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劳动和生产要素，都是创造者之一了？

早就和你说过了，固然，当然，爸爸打阿黄的脸，直接依赖于阿黄有脸。阿黄若没有脸，不要脸，爸爸打个屁啊，对吧。你只有爸爸他，没有脸蛋蛋它，绝不会有打脸这个东西这个事情的！

但是，只要阿黄有脸，且爸爸打阿黄的脸，脸上因此突然而起了一个红包，则红包有唯一创造者，那就是爸爸啊。

那你不能讲啊，阿黄的脸也参与了打脸，是凶手之一，是红包的创造者之一。

你自欺欺人，偷换概念，偷换命题，且不自知。这种思维能力水平，这种习性，那是不行的，远远不行，根本不行。

你这种思维水平，你这种习性，也无能力否定我的观点。没有利润，工人就不会获得分配，资本家不获利干吗要办企业？没企业工人去哪有收入？
因此，按利润分配，按对利润的创造作出贡献的程度分配，才是真正正确的。

各种要素不参与创造利润，要这种要素干吗？

说到“有效供给创造需求”，必定会使人想到让•萨伊那著名的“供给创造需求”论断，这个在萨伊看来也是相当离奇的思想，一直对他身后的经济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他说：“……我们得到一个乍看起来似乎是很离奇的结论，就是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 ，他还说：“值得注意的是，一种产物一经产出，从那时起就给价值与它相等的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 。他的这个思想可以说是卓越的，因为他看到，生产活动每产出一个产品，就已经带动起其身前的一系列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比如生产出一辆汽车，已经带动起钢铁业、煤矿业、运输业、电力业、人力资源等的生产，这些行业的生产与成功销售，反过来又对汽车产生需求。所以他所说的“一种产物一经产出，从那时起就给价值与它相等的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是有道理的，无论过去还是现代的人类经济，也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其它别的经济方式，经济活动中由供给所带动起来的一环紧扣一环的供求关系，都是如此进行。马克思曾批判萨伊的这个思想，说它是错误的，因为无论如何，供给并不能创造出完全消化供给的需求。马克思的批判显然也不错。为什么呢？为什么供给并不能创造出完全消化供给的需求？那是因为具有需求能力的人将自己手中的购买力贮藏起来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把钱存起来”了 。如果没有这种购买力贮藏，萨伊的这个思想仍可完全实现，供给是可以为自己创造出完全的需求的。当然这个思想的意义并不一定在于“供给完全创造自己的需求”，如果不完全创造相应需求，只是部分地创造自己的需求，那这个思想也很有意义。实际上马克思自己“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包含类似的思想，至少包含“需求是由生产供给创造的”，而不是需求自己创造的；因为所谓“有支付能力”无非就是指通过供给而获得的“支付能力” 。因此从更深的经济学思想上看，马克思与让•萨伊并无太大矛盾。当然也许有人说：人的欲望无穷，什么东西都想要，特别是贫穷的人，他们想要的东西太多了。但这是没有经济意义的需求，有经济意义的需求始终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以前美国人一直认为中国人缺乏购买力，因此他们自己的商品来到中国，销量与价格都难达到理想的程度。这能说明中国人对美国货没有需求欲吗？不是，而是中国人还没有相应程度的购买力与支付能力。因此在这里应该除去这种空洞的“需求”不谈。其实，在创造者们还没有研造创制出某种新的物品时，在广大消费者还没有实际领教过这种新物品的用处时，人们无论如何都难以想象得出对它的实际需求。比如在百年前，人们对今天普遍存在的电视机并未显出丝毫的实际需求，因为这些物品还没有被供给出来，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只有当某物品真正供给到市场上，人们见到它的功用，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后，才会形成对它的现实需求。所以，无论从物品价格上还是从物品功用上，都是供给在创造着实际需求；研制出一种新的物品，也就等于开创出一个新的市场，在这新的市场里供给创造着自己的需求。

