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诺斯解释了为什么会存在无效率的制度。他的答案可以归纳为三点：
（1）专制制度的存在。
我们知道，专制制度的特征是，人的权利是不平等的，社会中一部分成员的利益可以凌驾于另一部分成员的利益之上，换句话说，也就是，统治阶级的利益高于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当两者的利益不相容时，后者的利益要服从前者的利益。于是就可能会存在这种情况：一种制度，虽然从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的角度看是无效率的，但它却非常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只要统治者仍然掌握着制定政策的权力，那么这种制度就会成为该社会的选择。诺斯说道：“在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我放弃了制度是有效率的观点。我认为，统治者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会修正产权，而由此造成的较高的交易费用会导致很普遍的无效产权。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历史进程中和现在广泛存在的不导致经济增长的产权。”
（2）不完全信息和主观主义。
我们知道，制度总是由人来制定的，也就是由所谓政治企业家们来制定的。而要制定一个有效率的制度，需要大量的准确的信息。但信息常常是有成本的，而且有些信息可能即使付出了成本也不一定能得到。因此，政治企业家们常常是根据不完全的信息而行事的。信息不完全，就要靠主观想象来填补，因此在制定制度的过程中，人们的一些主观主义的思想观念（如宗教信仰等）也会产生很重要的作用。既然如此，那么人们犯错误的可能性就是存在的。用诺斯的话说：“行动者常常根据不完全信息行事，并且他们常常通过想象来处理信息，这样就可能导致无效的路
径。”
总之，就象我们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有时会走错路一样，政治企业家们常常也会走错路。我们走错了路，顶多也就是浪费上一点鞋底子和个把小时时间而已；但政治企业家们若走错了路，就可能会把一个社会几十年、几百年地领到一个无效率的泥坑里去。
（3）相对价格的变化。
一种制度，在它建立之初，它可能是有效率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相对价格的变化（即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它也可能逐渐变成无效率的。在回答完这个问题后，诺斯又回答了上述第二个问题，即“为什么有些无效率的制度会长期存在而无法改变？”
为回答这个问题，诺斯借鉴了由经济学家阿瑟（W.BrianArthur）所提出来的“技术自我强化”理论，并将其推广到了制度领域，从而提出了“制度自我强化”的理论，即“路线约束”理论。
“技术自我强化”理论的大意是：一种技术一旦首先发展起来，并投入了应用，它就会以一种良性循环效应而使自己在市场上的地位不断强化，并直至统治整个市畅Ｕ馐且蛭，新技术的采用往往有一种收益递增的性质，即其收益率会随着其应用范围的扩大而提高。于是，它被应用得越广泛，其收益率就越高，从而其地位就越巩固；而它的地位越巩固，它也就被应用得越广泛……这种良性循环会使它在市场上的地位越来越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某种比它更先进的同类技术出现，但是由于后者晚到一步，市场已经被前者统治，因此后者在市场上也很难有容身之地。（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技术的“先发优势”。）
构成这种自我强化机制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四点：
（1）规模效应。即，为推广技术所投入的大量的初始成本或固定成本，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产生单位成本下降的好处。
（2）学习效应。随着一种技术的使用时间的延长，它本身会不断地得到改进，从而使其成本更趋降低。
（3）协作效应。随着一种技术的不断推广，其他的各种经济活动也逐渐采取与之相配合的方式，从而产生出合作效益。例如，随着电脑的不断流行，家具商们会生产出各种电脑专用的桌子来与之相配合，从而使电脑的使用更加便利。

（4）适应性预期。一种技术在市场上的地位不断上升，会加强人们相信它的地位会进一步巩固的信念。例如，一种电脑软件的流行范围不断扩大，人们便会相信它被使用范围会进一步扩大，从而也就越愿意接受它。
