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慎重对待富人、名人超生-不是太多，而是不够

作者： 易富贤 | 2006年05月18日01时07分

原文网址：http://column.bokee.com/143550.html

另外，易富贤博客专栏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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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网上对人口问题讨论很激烈，认为需要停止计划生育；但另一方面计生委系统却又通过主流媒体宣传富人、名人超生，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杨魁孚更是以政协提案的形式提出“对富人、名人超生现象要给予足够重视”，给人的印象是目前人口问题仍然很严重，除了农民超生外，现在富人、名人也超生了，人口政策绝不能放松，反而应该从严。

本文从中国的期望生育率和政策生育率的差值分析中国的超生情况。

先看看我国的期望生育率：

社会要可持续发展，人口本身必须持续发展。要保证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每个妇女平均得生育2.1-2.2个孩子(人口学上的世代更替水平) 。中央1990年提出的2000年13亿人口目标；1996年提出的2000年13亿人口目标； “十五规划”提出的2005年13.3亿人口目标；“十一五规划”提出的2010年13.6亿人口目标，生育率需要稳定在1.9-2.23左右。可见1990年以来中央的人口政策与“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说我国的期望生育率是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目前全国不生育人口至少15%，那么主流家庭需要生育3个孩子才能实现中央的期望生育率。

再看看我国的政策生育率：

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曾毅的统计，中国政策生育率1.38（每个妇女生育1.38个孩子）而不是计生委宣称的1.46。

而中国不孕不育人群在近20年增加10倍，从1-2%左右增加到现在的12.5%，并且还在急剧增加；依照政策能够生育二胎的有些不愿意生育二胎；还有单身和不断增加的丁克人群。比如北京的政策生育率在1.0以上，但北京2000年常住人口实际总和生育率只有0.686，意味着不生育人口达到30%左右。全国平均不生育人口比例应该比北京低，但也应该接近20%（内地丁克人口比例比北京低，但单身、不孕人口比例不一定比北京低），就以最保守的15%计算，那么现实政策生育率只有1.175（平均每个妇女生育1.175个孩子；将中国的计划生育总结为“一胎化”一点也不为过）。

所有客观资料都显示中国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生育率只有1.3左右，远远低于中央期望的2.1的世代更替水平，但是国家计生委和人口学界一次次将1.3的生育率“修正”成1.8。计生委自己的数据都显示现在的计划生育率达到94%以上（www.npfpc.gov.cn/data/data-20041014-2.htm）。

就算计生委宣称的“6%的人违背生育政策”的说法不可靠，将这个数字扩大5倍，30%的人口（超过生育人口的35%）违背政策已经够夸大了吧？这30%的人中有些是因为没有结婚证而生育的，有些是没有到二胎间隔时间而生育的，有些是因为没有来得及办理生育证而生育的，这些人不算超生的。那么真正超生的就不到15%。现实政策生育率1.175加上15%的超生家庭，生育率只能达到1.32，说明客观调查的1.3左右的生育率是正确的。

要是生委宣称的“6%的人违背生育政策”的说法基本可靠，那么超生人口就不到4%，实际生育率就不到1.22（与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一致）。

要达到计生委宣称的1.8的生育率，有以下几种可能：

A、假定计生委“6%的人违背生育政策”的说法是对的，那么这4%超生人口每对夫妇政策外得多生16个孩子（远远超过中国妇女的自然生育极限）；

B、假如30%的人口违背政策（15%家庭超生），那么每个家庭需要超生4.2个孩子（加上政策允许的共有5、6个孩子），过去中国妇女十几岁开始生育，没有任何避孕的情况下，也才平均生育6个左右孩子，现在初育年龄平均超过25岁了，还能生育5、6个孩子？

C、1000个育龄妇女（农村占570个；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7.01%）的话，政策允许生育1175个孩子，1.8的生育率是1800个孩子，那么625个孩子是农村484.5个妇女（570个妇女扣除15%不生育的）超生的，100%超生一胎的话（加上政策允许的1.5个孩子，共有2.5个孩子），还剩下140.5个孩子，还需要29%的妇女超生两胎(加上政策允许的1.5个孩子，共有3.5个孩子)。换句话说，要达到1.8的生育率，农村生育家庭中100%超生，其中71%的家庭超生1胎，29%的家庭超生2胎。要是超生家庭只超生1个，那么农村有生育能力的100%超生外，剩下140.5个孩子是城市365.4个妇女（430个妇女扣除15%不生育的）超生的话，城市有生育能力的也得有38%的家庭超生。