需求乘数与供给乘数：对凯恩斯乘数理论的突破
　　在凯恩斯理论中，“乘数”思想非常重要，他认为，一笔投资不仅可以带动直接投资对象的消费能力，而且还可带动许多间接对象的消费能力。比如萨缪尔森就举例说：“假设我利用闲置资源建造一幢价值$1000的木屋。我的木匠和木材生产者会因此增加$1000收入。但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如果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MPC）均为2/3，他们会支出$666.67购买新的消费品。这些商品的生产者又会增加$666.67的收入。如果他们的MPC也是2/3，他们又会支出$444.44，即$666.67的2/3。如此继续下去，每一轮新支出都是上一轮收入的2/3。这样，我最初的$1000投资就导致了一系列次一轮的再消费支出。”
　　这即是凯恩斯投资乘数论的形象表述。由于凯恩斯极力主张以ZF公共投资的方式来拉动经济从衰退中走出来，因此这种乘数论就是凯恩斯理论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如果没有这种乘数的连带效果，那么凯恩斯的“ZF投资扩张”说就难有说服力。一个真实事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极具破坏性，但由于它在经济上体现为ZF极力投资以维持战争的成败，所以它竟能将从1929年起衰退了10年的美国经济“挽救”出来。显然，它是非常符合凯恩斯乘数论的，因为战争的投入拉动了千千万万工厂的工作与不计其数的就业。
　　按这个道理，无论ZF投资有什么效果，只要它能够产生需求，对经济具有需求上的拉动作用（在这里，投资的本质是拉动需求，因此可以称之为“投资拉动”理论），就是成功的，哪怕ZF花钱将各个工厂所生产的产品收购上来全部倒入大海。这就产生了问题，ZF投资是否需要讲求效率与效益？是否只需将投资扔出去便完事了？显然不能。

从根本意义上说，现在任何行业的生产、就业与收入，都以其上游基础行业的产业化、效率化、规模化为根本依靠，就像移动通信所涉及的众多行业无不依赖于电脑、手机制造及其它通信设备制造与服务业的产业化、效率化与规模化，才能容纳今天数以千百万人的就业。现在每个城市都有许多人在从事手机相关行业的工作，从中获得收入，又有更多人通过移动通信的方便和价格低廉的使用而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与生活上的方便，并从中提高整个人类社会的生活品质。又如，今天的城市、城乡交通命脉完全得益于石油这种基础资源的方便和价格低廉的利用，有了它，城乡中各种汽车才会川流不息，成为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生命活动特征。但如果石油价格上涨10%，那么这种交通命脉就会因成本上涨被迫收缩，同时也会引起许多相关行业的价格上涨，人们不得不花更多钱，才获得过去那种与石油相关的生活必需与享受水平。于是，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经常出门、并减少使用与石油有关的物品。这样，整个国民经济发生收缩，许多人因此失业，许多工厂企业因此倒闭。相反，如果石油价格能够下降，会促使各种经济要素价格更加低廉，人们会更多地使用现有的经济资源，而使整个国民经济活动旺盛起来。
这应该是现代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特征，有效供给可以以“乘数”的方式扩大整个经济活动的范围与能力，使人们更广泛地就业和获得更高收入。可见，投资也必须讲求效率，以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与效用，使这种投资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价廉物美。如果我们用非常高昂的代价来修筑一条高速公路，使它的收费不得不比正常高速公路收费高许多倍，那这条高速公路也难以发挥其经济作用，因为它也像许多价格昂贵的商品那样，没有多少人能够使用得起。因此公共投资也需要像私人投资一样，讲求效率，从效率中讲效益求利润。另外我们假设，为了1万人的就业，某条高速公路需要在正常工作之外增加容纳这1万人在此工作，并向他们提供正常的工资收入，这样就必然会使这条高速公路的造价与运营成本相应抬高，并反映到车辆使用高速公路的更高收费上；更高的收费会制约相关经济行业的增长，也会因此减少其它人的就业机会。所以，某些人的无效就业会减少其他人有效就业的机会 。

