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融体系效率的国别差异和全球经济失衡的关系
一般说来，在一个金融体系效率高、资本市场相对发达的经济体中，家庭和企业资金的可获得性强，储蓄率就低，同时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高，投资的水平也相对高，使得经常项目容易出现逆差，并靠资金的净流入来为经常项目逆差融资。反之，金融体系效率低、资本市场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则容易出现经常项目顺差。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进一步放开资本市场，国际经济、金融一体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储蓄可以在国际上更大范围内灵活配置，一国金融体系效率和金融市场发展对其经常项目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两者的相关性会更明显。
从实际情况看，各国经常项目顺差或逆差的分布情况和各国金融体系的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有对应关系。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最大，但同时美国的金融体系效率也最高，金融力量也最为强大。美国的经济实力占全球的33％左右，但其动用的金融资源超过了全球的一半。通过发达的、充满创造力的金融体系，美国吸引了国外大量资金流入，压低了国内利率，一方面带来旺盛的国内投资；另一方面，家庭由于财富效应和可以借债消费，储蓄积极性大大降低；同时，由于融资成本低，ZF可以轻易地低成本地为财政赤字融资，进而放松了财政约束。企业投资扩大、家庭储蓄意愿降低和ZF财政赤字增加，共同导致经常项目逆差增大。外部资本流入在维持了经常项目逆差的同时，又以FDI的方式输出，“帮助”金融体系效率低的国家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美国则从中赚取金融中介的输出收入。从历史纵向看美国同外部世界的金融关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后就一直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美国，实际上经历了从“世界银行家”向“世界风险投资家”角色的转变(Gourinchas and Rey，2005)。开始美国主要借短(外国愿意购买美国流动性强的美元资产)贷长(美国向国外供给长期贷款和投资基金)，正像一个银行的行为。之后美国越来越由对外长期贷款转变为FDI，而且从20世纪90年代，转为FDI和股本投资并重，而同时美国的负债结构仍然是原来的低回报、低风险资产。这样，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越来越像是扮演“世界风险投资家”的角色。
除美国外，属于普通法系的资本市场发达的英联邦国家也存在较大的经常项目逆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包括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但是属于大陆法系的资本市场相对落后的发达国家却出现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逆差，比如德国、日本和韩国。对此现象的解释是(王信，2005)：普通法系国家对直接投资者权利保护较好，金融市场更发达，往往具有市场主导的金融结构；大陆法系国家对债权人权利保护较好，往往具有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不同于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市场主导的金融结构交易双方并不需要了解对方的非公开信息，而是依靠价格信号和公开竞争来完成交易，使得资金跨境流动变得相对简单，国际资本就更多的流向拥有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国家。
另外，金融体系相对落后的亚洲国家，其经常项目往往表现为顺差，如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非洲、独联体、中东、西半球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也经常出现经常项目顺差。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是个例外，这是由于印度有相对富有活力的金融体系，激活了国内消费和房地产市场，公司投资也比较容易得到融资支持，从而使得印度的经常项目由过去的顺差转变为逆差(Rajan，2006)。
　　二、从金融体系低效率的角度看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储蓄大于投资现象
作为资本相对短缺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为何20世纪90年代以来储蓄高于投资?从储蓄和投资的关系角度看，有三种可能原因：投资过少，储蓄过多或储蓄向投资转化不畅。
(一)从投资方面看，是不是由于我国缺少投资机会，或投资回报率低，造成投资过少?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期，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基础设施发展迅猛，消费结构渐次升级，都应该需要大规模投资。虽然从投资率的横向国际比较看，我国的投资率已经很高，但从历史数据看，多数国家在工业化推进期投资率都较高且呈上升趋势，尤其是“赶超型”国家在经济高增长期，高投资率与高储蓄率、高增长是不可分的。IMF(2005)基于46个国家(包括工业化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和石油输出国家)1972～2004年的面板数据回归结果显示，人均GDP增长每提高1％，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投资率会提高1.1％。我国在经济高增长期，保持较高的投资水平有合理性。　　
我国投资的回报率也是高的。中国目前的资本/劳动比只是国际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是美国的十分之一，资本仍相对短缺，资本收益率理应较高。实际的测算结果也是这样。世界银行基于中国120个城市的12400家企业的抽样调查得到，中国工业企业2005年平均净资产回报率(税前)超过15％，私营企业的投资回报率(税前)达到19％，外资企业为22％(税前)，均显著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也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可见，我国储蓄大于投资的原因不应该在投资方面，我国既不缺少投资机会，又有高的投资回报率，投资者应该有较高的投资积极性和投资意愿。若已实现的投资水平较低，往往是由于有足够回报的投资受到了某种抑制。
(二)从储蓄方面看，近年来我国储蓄率不断攀升的原因有很多。经济高增长期一般会出现储蓄率升高，消费率降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多年，导致人口依赖比降低，储蓄率上升；未来不确定性增加、社会保障体系又不健全，导致谨慎性储蓄动机增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而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低，导致总消费倾向降低，储蓄率提高；ZF和企业的储蓄率明显提高的同时，并没有出现居民储蓄的同比例下降等。
我国金融体系发展滞后也是导致储蓄率较高的原因。首先，我国金融体系存在功能性缺陷，融资手段少，难以为不同类型的投资者提供及时、充分的融资，特别是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投资者，不得不依靠自身资金积累去投资，金融体系发展的滞后成为我国企业部门储蓄率较高的原因。同时，我国消费信贷发展滞后于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未来收入有良好预期的消费者无法通过消费借贷实现即期消费，不得不依赖自身的资金积累，在积累阶段也表现为储蓄的不断增加。IMF(2005)的数据测算结果显示，信贷(包括对企业和对消费者的信贷)/GDP每增长10％，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国民储蓄率就会降低0.9％，工业化国家会降低0.5％，说明金融发展对降低储蓄率的作用。可见，我国储蓄率大于投资率应该有储蓄过多的原因。一个功能健全、工具丰富的金融体系有助于降低我国的储蓄率。
(三)从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来分析。我国居民是储蓄盈余部门，ZF和企业是储蓄不足部门。由于储蓄与投资主要是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动机下进行的，储蓄能否实现向投资的顺利转化就显得十分关键。需要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比例，降低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成本，增强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从而提高给定储蓄资金的使用效率。金融体系在其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
一定规模的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在我国不通过金融系统实现，包含着效率损失。我国的公司储蓄近年来不断攀升，达到与居民储蓄相当的规模，但是公司储蓄要么作为未分配利润留在自己公司，要么作为红利分配给在同行业的持股公司，都相当于只是在有限范围内的配置，而没有通过金融系统实现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优化配置。ZF部门的储蓄率近年来也不断提高，2005年ZF储蓄占GDP6％左右，ZF直接发生的投资(占GDP的3％～4％)和通过国有企业间接发生的投资(占GDP的6％～7％)占总投资的1/4左右。由于我国ZF并没有实现向公共服务型ZF职能转变，使得ZF在社会公共投资等领域的投资滞后。ZF在竞争性领域配置的资金又没有进入金融系统，不按照效率原则进行，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时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