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晓琳 中欧商业评论 2022-12-14 12:00 发表于上海

自中国金融业起步以来，资本与权力的博弈，从未停止。在一次又一次的对峙中，最终失败的永远是资方。
在最新出版的长篇人物传记《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中，当代作家、学者赵柏田以民国金融缔造者张嘉璈作为枢纽性人物，书写了在资本与权力的对立、依存、冲突、纠缠中，壮志未遂的一代人的故事。
置身金钱政治的漩涡，张嘉璈不断在行动，也不断在失败。1949年，他离开大陆，由一个行动者变为静观者。作为建立中国近代金融组织基础的重要人物，尤其是战后与恶性通胀缠斗多年的败北者，张嘉璈在后半生做了深刻的反思。他不想谴责，也不想辩护，只希望能引以为前车之鉴。
大时代里的这一群人，他们之所谋，在于实现商业的现代化，而时代的命运却屡屡让他们沦为赌场上随意丢掷的筹码。成败得失，功罪千秋，他们的所思、所谋、所为，影响了后世中国，亦是时代的遗产。这是作家赵柏田关注民国金融战事的最初动机。
赵柏田出生、成长于王阳明的故乡浙江余姚。他上学时每天经过王阳明的故居瑞云楼，往南10公里，则是另一位明代大儒黄宗羲居住的小山村。“小巷通往前方，就是历史无穷的幽暗之处。下雨了，你在檐下躲雨，翘檐的那个屋子也有故事可寻。”这样的成长环境，使赵柏田对历史和叙事抱有双重热情。
在过去6年中，他出入浩如烟海的民国金融财政史料，与南北金融界的精英们日相过从。2016年之前，他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研究晚明。他擅长书写时代夹缝中的人物，这些人在消逝的年代晦暗不明的光线里走动着，也曾蓬勃地生，但又无一不是失败的。
事实上，赵柏田在自知或不自知中也被纳入到了王阳明、黄宗羲等人开创并延续的南方文人传统，标志是修身与经世并重。这也许是他近十年以“现代性转型”为写作母题的重要原因。历史总在重复，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大概也是黄宗羲把一切史学视作当代史的务实经世精神之根源吧。

“有魂”的行动者

在赵柏田看来，时代丰富而又宏阔，写家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有一个方法，就像在墙上挂一张挂毯，只需找到几个点就可以支起整个挂毯。
他的“中国往事”的书写，最初聚焦对象是知识分子和文人，由于中国近代社会演变的特殊性，他又关注了铁路（保路运动）、外交（巴黎和会中的中国外交家）。
一般观点认为是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在引领历史，忽略了经济层面，但其实，经济层面的影响才是起决定作用的。回顾一百年来中国的近代化史，实业家和金融家大大地助推了中国的现代性转型。基于这个判断，赵柏田将民国的金融家和实业家作为他“现代性书写”的重要拼图。
甚至，写什么有时不是由作者自行决定的。在对材料的研读中，张嘉璈自动走到了赵柏田的面前。
张嘉璈服务中国银行23年（后担任央行总裁），经历了近代史和中国金融史上一个又一个重要节点、一次次金融和商业危机，与“南三行”“北四行”一批有着自由经济思想的银行家们一起，为建立独立的金融市场、推动商业现代化，乃至整个近代中国的转型，作出了重大贡献。
而中国初代银行家的经验与教训，会给当下的同人们提供重要的镜鉴，比如国际视野、专业态度、担当精神。
赵柏田讲述，张嘉璈初出茅庐便曾遭遇一次空前危机——他担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时，与当时的上司宋汉章，联手抵制了北洋政府的停兑令。
1916年，袁世凯为了以武力震慑西南，急需大笔军饷，再加上登基筹备费用浩繁，便要求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兑换券，充作军费。军队不要纸币，只要现洋，怕引起哗变，政府便动用银行库存现银发给军队，引起两行现银库存大量下降。国务总理段祺瑞下达停兑令，勒令中、交两行已发纸币和应付款项，一律不准兑现与付现。
恐慌情绪迅速蔓延，挤兑之风愈发高涨，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宋汉章、张嘉璈详细计议后认为，如遵照命令执行，“则中国之银行将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且中国整个金融组织亦将无由脱离外商银行之桎梏”。
以国家银行的地位而抵制中央政府的禁令，这不仅需要过人的胆识，更要谋略。
一个细节可佐证初代银行家的谋略。为了避免被政府撤职或逮捕而导致抗停兑功亏一篑，宋、张采取了“自我诉讼”的方式来延宕政府法令。停兑令下达的当天下午，两人紧急拜访了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常务董事蒋鸿林，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等人，商定由“南三行”的朋友们以中国银行大股东和持券人的身份分头向法庭起诉。依法在诉讼未判决期间，北京当局不能逮捕现任经理、副经理。
宋、张二人通力合作，再加“南三行”领袖的鼎力支持，使这场世纪初的金融风暴没有波及上海。这一年，张嘉璈28岁。和他一起抗停兑的“南三行”其他年轻银行家中，李铭29岁，日后被称作“中国的摩根”的陈光甫35岁，年纪最大的宋汉章也仅45岁。