爸爸又行凶了，又打了阿黄的脸。之前告诉你了，阿黄必须有脸要脸，依赖于这个前提，爸爸才能打脸。

现在问你，阿黄的脸，是凶手之一吗？是脸肿的创造者之一吗？

各种要素不参与创造利润，要这种要素干吗？连这个都不知道的SB！

按这个“供给乘数”的思想，任何对某个基础行业的垄断都会损害其它行业的发展，损害整个经济的增长。比如现在中国仍然存在的几个行业--电力、医疗、教育等的垄断，使它们的有效供给能力不强，它们可能以更高的价格向社会提供并不太好的产品与服务，这制约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现在人们经常说要继续储蓄更多的钱以供将来小孩读书、家人治病及购买价格昂贵的住房等，他们没有太多钱消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商品。这说明，由于个别行业的低效率、高成本与垄断性，使人们不得不在这方面耗费更多金钱，从而使其它行业消费不足并产生过剩。要使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增长，就要打破这些行业的垄断地位，充分引入市场竞争，迫使它们以更低的价格向社会提供更好的产品与服务。
据上所述，我们有必要将乘数效应区分为“需求乘数”与“供给乘数”，并将乘数思想的重点放在“供给乘数”上。

第五章        价值与交换价值
第一节 物品的个别耗费与社会耗费
前面多次说过，物品所凝结的代价耗费越小越好，因此不应将物品的那些可有可无的成本耗费都加到一个物品身上，使其“不胜负担”。在某个国家或某个地方，附加在任何一个产品身上的各种费用往往很多，除了正常的税收，还有各种费用，比如，附加在购买汽车或房产行为上的各种费用就相当多，从而抑制了人们的购买热情。许多学者认为，价值不单只是负担劳动耗费的成本，还要负担诸如地租、资本、管理、运输等耗费所构成的成本，以此说明这些因素也是“创造新价值”的。但是，这样的做法必定会将相应产品的价格抛高；问题是，这种高价格能够得到市场的承认吗？比如我们很想把某个商品的价格从10元抛高到50元，以使它（通过它）能够养活更多的特殊人群，但市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样的价格？这就涉及到物品的个别耗费与社会耗费了。
所谓“个别耗费”就是一个物品在具体生产它时，在它身上所实际物化、凝结着的所有代价耗费的总和。在此，作为与这个物品有经济关系的人，你尽管把一切性质的代价耗费都往这个物品身上加，无论它有多大，都算是这个物品的“个别耗费”。比如一个物品作为产品其实际的具体生产成本只有10元，但你加来加去，最后将其成本加到50元，这也算是这个物品的个别耗费。当然，如果10元以后不再有其它费用加上去，那么这个10元生产成本也是它的个别耗费。而物品的“社会耗费”就是同一类物品在社会上的平均代价耗费。比如，同是相同的一种物品A，它在你这里所具有的代价耗费是10元，而在别人、在社会上所具有的代价耗费是11元，那么对于你来说，物品A的个别耗费就是10元，而其社会耗费则是11元。
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考虑呢？目的就是要看物品身上的成本耗费能否实现，能否得到市场认可，能够认可到何种程度，因此这是很有意义的。马克思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界定物品的价值，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即考虑一个物品所凝结着的代价耗费能否得到市场与社会的承认，是否实现应有的补偿；在他看来，如果物品的个别耗费等于或小于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规定的社会耗费，那么这个物品所凝结着的这一耗费就可以实现完全甚至超额的补偿。

所以一个商品的个别耗费不能大于其社会耗费；由此而引申出：对于任何商品，不能随便增加其耗费负担，要增加就要公平增加，不能厚此薄彼。如果一个生产者的产品并未包含地租，而另一个生产者的产品却包含许多地租，那么，在其它条件一致之下，后一个生产者的产品就不能与前一个生产者的产品相竞争。 所以，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资本、土地地租等生产要素也形成新价值，也加入到成本构成中去”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它们不能给相应产品增加成本上的新负担，只能将自己本身原先具有的成本额（价值量）转化到产品上。如果要使用更大的资本、更昂贵的机器设备，就必须要获得更大的生产率，从而以更大的产出率来补偿因更大的资本投入所形成的更大耗费。所以前面多次说到，资本的作用不是提高单位产量的价值量，相反，是减少这个价值量，从而获得更大利润。对这一观点具有各种糊涂的认识，那是因为对价值概念没有明确的认识与界定，没有明确认识到，价值就是代价耗费，无论它是个别性的代价耗费还是社会性的代价耗费；代价耗费越小越好。马克思喜欢说“社会性的代价耗费”，在他看来，耗费人人有份，人人承担，因此耗费也就具有更大的“交换价值”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创造更大价值”，实质上是要使自己的成本耗费降低到比别人更低的程度，从而使自己所获利益建立在别人更大的成本耗费上。如果别人的成本耗费也相应降低下来，那这个“更大价值”就无法“创造”了。

