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军队突袭沈阳，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以武力侵占我国东北领土。“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奋勇反击，无数仁人志士投入到抵抗侵略者的斗争中，拼尽全力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其中，有千千万万像韩子重这样的年轻人。1939年，时年17岁的韩子重给父亲写了一封信，阐明自己奔赴陕北投身革命的志向和原因。今天，距写下这封家书已八十多年，社会变了，时代变了，但这封家书仍然值得我们去读一读。

韩子重（1922—1949）
又名韩谦，四川长寿（今重庆市长寿区）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山西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学习，毕业后在晋东南前线作战，兼任战地记者。1940年，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四川，任中共川康特委军事系统负责人。先后以川陕绥靖公署、四川军管司令部参谋长等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活动。1949年1月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同年11月27日英勇就义，时年27岁。

父亲大人：

为了走的问题，清晨大早，就使你老人家大大的生气，不安得很。同时，更为我指出一两条走的明显的、解决的更好的路。这，宜乎我不该提起什么来了。但是，我最后还要说几句话。这是我最后的一声呼叫，这时我要写这一封信。
首先我要赤裸裸的说明我的走的问题的提起。这除了我向父亲已经说过了的为了学习，为了彻底锻炼身体而外，还得坦白的补充出，我的走，主要的，还有思想问题在。
我们不会眼睁睁看不见事实。同时，我们也不会是超人，千千万万的血淋淋的故事，不会完全对我们没有一点感觉。
事实是这样，中国社会仅〔尽〕有的是盗、匪、兵、贼、贪污、横暴、梅毒、娼妓，堕落与腐化，荒淫与无耻；欺诈、虚伪、人剥削人、人吃人、极少数的资本‹家›、地主、统治者，对千千万人的压榨、剥削、奴役、残害和屠杀。这些，使我不能不产生一种“较激”的思想。因为我是一个人，我也不是聋而且瞎的人。我看见了这些，我也听到了一些些。
我同情他们，而且，我更可怜自己。我不仅看见了一些劳苦者的被压迫，而且，我更看见了本身的危机。小布尔乔亚论经济的不独立，经济的日趋崩溃，一天天的走近被压迫阶级。我看见了小资产者今天被玩弄着，教育玩弄学生就是一个实例。这样，使我不得不想到走，因为我是五官四肢不曾残缺，而且，千幸的又是读了两天书的人。我要求一个合理的社会，所以我提起了走，我过不惯这样不生不死的生活。我知道，陕北最低限度呼吸是自由的。我知道得清清楚楚的，陕北的一切都不是反动的。
我的走，绝无异想天开的企求。我不想当官，想当官我就进中央军校。我不想侥幸有所成功，我知道天下事没有侥幸成功过的。我知道一个叫〔教〕化之成功为叫〔教〕化，都有历史根源、社会条件与本身的努力的。我要想侥幸成功，我就蹲在这儿，依赖父亲了。
西北，是一块开垦中的新地，我们该去那里努力。我们要在努力当中去寻求自己的理想。我知道，我们看见，新西北，是一个开垦中的乐园，自由的土地，这是与世界上六分之一地面的苏联是没有区别的。虽然物质条件不够，但已消灭了人剥削人、人欺侮人的现象了。
同时，在这里我想起了一句话，父亲说：“这个社会不是现在这一批人会弄好的。”试问父亲身外的一批、新的一批人，又是不是依旧是由（而且该由）这个现行的教育制度里训练出来呢？我想不会吧。这是决不会的，这御用的、反动的、统治的教育，他本身根本就不容许你有这样一个想法啊。
我为什么不该走呢？我需要学习，我需要知识，我需要一个战斗的环境，我要肃清自己的依附、侥幸的思想，我需要活的教育。我们看见过去真正够得上说是成功的人物，都不是在御用的教育中训练出来的。可不是！请看一看列林、史太林、高尔基、陈少禹这许多实例。
父亲要我读些踏实的东西，这我百分之百的接受。只是静静的坐下来去研究，这是环境所不允许的吧。在今天能够这样做的，那不是神仙，必然是和尚或者尼姑。不然，今天为什么会有千百万青年堕化、腐化、消极、自杀呢？这样的现实问题是足够说明这个社会的飞旋而进，沿途遗弃了他们了么？父亲为什么还希望他的儿子去这样做呢？我不能够在死尸的身上漫谈王道，我也不能在火燃眉睫的时候还佯作镇静。这请父亲原谅我。
我只凭热情而全无理智，这只是片面的事实，诚然，我不能用理智完全控制自己的情感，但在这样的情形下，谁又能控制自己的情感呢？同时，一个年青人恐怕也不该做一个反常的老年人吧，完全失掉了热情的一个老年人吧！生理学上告诉我们，少年“老成”是病态。国家的青年变成了老年，是这个国家的危机。
父亲，这不是理智不理智的问题啊，这要看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如何。父亲，这里我提出的去开垦处女地，在未有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以前，恐怕这是最好的唯一方法了吧！
自然，我们要在社会上要有了地位、有了权力，那时才有能力、力量来改进社会。但是，要什么地位才算有地位？要是一个什么样的权力才算有力量呢？父亲，这恐怕该说是一国之主吧。但是，这只有五万万分之一的希望呢？这希望是这样的渺小，而任务是这样的大，这不是说明没有做到一国之主时，这问题是没法解决的吗？不然，为什么父亲有着这样一个心肠后，竟到处都处不好呢？何况，做了一国之主后也不一定可能呢，可不是吗？蒋先生一手培植的复兴社、新政学系，都不执行蒋先生的意见，而在某一个时期曾经倒蒋呢？！
父亲说我好高务〔骛〕远，不注意踏实，这部分是事实，但是，我说将来做大学，这时我坦白的说，这是一句谎语，我还没有想到在那年回四川啊。
话说了这样多了，最后我依旧再一度提出走的问题来。我要求准我走，我要一个斗争生活，我要一个跋山涉水的环境来训练我的身体。孔〔孟〕子也说过，天将降重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冻〔饿〕其体肤，我虽然不一定要担当什末了不起的重任，但是，我的身体的彻底训练，这是千该万该的。父亲，我要求你准我走，我怀疑我留在这里或将消极、堕落。自然，我该反“左”的幼稚，但我与脱离现实的生活是弄不拢的。这，我要说明，我不是学校功课弄不好，即或是功课弄不好，我是可以好好的弄的。只是，前线的流血，后方的荒淫，大多数的劳苦者的流汗，绝少数的剥削者的享乐，这样多的血淋淋的故事摆在面<前>，叫我们还有什末闲心、超人的胸襟的静观世变呢？父亲，你如果要我也绝对静下来，可能的，而且很明显的摆在面前的是人性的完全消失，生活力的完全消失。
父亲，请你把你的孩子愉快的献给国家、民族、社会吧。父亲，你知道的，这样的对你孩子的爱护，才是真的爱护。这是给了我一个灵魂的解放。父亲，我祈求你。
父亲，我反复的再说这一句话，请求你能许我走，帮助我的走！甚至运用你为爱国的热情！你的儿子要求着灵魂的解放。专此，敬叩安好！