这种自行强化机制会产生如下三种结果：
（l）多种均衡。在各种条件给定的情况下，满足均衡条件的解决方式可能并不是唯一的，而是有多种。换句话说，即使前提条件给定，其结果也是不确定的。
（2）可能的无效率。在均衡的条件下，居于支配地位的解决方案可能并不一定是最有效率的。
（3）路线约束。某些小的偶然的事件可能会导致某种特定的解决方案居于支配地位，而这种解决方案一旦居于支配地位，它便会走入一个特定的路线而难以再返回。（例1：同归的三岔路。例2：拼音文字与象形文字的分道扬镳。）
诺斯认为，这种关于技术变迁的理论，也同样可以被推广的制度分析中来，阿瑟所说的四种自我增强机制在制度领域都是适用的：
（1）规模效应。设计和推行一项制度也须投入大量的初始资本，而随着这项制度的推广，单位成本和追加成本都会下降。
（2）学习效应。制度的运行成本也有随着其运行时间的延长和制度的不断自我完善而不断下降的趋势。
（3）协作效应。一项制度的建立会导致一系列与之相联系的其他制度和非正式规则的产生，同时还会引导许多与之相联系的互利组织的产生，以及相应的投资。而这些与之相配合的制度和组织的产生，会使得该项制度的实施成本更趋降低。
例如，大锅饭制度的长期流行，会导致一种平均主义道德观念的产生，而这种平均主义观念又会对大锅饭制度起到一种加强作用。因此，当改革之初人们的收入出现一定程度的差异后，便引起了大量“红眼博毕窒螅而这种“红眼博毕窒笥侄愿母锊生很大的阻碍。
再如，太监制度的建立，诱发了一些专门从事阉割业务的交易组织的产生。这种交易组织的产生，大大便利了太监制度的实施。
（4）适应性预期。随着一项制度实施时间的延长和实施范围的扩大，人们对于该制度的生命力的信心会不断加强。
总之，制度系统的这种内外部的相互关系，会使制度的运行产生一种收益递增效应，而这种收益递增效应会使制度具有一种在其原来的路径上始终保持下去的惯性。诺斯认为，正是这种“制度自我强化机制”的作用，使得一个社会一旦选择了某种制度，无论它是否有效率，都很难再从这种制度中摆脱出来。
不过，制度毕竟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与反映人对物之间关系的技术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影响二者变迁的因素方面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其中最大的一个不同点就是，制度的变迁除了受上述技术性因素的影响外，还要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影响。并且，与前一类技术因素相比，这后一类因素还显得更为重要。换句话说，人们在选择一种制度时，不仅要看它是否有效率，而更重要的是还要看它是对谁有效率——对你有效率和对我有效率，有着天壤之别。如果我们将这后一类因素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来概括一下的话，那就是“既得利益约束”（虽然诺斯并没有使用这一术语，并且也没有把它独立地列为造成影响制度变迁的路线约束的因素之一，但他在一些地方表述了相同的意思）。因此，我认为，应当在上述四个影响制度变迁的技术性因素之外，再加上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既得利益约束。
（5）既得利益约束。任何制度的变迁都很难使所有的人都得到正的纯收益，并且往往它还可能会使一些人的利益遭受损失（至少在短期内如此）。因此，一种制度能否得以实行，就要看一个社会的决定政策的权力掌握在什么人的手中。如果一个社会的决定政策的权力不是掌握在社会大多数人的手中，而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那么，即使存在一种对社会大多数人来说是有效率的制度，但只要它对少数决策者是不利的，会使他们的既得利益受到损失，这种有效率的制度也很难得到采纳和实行。并且，即使其他人试图对现存制度进行变革，他们也会竭力地予以压制，以维护既存的制度。当然，如果一个社会的决定政策的权力是掌握在社会大多数人的手中，便不会存在这种社会利益与统治者利益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对制度的选择，就仅仅受技术因素的制约，而不会受到既得利益因素的制约，从而制度的选择也就会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制度变迁的路线依赖特征（Path-dependent Character）也就会较弱。
（心文整理，摘自《人民日报》网友之声 2001－1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