成本的代价耗费属性
有些学者认为劳动价值论与生产成本论具有对立性， 同时所谓“主观效用价值论”又与这两者是一种对立面的关系。比如晏智杰说：“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破产的直接后果是生产成本价值论的兴起并取劳动价值论而代之，另一方面的后果就是促进了劳动价值论和生产成本论的对立面---主观效用价值论的出现”。 实际上，它们谁也对立不了谁，各有各的地位和存在的理由。“生产成本价值论”包含着劳动价值论；但前面已经多次说过，生产成本归根结底要归结为人类劳动的代价耗费，因此当生产成本最小化时，就会显露出人类劳动的基底意义，而剔除所有其它的成本构成。另一方面，人类劳动创造出“机器劳动”，那也不过是人类劳动的另一种节约化了的形式。因此，所谓生产成本价值论不过是劳动价值论的“现实复杂形式”，是劳动价值转化为其它种种形态（如资本、工资、地租及其它税收费用等等）后的“现实复杂形式”。如果机器劳动完全取代了人类的亲身劳动，那也是人类劳动之历史发展的伟大成果，是劳动价值论的新的体现。同时，价值作为代价耗费，我们根本不需要机器这些“死劳动”来形成新的更大价值，以加大这种代价耗费的负担，相反，机器必须节约人类亲身劳动，减少劳动产品的价值，从而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不少人都被大量的长期的假货给蒙了

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同一与差异
前面说了，资本等生产要素通过降低物品的价值而获得更大利润，或者说，资本等因素通过降低物品价值而获得更大的价值。如何理解？在此实际上存在着“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差异。
交换价值是价值的实现形式，是能够实现出来的价值 。意思是说：物品凝结着某些代价耗费，但这些代价耗费是可以在一定的市场上实现出来的。所以，价值越小越好，但交换价值却越大越好。实际上一般人们所说的“创造更大价值”其意思并不是说创造更大价值，而是说创造更大交换价值，即创造更大可以交换出来的价值，他们把价值误解成交换价值即“能够实现的价值”了。一切先进的生产要素，其作为与用途就在于此，它能够创造更多交换价值，通过什么方式创造呢？通过减小物品的内在价值量即通过减小物品的成本耗费而创造。
为什么同是具有相同性质的价值（价值与交换价值具有相同性质，都是表征代价耗费），但价值却要越小越好，而交换价值却要越大越好？那是因为，价值表征着“个人的代价耗费”，也即“个别价值”，而交换价值则表征着“社会的代价耗费”，也即“社会价值”或“市场价值”。人们都知道，马克思所说的价值不是指个别价值，而是指社会价值即交换价值，在他那里，价值与交换价值具有微妙的混淆。但是，就像人首先是具体的个别人，而不是抽象的社会人，苹果首先是具体的“一个苹果”，而不首先是抽象的“水果”那样，世间万物，首先是具体的个别性，然后才是抽象的普遍性。因此用“社会价值”来凌驾于“个别价值”之上是不妥的。在此，我们可以运用前面所说的“个别耗费”与“社会耗费”之区别来解决这个问题。
价值是“个别耗费”，而交换价值是“社会耗费”，于是，对于任何一个生产经营者来说，他最希望（生产经营相同产品的）同行生产者在生产经营上的成本耗费大于自己，这样他自己的相应产品就具有交换价值大于价值的好处了。比如上面的事例，由于物品A的社会耗费是11元，因此无论什么生产者用什么方法生产与经营，他的同类物品A的交换价值都是11元，但如果他的产品的实际耗费、实际的价值量是10元，那么与11元交换价值相比他就可以赚取1元超额利润。相反，如果他的产品的实际价值量是12元，那么他还要倒贴1元亏损额。这样，虽然价值与交换价值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质，但对于任何个人来说，交换价值越大越好，而价值则越小越好。交换价值所包含的意义是：全社会平均生产率水平的价值表征；社会生产率水平越低，物品所具有的交换价值也就越大，同时生产一个物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大；相反，社会生产越先进发达，其生产率水平越高，物品所具有的交换价值也就越低，同时生产一个物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就越小。所以，虽然交换价值对于任何一个个人来说越大越好，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也是越小越好的，就像价值一样。毕竟，交换价值也表征着社会整体的代价耗费总量，与价值的个别代价耗费量是具有相同性质的。