重儿谨上

五月四日

这是韩子重1939年5月4日写给父亲韩任民的家书。
韩子重写这封家书时年仅17岁，其父韩任民时任国民党成都军管区副司令兼参谋长。为了投奔革命，韩子重毅然离开家乡成都去陕北，临行前留下了这封家书。
在遵从父命与奔赴敌后之间，他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内心也有过激烈的挣扎。但是在贪图安逸与民族大义之间，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他解释自己之所以抛弃安逸生活，参加八路军的原因：“我要求一个合理的社会，所以我提起了走，我过不惯这样不生不死的生活。我知道，陕北最低限度呼吸是自由的。我知道得清清楚楚的，陕北的一切都不是反动的。”尽管陕北地区生活艰苦，但却是自由的，活泼的，富有朝气的，对他这样一位富有满腔爱国热情，无法对血淋淋的残酷社会熟视无睹的革命青年而言，陕北的生活充满了无限的吸引力，革命的理想信念指引着他前进。
对于未来，他充满豪情：“我要一个斗争生活，我要一个跋山涉水的环境来训练我的身体。”折射出一位革命青年排除万难投身革命的热情。
这封信既有理智的分析，又充满激情，不仅反映了韩子重对家人的深情，更展现出共产党人志存高远、勇于担当的高尚品格与坚定的理想信念。

中华书局1912         2022-09-18 09:00              发表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