求，随后这一做法为其他发达国家采用，目前主要发达国家的存款准备金水平已基本降为0%，大部分国家放弃使用存款准备金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导致以上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与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相比，存款准备金率更多的作用于传统银行机构而不是金融市场体系。在金融市场地位提高、市场参与者日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存款准备金工具对于那些金融市场依赖度高、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影响很小，而对于一般性的存款储蓄机构则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人为制造了不公平竞争。存款准备金的选择性成为其广为诟病的一大原因。
第二，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控功能日益减弱，很难满足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需要。相对于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存款准备金作用剧烈，作用时滞大，不利于央行及时调整货币概览，并对金融市场进行微调。近年来，西方央行在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上日益偏重价格型指标，工具选择上也更倾向于价格型工具，利率指标的重要性远远大于货币供应量，而存款准备金工具作为典型的数量性工具只能作用于银行机构的可贷资金量而不能有效影响金融市场资金价格并引导资金流向，这一数量型特征也导致存款准备金工具逐渐淡出舞台。另外，存款准备金率工具对信用收缩或扩张的影响力度过大，而该工具在实际作用过程中会出现严重的时滞，在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高的国家，这一时滞特征更为明显，使得中央银行主动性减弱，政策适用性下降。
第三，过去二十年间，存款准备金的风险管理功能也在逐渐减弱。随着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和新资本协议的全面实施，资本监管日益取代存款准备制度成为当局对商业银行进行风险监管的主要手段。其主要原因为：其一，在金融创新条件下，规避存款准备的金融创新产品繁多，存款准备要求日益失去了风险监管功能；其二，金融界对风险管理的认识日益深刻，监管者意识到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绝不仅仅是支付问题，支付困难只是银行体系风险爆发后的表现，通过建立存款准备制度或存款保险制度并不能在事前预防银行体系风险；其三，随着全面风险管理思想的深入，以资本监管为核心，资本充足率要求为核心的资本监管模式日益成为各国中央银行控制商业银行风险水平的主要手段。
　　三、存款准备金工具运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006年7月以来，人民银行已连续14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截至2008年1月末，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达到15%，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在货币政策实践史上，如此频繁地在短期内使用存款准备工具是极为罕见的。存款准备金率这一作用猛烈的数量型货币工具却成为人民银行的日常性调控手段，频繁地作用于央行货币资产负债表。但从目前调整的效果看，该工具在货币政策实践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一)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问题
存款准备金作为对冲工具，并不能从根本上减缓由于汇率高估带来的持续的基础货币发行压力，这也正是人民银行不断调整准备水平而却难以从根本上抑制流动性泛滥的主要原因。如果国内汇率持续低估，结售汇制度改革不进一步取得突破，境外资金就会保持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巨大的境外资金压力无法释放，也就无法解决中国的流动性过剩问题。而汇率持续低估，国内生产要素定价过低，不仅无益于内外失衡问题的解决，还会间接鼓励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向中国转移，进一步造成中国生产结构性失衡。面对这一问题，如果仅依靠存款准备金率或公开市场操作对冲过量的流动性，可能减弱“治病追根”的动力，从而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和中国的产业升级带来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