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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台湾的地方自治
到了台湾，一定要力行民主政治，而且要做得比共产党更好；要把台湾建设成“三民主义模范省”，来跟共产党竞争。
（台湾）最重要的是政治方面的改革。根据蒋介石的规划，除了党的改造、土地改革、经济建设之外，还要推动新的、有政策、有效能的政治。1950年元旦，他提笔写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自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对于党务、军事、政治与政策、组织教育及作风与领导方式，皆须彻底改革重新来过。”同时在当年的“大事表”上，他又认真地写下“地方自治”四个字，决心要在台湾实施民选县市长，并把它列为当年最优先办理的事。
地方自治？真的还是假的？台湾从日本殖民地回归中华民国，不过5年，台湾人民从没有担任行政主管的历练，更没有直接选举的经验，怎能实施直接选举？更何况，国民党迁台仅仅几个月，政经社会都还不稳定，1950年初的台湾内外交困，物价飞涨，社会动荡不安，海峡对岸的解放军随时可能解放台湾。百废待兴，怎么说，地方自治都不是当务之急。台湾有什么条件来做？蒋介石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胆量和决心实行地方自治？
蒋介石自然有他的考虑。他认为，实施地方自治，一方面可以“使大家在政治上获得真正的民主，获得真正的平等”；另一方面，通过推动地方自治，可以安抚台湾人民，稳定局面。还有一层，内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不断以“政治民主”号召人民，给国民党极大的压力，无奈兵荒马乱之中，蒋介石有理说不清。所以，到了台湾，他一定要力行民主政治，而且要做得比共产党更好。所以，蒋介石立志要把台湾建设成“三民主义模范省”，来跟共产党竞争。他的日记透露了这个心思：“以政治经济的成果为反攻大陆恢复民国之基本武器，来与共俄斗争，以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新中国。”既然“退此一步别无死所”，还有什么好犹豫的？于是蒋介石痛下决心实行地方自治！
果然，省政府及党内立刻有人反对，蒋介石身边的人也表示疑虑。他们质疑：国民党在台湾还没有站稳，这个时候实行地方自治，未免不切实际、好高骛远。也有人担心，社会尚未完全稳定，选举恐怕会给地方带来骚扰，造成地方派系恩怨。更多党政干部担心，自由选举对国民党不利，因为大多数公职将由人口较多的本省人取代，外省人的地位必受影响。还有人怀疑台湾人过去从未有过行政管理经验，当选者可能不能胜任行政领导的工作。
对于这些顾虑，陈诚和行政法学者阮毅成（也是国民大会代表，大陆时期曾担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10年）曾有过一番谈话。陈诚最担心的是，这个时候推行地方自治，是否不切实际，又恐怕徒然引发地方恩怨。阮毅成表示：“非常时期最能完成正常工作。”他以自己抗战时担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实行县政改革的亲身经历，说明“非常时期，人们对政府的信赖加强，政府的信誉提高，新政反而容易推行，政令也容易贯彻”。至于地方恩怨，他特别提醒陈诚，选举如要成功，最重要的是必须“大公无私，选贤与能”。如能做到这点，就不会造成不满和地方恩怨。陈诚听了他的分析，表示：“这更加强了我在台湾实施地方自治的信心与决心。”
早在1949年7月，蒋介石就指示陈诚成立“台湾省地方自治研究会”，先行研究实施的内容及步骤。从1949年8月到12月，四个月间，研究会举行了三十几次会议，有时一开就是连续三天，从早到晚，十几个小时下来，没有人觉得累，反而个个精神抖擞，觉得自己任重道远。
1950年4月通过“台湾省地方自治法规”，随后台湾省政府颁布了16项“法规”，例如“台湾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台湾省各县市议会议员选举罢免规程”、“台湾省各县市长选举事务所组织规程”等，开始循序执行下列事项：调整行政区、整理自治财政、充实自治教育、厘定自治“法规”、训练自治人才。
准备妥当后， 1950年7月2日开始实施选举。先是改选县市议会的民意代表，其次选举县市长，然后选举省议员及地方基层代表，最后则是选举省长。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配合地方自治，增加地方财政资源，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在1950年9月特别通过了一项决议，把烟酒及林业的管理和税收改由地方政府接手，这样地方政府有了税收来源，才有预算来推动地方事务。
（www.earm.cn/田成杰2016-9-3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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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台湾往事：台湾经济改革故事（1949-1960）》，郭岱君/著，中信出版社，2015年5月第1版。
(2016-05-27 23:34:52)(2016-05-06 10:0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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