依靠大量低劣而廉价的货打击世界市场。

人类经济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的物质与精神上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代，由于具有不同“社会生活水平”而显得相当不同。根据物品对人的需求的满足性，我们可以把物品分为“必需物品”与“享受物品”（其中更高级的享受物品则称为“奢侈物品”）。必需物品是人生活所必需的物品，是维持人正常水平的生活所必需的，如粮食、水等。而享受物品则是标志生活质量在正常生活水平上得到提高的物品，比如各种家用电器、通信设备、电脑、交通工具等等。
　　对于必需物品，有许多是人每天都需要使用的，因此人们每天都需要在这方面花钱，比如城市居民每天都需要买自己认为必需的菜、米、油、盐、水、汽等等。一个人有一定的收入，就必定首先满足这方面的消费；因此如果他的收入不算大，那么他除了耗费在这方面以外，也就没有什么有经济意义的购买力贮藏了。除此而外，如果人们手中还余有一定购买力，则他要么寻找机会购买一些他认为值得购买的享受性物品，要么将这些购买力贮藏起来，从而形成经济意义上的购买力贮藏，并对价值规律产生干扰作用。众所周知，一个社会的经济越发达，人们手中的购买力花在必需物品上的比例就越小，花在享受物品上的比例就越大。比如，以前人们花在必需的吃穿住上的费用占其总收入的80%以上，随着经济发展，获得物品越来越容易，于是人们花费在这些物品上的购买力比例下降到了60%、50%甚至30%。国际上所谓“恩格尔系数”就是指人们食用支出数在日常生活中所占的比例，其公式为：恩格尔系数＝食用支出数÷生活费用支出数×100%。如果城乡居民在食用方面的支出较大，恩格尔系数就高，表明人们的生活水平低；反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在食用方面的支出少，恩格尔系数就小。 按国际通行的评估标准，恩格尔系数在40％至50％为小康水平，30％至40％％为富裕水平，30％以下为最富裕。那么，人们富裕了，余下大量金钱拿来干什么呢？从消费方面来说，即拿来消费享受性物品（及享受性服务）。什么是人们需要的享受性物品与服务呢？人们所需要的享受性物品及服务的程度有多大呢？所有经济学家和实业家都想得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以让经济活动与资本投资有相应的针对性。但从来没有人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事情。比如手机、移动通信，（目前看来）是人们的享受性消费，但社会究竟需要多少手机？需要什么样的手机？需要什么价位的手机？没有人能得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人们能够得出的是一些经济规律，比如，物品品质好、品种新、价格低，就能够引诱人的消费。在手机作为物质效用对人的需求的满足性上，人们也懂得“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即任何物品，特别是享受性物品，人们对它的消费总有一种边际效用递减性，即拥有及使用得越多，它对人的满足程度也就越小。一个人刚有手机的时候，那怕只是一个老旧的模拟手机，也会使他很高兴，心满意足，就象中国清朝皇帝当年在得到一辆自行车后那个高兴的心情一样。这样，谁又能预测出某种物品作为一种享受性物品所具有的“命运”呢？对于这种发展，罗伯特•福格尔 曾这样说：“由于科技的大规模发展，过去被视为奢侈品的商品，或者是想象中的乃至科幻小说中出现的商品，经过20世纪前三分之一时间，现在甚至连穷人都可以买得起。一个世纪以前，一个典型一家之主必须劳作1800个小时来获取全家一年的食品供给，但是现在仅仅需要260个小时。总而言之，过去那些价值达到家计总消费80％的商品现在可以被更加充裕的获得，而无论是在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还是在家庭劳动，支出却少于过去的三分之一。”