◎抗拒“停兑令”事件使成长中的上海银行家群体走到历史的聚光灯下。图为宋汉章（前排左一）、张嘉璈（前排左二）、陈光甫（后排右一）、李铭（后排右二）

赵柏田在书中写道，此时正当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欧战方盛，列强无暇东顾，中国本土的实业和金融业得到这一休养生息之机，竟也蓬勃生长开了。肇始于甲午战败的中国自由资本主义，迎来了一个长达十余年的“黄金时代”。银行家们如过江之鲫会集上海，他们的遇合故事，创造着上海的财富神话。
这些上海新式银行家，大多有留学背景。他们在金融财政方面有着几乎相同的知识背景，又有着共同的志趣。他们的梦想和野心，是本着现代意识、进取精神和民族主义热情，建立不依赖于政府的金融市场，并建立进行金融交易、执行金融契约必不可少的制度基础，最终推动商业现代化，乃至整个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这是一代银行家的“魂”，也是他们的人生职志与担当所在。

救命的道德主义

赵柏田认为，张嘉璈个性中最突出的有两点：第一，他是一个有“魂”的人；第二，他是个道德主义者。
中国银行的前身是大清银行，初期在人事上，沿袭了清末官督商办的作风，高层行员不乏官宦背景。各地各行的营业处，铜柱环绕，冷冷冰冰，有如官厅。而经理、襄理们的主要工作，也都是周旋于官场，或对付需索，或一起发财。张嘉璈在这样的国字头机构中引入了道德和纪律，改变了陈腐的空气。

◎大清银行第一次会议官商合影

掌舵中国银行后，张嘉璈大量扩充“商股”，像挤柠檬水一样把“官股”挤干了。到1923年底，商股已占全部股份的99.75%，张嘉璈硬气地在《银行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银行业最危险的倾向，是“喜与政府结缘，以与政府往来为惟一之业务”。
赵柏田认为，张嘉璈“道德主义”的来源是儒家传统教育和新式教育的结合。他从小跟着名儒读“四书五经”，身上天然有着儒家底色。14岁时又到上海广方言馆接受新式教育。附设于江南制造局的上海广方言馆，是洋务运动这棵树上所结的一枚小果，老师中既有旧学深沉之士，也有术业有专攻的西文教习，张嘉璈很早就明白“世界上除了做八股及我国固有的国粹之外，还有若干学问”。
一战后，全世界弥漫着怀疑主义情绪，梁启超曾怀疑科学能否给人类带来幸福，知识界还有过科学和玄学的大争论。同一时期欧洲出现了民间道德组织，张嘉璈就参加了“道德重整会”，他相信通过自身道德的塑造，能逐渐达到改造国民性甚至改造社会的目的。
1922年他有过一次重要的反思，认定是道德和操守拯救了自己，让他在凶险莫测的北京官场免遭倾覆。他决定做得更透明，把个人薪金收入交给行中庶务经管，以示不蓄私产、不存私心之志。至于某些股东背后对自己议论纷纭，他也视作训练民主政治的最好机会，尽力去了解对方的立场，避免加深怨尤。总之，“诚恳”和“容忍”是他到北京五年、碰了无数壁之后，所得到的最大的“体认与教训”。
令赵柏田印象深刻的是，张嘉璈在中国银行的股东会上做年度报告时，从不照本宣科，每次讲话洋洋两万字，除了谈及业绩和挑战外，还会延伸阐述他对时局和社会的看法，几次讲到如何改造国民性。
除此之外，他在中国银行内部发起了一个通过提振道德改变行业风气的组织“冰封社”，号召同人们以“高”（高度）、“洁”（洁身自好）、“坚”（意志坚定）来相互砥砺。他相信，建立在契约精神和团结之上的商业道德可以改良中国的政治，1934年他考察内地在重庆演讲提到“商业道德正预示着中国未来的高度”，至今仍有启示意义。

◎1929年7月，张嘉璈、陈光甫在荷兰姆斯特丹出席国际商会会议与各国经济学家、银行家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