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革命”的定义：“打破不公平的现存制度的行为，但这种行为常常遭受既得利益者的镇压而不得不需要"革命者"做出一定的无私奉献乃至生命的牺牲。”
利益驱动。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变迁”的动力的解释是，“革命者”预期到改革的成本小于改革利益，于是就像风险投资于技术创新一样愿意投资改革献身于“革命”事业，这种“革命者”可以是体制内的（因为受到外力的威胁而主动牺牲自己的短期利益---改善自己的现存制度，以获得长期利益）、也可以是体制外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革命”，我既然活不成、你也别想好好活）。但是，这种唯利是图的动力论不能很好解释长期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更不能解释“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英雄气概。
非理性行为。这种观点认为，一个人的“革命”行为是情绪激愤而导致的，所谓“拍案而起”（如宋江杀妻而被迫入梁山）“不怕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如荆轲刺秦王）。诚然，面对无力抗衡的政权暴力弱民往往选择“人体炸弹”式的抗争确实不是理性计算的结果。但是，那种暴烈性格、火药性情的人确实常常成为“革命”的导火线，这次没点燃，下次有可能点燃的，当统治者成为“消防人员”时就该反省自己了。
爱的力量。普鲁米修斯盗取火种给人类而甘愿接受宙斯的惩罚。耶稣基督为了唤醒人的理性与爱而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上。马克思精心打造《资本论》，也是因为要推进人类的正义和公义的进步。我国上世纪初的老一辈革命家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强盛而奋不顾身、前仆后继大多是因为对祖国和人民的伟大的爱。古今中外都不乏反抗强权、伸张正义而杀身成仁的大英雄。这些人是“革命”的领头羊。
自尊和自我实现的动机。有些人天纵聪明，但在体制内因为缺乏世袭的力量，没办法受到尊重，于是，总是在寻找突破口使自己的才智得以实现，从而一举成名天下知。有些人天生才干大，而体制鱼塘小禁锢了其成长，于是必须自己开辟新的天地。当时势需要，这些人应运而生成为“英雄”人物。这些人也往往是“革命”成果后的“被烹之走狗”，例如韩信之流。反之，一些体制外的边缘力量也可能被“统治者”利用成为“反革命”分子，例如汪精卫在国民ZF里当不了老大，就跑向日本人当汉奸“老大”去了；这些人更是“遗臭万年”---也许这就是他们干坏事的真正目的吧。
我举张的“革命”动力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爱+理性。爱是利人利己的，爱是人类共同进步的，爱是人和万物和谐共存的；理性是智慧的、创新的、自由的、系统的。盲目的爱，例如日本军国主义的“爱国主义”、邪教的“自焚”行为，只能带来荒唐和白白的流血牺牲。没有爱的破旧立新带来的只是新的更大痛苦替代旧的较小痛苦，例如现代社会物质技术引致的环境的破坏、现代社会分配不公带来的人心浮躁。
“革命”要谨慎，宁要不“革命”，也不要没有科学精神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