当然，必需物品也存在“边际效用递减”性质。比如一个人吃饭，吃饱时饭的效用就递减到最低程度。但是这种必需物品也会很快使自己的效用递增起来，因为过不了半天，人又得吃饭了。所以如果要说物品的效用是边际递减还是边际递增，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时间上的设定。任何物品，在它使用的过程中必定是边际效用递减的，无论是使用毒品（瘾性极大）还是听音乐，在享用到一定程度后就感到满足，在满足后如果还不停止享用，则享用就会变成厌恶的事。但当停止享用一段时间后人的生理和心理（精神）对它又产生了需要，因此物品在未享用以前边际效用是递增的。所以，以人对物品开始使用的一瞬间为界，物品对人由边际效用递增转化为边际效用递减，以人对物品使用满足后停止的瞬间为界，物品对人则由边际效用递减转化为边际效用递增。
所以想用这种效用在人那里的满足性来预测物品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似乎很难得到满意结果。当然我们可以知道哪些物品其边际效用递增最快速，程度最高，比如海洛因等毒品，它的边际效用递增最快、程度最高，如果在一定时间内得不到满足，则整个人都会崩溃。而那些手饰品及其它贵重物，它们的边际效用递增速度便很慢，一个人可能几年都难以决定是否花钱购买。容易满足的物品其满足程度也容易消去，难以满足的物品其满足程度也难以消去。

实际上，当代发达金融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对[价值规律决定下的]供求关系具有最大干扰作用的是广大消费者及投资者的“购买力贮藏”，即平常所谓的储蓄。对于这种干扰，马克思似乎有所忽视，因为在他那个时代，广大工人阶级作为人数众多的消费主体根本没有什么剩余购买力，他们没有什么储蓄，他们是“无产阶级”。但现在看来，这种储蓄行为对市场经济的运行影响非常之大，它对价值规律的正常作用之干扰非常巨大。一笔存在银行或以其它方式沉积下来的巨额购买力，既可以作为社会投资基础而起正的作用，也可以使市场出现完全不符合价值规律的忽冷忽热的负作用。当一笔巨额资本流向一个地方时，这个地方的市场就会呈现非常旺盛、亢奋的状态，物价大涨，原先一文不值的东西也可能被炒得价格奇高；相反，当这笔资本撤离这个地方时，它的市场就呈现非常冷淡衰败的状态，物价非常低落。这笔资本就象一个力量大小不等的台风，它使市场飘忽不定，使价值规律受到重重掩盖。

一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实质
实际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真正名称应该是“必要劳动价值论”， 在它看来，并非一切劳动都可构成物品的价值，只有那些“必要的”劳动，才有资格构成物品价值。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实质是：只有人类的“必要劳动”才有资格形成新价值，其它如资本、土地、科技、管理等等因素都没有资格在相应产品中形成新价值。为什么只有人类必要劳动才有资格形成新价值呢？那是因为价值作为代价耗费需要最小化； 在最小化的代价耗费里，只有最必要的耗费才有资格存在于产品的成本构成里，以使得产品的成本价格尽可能最低。这就是“必要劳动”意义的秘密所在；理解这个秘密的关键是明确认识到：价值的一个基本属性是代价耗费。---人们对价值问题所发生的各种复杂而混乱的歧见， 根本原因无非是对价值这个概念的意义没有清晰而确切的理解与介定，及以超越于个别价值的“社会价值”来作为价值决定之故 。
许多马克思的研究者，虽然也懂得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观点，但并没有充分认识其本质。 所谓“必要劳动”即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必定需要的、能够在市场交换中完满实现其劳动耗费之补偿的人类劳动；如果凝结有人类劳动的产品不能在市场中销售出去，那么这个劳动就不是必要劳动。 这种“必定需要”，首先是社会上每个生产者的共同必需，然后才是单个生产者的必需。因为社会上每个生产者普遍具有的生产方式，必定会成为某个生产者必需的生产方式。对于马克思的这个本质思想，人们最大的问题是：除了人类劳动以外，资本、土地、科技及管理等，不也“创造新价值”吗？难道单有活劳动没有资本与土地等要素能够生产出产品财富吗？马克思断然否定这种要素价值论，认为科技等因素非但不创造使总价值更大的新价值，其作用反而是使产品价值缩小。如果它不能使产品收缩其价值，那么它就不能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这一点从他的基本观点“物品价值与其生产力成反比”可以明确看出。我们从现实经济活动中看到商品价格经常随着市场竞争而趋向下降，正是这个观点的现实反映；除去通货膨胀因素，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都历史性地趋向下降，这反映了商品所凝结着的价值随着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而减小的事实。