E、就算以计生委认可的1.46政策生育率, 要达到1.8的生育率，农村生育家庭中100%超生，其中85%的家庭超生1胎，15%的家庭超生2胎。

在目前的生育意愿和政策强度下，可能吗？

政策生育率只有1.38（现实政策生育率不到1.175），而目标生育率却放在2.1，还要计生委干什么？

中央自从1990年以来的历次人口目标都是期望生育率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2.1附近，但政策生育率却只有1.38（即使依照计生委的说法，也只有1.46）。中间这么大的差距怎么填补？1980年代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剧然由计划经济转变为传统的自然经济，而当时社会发展水平也决定了高生育意愿 ），在高的超生意愿下，还能勉强填补这个差距。

但是199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发展，养育成本不断提高，生育意愿和生育能力不断下降，超生连弥补不育（不孕、单身、丁克等）都弥补不了，更加不可能填补政策生育率与期望生育率的差值。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以15%不生育人口计算，现实政策生育率只有1.175，只有期望生育率的一半，竟然期望一半的出生人口是因为非法超生而出生的，这本身就比较滑稽，对遵纪守法的人很不公平。

可能意识到政策生育率与目标生育率差距太大，中央出台了计划生育"七不准"，理论上可以填补一些政策生育率与期望生育率的差值。

2005年08月25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强调：“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形式的强迫和处罚行为，也不允许强制做人工流产、节育手术和堕胎等”。

就是说依照中央计划生育“七不准”和顾秀莲的讲话，中央是不准强制堕胎和处罚（包括罚款）的，等于是除了宣传外，全部自愿，计生委没有任何事情可做。

既然有庞大的计生委系统的存在，这些人总不能上班打麻将吧？实际上，地方计生委将中央的“七不准”视为机密，不公布出来。

最近计生委系统为了夸张超生，终于在全国范围内找出一个特例：《村妇为要儿子生9胎 6名镇干部为此丢官》（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6-04/30/content_4495204.htm），唐国英连续生养9胎（3男6女），其中3胎夭折（2男1女）。计生委系统想以此误导全国，让人以为中国超生很严重。想想看，生一胎没儿子比例1/2，生两胎没儿子比例1/4，生三胎没儿子比例1/8，生四胎没儿子比例1/16……；最保守的估计中国家庭至少有15%的不育，都允许生两个孩子并且都生两个，然后没有儿子的可以继续/也都生下去（有几个愿意继续生下去的？），直到10胎为止（中国妇女十几岁结婚的话，一辈子现实极限生育能力也只有6个孩子左右，不可能平均生10个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9，还达不到世代更替水平的2.1！并且唐国英是16岁开始生育孩子的，这种情况可算是特殊中的特殊（要是像现在的平均25岁初育，她有能力生育9个孩子？）。唐国英存活的5个女儿中，还有三个过继给三个没有女儿的堂兄弟，给他们养老（再过几十年回过头来看，唐国英的行动正面意义非常大，使得他们三个堂兄弟不成为社会负担）。唐国英存活6个孩子，加上3个堂兄弟的话，平均每户只有不到2个孩子。

唐国英事件还折射出另外一个问题：高达33%的儿童死亡率！联合国特别批评中国“没有能够将创造财富和提高收入转化为更快地降低儿童死亡率”，笔者以前一直以为完全是因为中国的医疗改革的失败，现在看来，卫生部是在替计生委背黑锅。超生家庭不敢到医院进行常规产前检查，连出生都不敢到医院，很多超生家庭是因为罚款致贫，无力医治生病的儿童，导致儿童死亡率升高、人口素质降低。

为了唐国英事件，13名干部受到处分，其中6名镇干部为此丢官。

同样，看看新华网对美国、德国“超生”的报道：生育了16个孩子的妇女在美国被视为英雄。即便有“超生”的16胎的，美国总和生育率也只有2.08；德国2006年生育率估计为1.39，德国大众和高层已经意识到“德国人有灭种的危险”，通过不同措施鼓励生育，部长以身作则生育7个孩子。

而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比德国低，反而千方百计搜集超生个例来误导大众，惩罚基层官员。

计生委面对中国未来巨大的人口老化压力，面对要求停止计划生育的强烈呼声，为了维持本部门的特权，拒绝对现行政策作出更正，现在为了转移视线和焦点，利用人们仇富心理，又开始大谈富人、名人的超生问题。原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杨魁孚以政协提案的形式提出“对富人、名人超生现象要给予足够重视”。

中国富人超生真的普遍吗？真的可以影响到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吗？以下是新华网的新闻：《超生是富人的特权？》（http://www.sd.xinhuanet.com/news/2006-04/13/content_6733565.htm），该文谴责了富人、名人超生。但是该文透露出来的资料却显得很滑稽：“统计数据显示，自2002年至2005年第三季度，上海市共有84例超生被认为是富人超生，占超生总数的7.17％。2002年10月至2005年10月，大连市共发生12例富人、名人违法生育案例”。

