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改革不能让“主流”经济学家再继续搞乱了

——建言《国有企业改革》之一——

目前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的问题

关于目前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的问题已由很多文章进行研究和阐述，其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理解为“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从而造成了董事会与经理层、董事长与总经理的职责权限不明确。

（二）董事长和总经理都由上级任命和委派的情况下，彼此同级，总经理事实上并不对董事会负责，经理（层）藐视董事会决议，进而不执行董事会决议或自行其是的事在所难免。其结果是"制"大于"衡"，董事会制衡机制难以奏效。

（三）由于经营管理层占据董事会的大多数席位，形成内部董事占优势的格局，董事会企业都处于内部人控制状态，董事会的经营、决策机制无法实施。

　　（四）由于董事会成员与经理人员高度重合。总经理没有充分、明确的授权，董事长、总经理之间"越位"和"缺位"的问题十分突出，经理层缺乏股东价值观念，导致损害股东利益。

　　（五）监事会与董事会平行的公司监事会仅有部分监督权，而无控制权和战略决策权，无权任免董事会成员或高级经理人员，无权参与和否决董事会与经理层的决策。使监事会只是一个董事会控制的议事机构。

到目前为止，国资委官员、央企董事会、经理层乃至许多外部董事还存在一些公司治理结构认识上的模糊。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管理机制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

国有企业改革让中国的“主流”经济专家学者搞乱了

为什么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处于非理性状态，经过近20年的改革历程尚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呢？。

其原因是十几年来，中国的经济专家学者热衷于宣传所谓国外的先进经验、理念、理论等，到处报告讲演，把本来就似是而非的概念搞地更加混乱，自改革以来，从“两权分离”——“人力资本”——“CEO”——“全面私有化”——“管理层收购”等……

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本人认为，危害最大的是魏杰教授关于“人力资本”“CEO”的论述，魏杰教授在2001年前后，在全国各地讲演、报告，宣传人力资本概念，让刚刚开始的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接受所谓的实际上是连魏杰教授自己也说不清的“人力资本”“CEO”概念，当时正值推进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两权分离”，由于“人力资本”“CEO”概念非常适合国有企业管理者的口味，所以很快为国有企业管理者所推崇，“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中途夭折。把刚刚从计划经济开始转型的国有企业改革推入了一场管理层争夺股权的混乱之中。当时处于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担心，在2001年8月本人发表了“国有企业不可被CEO搞乱” 、2002年11月发表了“人力资本概念的准确性质疑 （致魏杰教授的一封信）”两篇文章，几年过来，事实证明“人力资本”、“CEO” “管理层收购”是一脉相承，结果仅仅用5-6年的时间，因“人力资本”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是上千亿还是上万亿，大概没有什么人能够说清楚，当然相当一部分人根本不愿意说清楚，但宣扬“人力资本”、“CEO” “管理层收购”的经济学界著名人士，因国有资产流失赚了个锅满钵满，魏杰教授在短短的几年用“人力资本”大概赚了上千万了吧！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上，魏杰教授比那些对国有企业恨之入骨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的胡言乱语还不失教授风格，没有像一些完全不负责任的经济学家，为达到彻底消灭国有企业，肆无忌惮的宣扬各种私有化、腐败有理、改革就是牺牲3000万老工人等等谬论：

“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

“通过腐败搞垮公有制来促进私有化。公有制是一个大饭碗，需要有人往里面吐唾沫；有人吐唾沫后，其他人认为这碗饭不能吃就走开了，一碗饭就属吐唾沫的人私有人。”

“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

让“改革进一步推进，腐败适度存在”

国有资产怎样改制？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

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

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

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

国有资产早流动，少损失、多受益；晚流动，多损失、少受益；不流动，则大损失甚至全损失。

我不知道，主流经济学家以上的言语是不是从经济学中获得的灵感，还是借国有企业改革发泄对社会的不满，难道为利益集团服务就可以必须牺牲3000万老工人一代人吗？难道必须通过腐败搞垮公有制来促进私有化吗？

为什么真正关心国有企业改革的经济学家的论点不为高层重视

本人研究国有企业的管理已有十几年了，非常同意2004年8月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侯若石教授，点名批评了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等三名经济学家的某些理论观点，认为他们的改革理论是“嫌贫爱富”，是从西方搬来的并且已经落伍的、正在走向没落的理论。侯文同时尖锐地指出，三名经济学家鼓吹的英美式“现代企业制度”绝对不适合我国国企改革的模式的观点。

侯若石教授的主要观点如下：

“事实说明把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变更和股权赠予说成制度创新是荒谬的。”

“在一些地方，经理人收购成为产权变更的主要方式。从生产组织方式变化的历史看，这就是历史的倒退。企业实际上成为家族企业；在企业发展历史上，这两种企业制度都是最原始的企业制度。”

“把股权赠予搬到中国来，作为激励经理人的方法是极不合适的。”

“现代企业制度忽略生产能力的发展，片面强调交易成本和激励机制是完全错误的”

“由于“高管”获得股权，成为企业大股东，造成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二为一，混淆不清，出现了所有者缺位现象。使得现代企业制度及其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的法人治理结构遭遇挑战。”

“把民主化与官僚体制划上等号的观点，不仅是一个逻辑错误，而且是无视劳动者作用的立场错误。”

“张维迎、厉以宁、吴敬琏三位学者主张的公司治理方向导致了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

“如果按照张维迎、吴敬琏、厉以宁等人的那种只为富人服务的现代企业制度的主张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把产权变更和股权赠予视为制度创新，那就只能是国有企业的全面私有化，只能是损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

郎咸平教授关于停止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重新建立起职业经理人制度的论点是值得重视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