平常人们都认为，一个技术劳动者的价值与一个单纯体力劳动者的价值难以比较。这里，通过劳动由简单劳动生成、演化为复杂劳动的费用耗费过程，并结合复杂劳动所具有的更大行业垄断性，说明了它们之间的价值差异关系，由此进一步说明社会上每个人从事不同的工作所能获得的收入分配之间的比较关系。

人类经济发展就是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它体现为物品价值的最小化，体现为人们更容易得到自己所需要的物品。在经济现实中，物品价值最小化与人们手中所具有的购买力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显然，物品价值最小化，则人们手中所拥有的购买力就相应最大化，这样才体现出获得物品的更大“容易性”。现代经济中，表征人们购买力的是货币购买力，是货币价值与物品价值的对比度。货币价值与物品价值的对比度越大（货币价值越大而物品价值越小），则货币的购买力也就越大。但是货币作为一种商品，作为一种“物品”，它自己也与其它物品一样，价值趋于最小化，它体现为人们更容易获得货币，即更容易“有钱”，也体现为“钱不值钱”的悖论。这样的话，如何在物品价值最小化时得到货币购买力的最大化？这个问题也就是：物品价值最小化是如何转化为人们货币购买力的最大化呢？

享受物品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水平上会转化为必需物品，这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与体现，也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基本依靠。在物质匮乏时代，人们的必需物品只限于基本粮食和其它最低级的物品，而在今天，人们的必需物品已经包括可口的食物、高档的衣着、装修良好的住房、各种家用电器、各种交通与通信工具等等，这些从前成为享受品甚至奢侈品的东西，现在已经渐渐成为人们日常的必需品了。这是前面所说的“社会生活水平”提高的体现，在这个“社会生活水平”里，人们劳动所得收益必须能够基本满足这个生活水平的需要，而不单只维持一个人生命与繁衍后代的需要。
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是通过原先的“享受物品”不断转化为今天的“必需物品”而实现的，享受物品每一次转化为必需物品，就使社会生活水平提高一步。而享受物品之所以能够转化为必需物品，那是因为经济发展，社会生产率得到提高，使物品所具有的价值（代价耗费）大大减小。从前花10元钱可以购买到从前的必需物品，而现在花10元甚至更少的钱也可以购买到现在的必需物品，但现在的必需物品却是从前的享受物品。比如电视机，过去花近1000元只能买到14英寸的低档彩电，而现在呢，花同样多的钱就可以买到21英寸甚至更大、功能更先进的彩电。所以社会生产率提高，是社会生活水平提高的关键，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关键，没有社会生产率，物品的内在价值就不可能降下来，物品价格就总是那么昂贵，总是那么稀缺与“值钱”。今天，手机已经流行，而过去曾经是高档品的BP机已经被人淘汰，这说明，随着新物品的社会生产率的提高，旧物品淘汰了，建立在旧物品上面的人的生活水平也被新的更高生活水平所代替，新的必需物品已经成为支持新的更高生活水平的基础。

对于劳动价值论与价值规律来说，价值意义的侧重点是它的“代价耗费”属性，即最小化的“代价付出”，由于这种代价耗费必然趋向最小化，所以代价耗费最终归结为必要的人类劳动的代价耗费，这是劳动价值论得以成立的基本论证。 而对于使用价值价值论---效用价值论来说，其价值意义则侧重于价值的“使用价值”属性，即最大化的“人类生存”的条件。这样，当我们以“代价耗费”的意义来论说价值时，劳动价值论是完全成立和完全必要的，在此同时也包含着人类“劳动价值”的最小化（反映在“价值本质规律”里），因为它表征了人类谋求生存与发展的进步。

