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看来，以贵族政治、领主经济为基本属性的封建制度，存在于西欧中世纪，而他对西欧之外地区前近代社会的“封建性”问题，则持十分审慎的态度，认为封建制并非世界各地前近代社会的普遍制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集中了唯物史观创始人在19世纪50年代论中国与印度的文章12篇，从中可以得见，马克思、恩格斯对前近代中国与印度从不以“封建”相称，而冠以下列名目：“亚洲式专制”、“东方专制制度”；“中华帝国”；“半文明制度”、“世界上最古老国家”；“官僚体系”、“宗法制度”；“摇摇欲坠的亚洲帝国”；“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帝国”。　　
时至19世纪末，恩格斯在论及甲午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变化时，提法仍是“古老的中国”、“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而决不以“封建社会”相称。　　
马克思、恩格斯拒绝以“封建社会”称前近代的印度、中国，决非偶然，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此一西欧社会史模式，并不是普世性的发展系列，在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从氏族社会解体到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历经的是“东方专制制度”，而非“封建制度”。　　
   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不久，初具世界史眼光的中国近代思想家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也把前近代中国归入不同于封建社会的“专制一统”社会：梁启超称之“君主专制全盛之时代”；严复称之“霸朝”；孙中山称之“君主专制政体”；周谷城称之“专制一尊”，“统治于一尊的郡县制度”；瞿同祖称之“中央集权的国家”时期。这些中国学人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大都并未阅读过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和印度等东方国家的文章，然而他们从中国历史的实态出发，对前近代中国的社会属性的判断，与马克思、恩格斯十分相似。上述东西方人士是在各自独立的情形下得出相似结论的，可谓“不谋而合”。借用考据学术语，这种前近代中国“非封建”说，由东西方人士提供了“兄弟证”，而并非是“西学东渐”造成的“母子证”。这更昭显了此一论说的客观性和可信度。　　
　冯天喻　教授在《“封建”考论》中对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不是封建社会进行了论证。　　
   封建制度一词通常用以指起源于中欧及西欧的一种社会政治体制，约开始于九世纪左右，至十一世纪及十二世纪达到巅峰，迄十五世纪乃逐渐衰落。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封建主义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一种以土地占有权和人身关系为基础的关于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中，封臣以领地的形式从领主手中获得土地。封臣要为领土尽一定的义务，并且必须向领主效忠。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封建主义一词指‘封建社会’，这是特别盛行于闭锁的农业经济的一种文明形式，在这样的社会里，那些完成官方任务的人，由于同他们的领主有私人的和自愿的联系，接受以领地形式给予的报酬，这些领地可以世袭。封建主义的另外一个方面是采邑制或庄园制，在这种制度中，地主对农奴享有广泛的警察、司法、财政和其他的权利。”　　
  据作者2002年访问德国，曾泛舟于山川如画的莱茵河中游，目睹两岸苍翠峰峦，每距几十公里，即有灰色城堡耸立，它们或者已成断壁残垣，或者保持着巍峨壮丽旧观，此乃西欧中世纪诸侯林立的封建社会的物质遗存。　　
  中国封建社会有关情况可看《辞源》的解释：“古代帝王把爵位、土地赐给诸侯，在封定的区域内建立邦国。旧史相传黄帝建万国，为封建之始；至周制度始备，爵有公侯伯子男，地有百里（公、侯）、七十里（伯）、五十里（子、男）之别。及秦并六国，统一境内，随废封建而置郡县。汉自景帝平七国之乱以后，虽有封王侯建国之事，但政权归于中央，已非古代封建诸侯国之治”。　　
   中国封建制度起始于黄帝建万国，到周朝封土建国，封侯建爵封建制度达到巅峰，到战国随着郡县制的出现，封建制度开始衰败。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废封建立郡县，分天下为数十郡，郡下分若干县，县下设乡，乡下设亭，亭下设里，成为由朝廷统辖和垂直有序的地方行政体系。　　
   自秦朝以后，有四次实行局部的封建制度：第一次，是秦楚之际的项羽大分封。第二次，是汉初先封异姓王，后封同姓王。第三次，为西晋众建亲戚，诸王雄强。第四次，为明太祖封子侄39人。由此可知，自秦汉以来直到满清中国主体处于非封建社会。　　
   之所以是非封建社会，郡县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郡县制的经济意义，即首先使血缘的氏族落地成为地缘的家族，小农户成为基本生产单位，农业安土作业，束缚于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在我看来这就是马克思说的亚细亚的所有制。在这种情况下，官僚制自然就取代世卿制。与郡县制相匹配的是从贵族世卿制向游士制的转化，进而形成官僚制度。如果说，周代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分级次的世袭封建贵族当政，那么秦汉以下则是由朝廷任命的非世袭的官僚用权。当然，官僚体制内，在朝廷任命的“流官”之下，还有比较稳定的“吏”和“吏胥”，他们往往终身在一地从事行政管理的基础工作。　　
秦始皇建立完备的君主集权的官僚制度，朝廷设三公九卿，地方设朝廷掌控的郡县；汉武帝设内朝以削减丞相的权力；汉光帝罢三公，设尚书以替代相府；宋代政治、军事、财政皆集权于朝廷；至明太祖，罢丞相，去中书省，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皇帝兼领国家之首、ZF首脑权力，君主集权达于极致，此制沿到清末。　　
就官员选举办法而言，秦以后，经汉代荐举，征辟制，魏晋的九品中正制，至隋唐的科举制，终于形成由法定考试办法选举朝廷命官的制度，庶族士子可通过科考进入统治上层，宋人欧阳修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指的就是这种现象。　　
  老同学，探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的真实面目，我觉得非常重要。第一，能使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先是在什么条件下生存的。第二，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找到那些历史经验是我们需要发扬的，那些历史教训是我们需要抛弃的。第三，可以从历史中发现在当前资本主义条件下，那些社会现象是中国人应该坚持的，哪些社会现象是中国人应该消灭的。古人说得好，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应该准确地认识这面镜子。　　
   劳动者　2011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