2004年末上海户籍人口总数为1352.39万，三年总超生（包括富人以及郊区农民）才1171例（每年平均390例），富人超生才有84例（每年平均28例）；人口550万的大连市，三年才有12例（每年平均4例）富人、名人超生。人口一千多万的上海不生育人口就接近30%，而每年超生才1171例，使得生育率只有0.7左右，远远低于政策生育率，更是远远低于中央期望的世代更替水平，应该鼓励更多的人超生才行。

计生委说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么为什么城乡不平等？为什民族之间不平等？为什么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二胎？应该做的是调整生育政策，使得“人人平等”，计生委为什么偏偏只抓着富人、名人超生不放？可见计生委真正关心的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计生委宣传富人超生是有目的的。就是农民已经没有超生罚款的能力，计生委没有钱捞了，而富人却有罚款的能力，抓住一个富人相当于无数个农民。

总体来说，一个群体越富裕，生育率越低，要是停止计划生育，中国的富人阶层估计也就能达到香港、新加坡、台湾的生育率水平，这三个华人地区目前生育率分别为0.91、1.05、1.18。那么为什么中国富人还是有超生的呢？那是因为中国的政策生育率太低，即使香港这样超低生育率的地区，平均生育意愿仍然接近2.0，作为整体，因为不孕、单身、错过生育时节等而使得生育率只有0.9左右，但这0.9的生育率仍然有很大部分是由于部分人生育两三个贡献的。要是香港、新加坡这样的地区也只有1.38的政策生育率（中国城市只有稍高于1.0），照样有超生的。可见，需要做的是停止计划生育而不是限制超生。

据笔者所知，富人更不敢超生，一个个体老板跟笔者诉苦说，农民超生罚款年收入的两倍，到亲朋那里还能借到钱，几年、十几年后可能还能还清；像他这样的个体企业，收入基本用来企业运转，不可能有两年收入的余款，要是超生的话，罚款两年收入，辛苦了十几年建立的企业绝对破产，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看看计生委是如何对付富人的，《生一胎被罚40万，社会抚养费征收再创温州新高》：

瑞安新闻网2006年4月28日消息：因未领取结婚证和生殖健康服务证而违法生育第一胎，塘下镇韩田村苏某某、方某某夫妇前天被塘下镇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40万元。据了解，当事双方均达到法定结婚与生育年龄，在未领取结婚证和生殖健康服务证的情况下，于2003年5月6日违法生育了第一胎女孩。他们直到2004年底才到相关部门办理结婚及生育登记手续。慑于政策和法规的强大威力，当天，苏某某主动到塘下办事处如数缴纳了40万元社会抚养费。

上面这个例子还不属于超生，只是因为没有办理结婚证而生育第一胎。对于超生，就更不用说了。这么大的利润，强盗都要改行当计生干部了。在这种执行政策的强度下，名人、富人敢超生？这也就理解人口上千万的上海每年只有28例富人超生、人口550万的大连每年只有4例富人超生。

有人可能会说，要是没有超生的话，中央早就调整人口政策了，就是超生害了我们这些遵纪守法的。真的吗？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总设计师宋健早在1980年就提出“7亿最适人口”理论当时提出的人口目标是“2000年人口控制在11亿”（幸亏有超生，2000年人口才增加到12.4亿）；国家计生委科研所前所长、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李伟雄2005年提出“我国最终人口规模保持在5亿为好”；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潘贵玉2006年提出“要是我们中国人只有两三亿人口，现在一定是很神气”。生育率早就只有1.2-1.3，但计生委却“修正”成1.8，真实目标不就是为了实现“7亿最适人口”目标（傻子也看得出）？即使中国人口降低到宋健的7亿目标后，还有李伟雄的5亿人口目标在等着，即使降低到5亿，还有潘贵玉的2、3亿人口目标在等着。有人说，现在政策生育率1.38，但还有少部分人想生育两胎的，这些人有条件的话还会超生；今后都只愿意生育一个或者不生，总不会有超生吧？那不一定，到时候说不定为了实现1亿人口目标，要求三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靠抽签决定），还是会有超生的（计生委还是有罚款的机会）。总之，只要计生委的存在，人口目标总会一降再降的，超生也会一直存在。

即便有超生，中央的人口目标仍然一次次落空（要是没有超生的话，人口数量离中央的目标更远，可见超生有功），就是说老百姓的超生能力被高估了，计生委的“执行”政策的能力被低估了。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停止计划生育，恢复常态，给所有人有平等的生育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