以这样的观点观察新产品是否一定会比旧产品具有更大的价值，就具有一种全新的思考角度。从使用价值来说，新产品自然要比旧产品有更大价值，但从代价耗费来说，新产品就不一定会比旧产品耗费更大，虽然通常新产品价格总要比旧产品更高。这取决于新旧产品的生产方式是否耗费更大或更小的成本，是否更难或更易生产出来。实际上，人们在选择生产一种新物品时，不但考虑到物品功能上的新颖性，而且考虑到物品生产上的成本费用，人们会选择成本费用尽可能低的物品和方式来生产。科学的发现能帮助人们找到更低耗费的生产途径，制造费用更低的物品，就象科学能够找到某种更廉价的能源或新型材料一样。当然，价格更低的新物品会立即将造价较高的同类旧物品清除出市场，使我们难再看到它们，或者迫使它们低于其成本价打折出售，使我们只能在旧货市场中看到它们；当然如果它原先的成本（与新品对比）并不太高的话，它还不至于被立即清除出市场。
价值作为代价耗费，它在市场中表现为“成本”或生产费用，以成本的形态对一切经济行为施加其价值规律的作用。在谈到价值规律的作用时恩格斯曾这样说：“…每个人必须大体收回成本这一点又总是会帮助找出正确的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总是将“成本规律”---即“必须收回成本”---看作是劳动价值论与价值规律对现实经济产生作用的关键环节。因此，在经济现实中肯定了成本规律，就是肯定了劳动价值论与价值规律的存在与意义。

价值规律、边际效用规律及供求关系
许多学者，都将基于劳动价值论的价值规律看成与边际效用论及供求关系相对立，对它们的选择非此即彼---不是选择劳动价值论就是选择边际效用论或者供求关系；在他们看来，如果价值规律成立，那么我们就不能选择边际效用价值论和供求关系价值论，相反，如果后者成立，前者就不成立。实际情况到底如何？
实际上，它们三者都有各自的意义与地位，都是可取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与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我们会发现，价值规律对边际效用价值论和供求关系价值论都有决定性影响。
前面我们说了，价值规律在经济现实中的表现形态是“成本论”，即物品的成本耗费决定物品的价格。因此成本耗费是决定物品市场供求的基本因素，并最终决定物品在消费者那里的边际效用。这个成本论又因于效率论，效率越高，物品所含成本也就越低，价格就可以降低，相反，效率越低，物品所含成本也就越高，价格就会涨高。
1 成本与效用
基于这一价值规律表达方式，我们很容易认识到价值规律对物品边际效用规律的决定性影响。因为，如果社会生产率不发达，生产物品的能力弱，无法生产出足够的物品以满足人们的需要，那么这个物品就不能使其在人们的消费中达到边际效用递减程度。比如由于生产力低，每人每日只获得1个小面包，当人们消费完这个面包后，食欲还处在高涨状态，此时物品的边际效用仍然很大；最初一个物品就已经相当于最后一个物品，这样，边际效用递减的特征就不明显了。要使边际效用递减得以体现，就需要社会生产率得到很大提高，物品生产供给量较大，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也许有人质疑：虽然物品能够大量生产，但如果由于生产成本太高使其价格过高，人们无法足量购买与消费，那么物品仍然没有体现出其效用递减的特征。但是，物品能够得以大量生产，就已经说明成本耗费是低的，在市场竞争下价格自然会降低；如果成本不能下降，物品就不能大量生产，因为耗费太大，难以生产。社会生产率的含意就是：花一定的成本而生产出一定产量的物品（一定的投入获得一定的产出），社会生产率提高即意味着花费更小而生产更多，成本与价格自然会下降。如果社会生产率没有提高，那么就存在这种情况，即在产量更大时其成本耗费比例也相应增大，使物品的价格无法下降。 这样，原先买不起这种物品的人现在仍然买不起，虽然它现在产量已经大大提高了。假设原来生产一辆汽车花费成本10万元，在这个生产率下生产了20万辆；如果扩大生产，将产量提高到200万辆，但生产率（与生产工艺）保持不变，生产一辆车仍需花费10万元；那么尽管汽车产量提高了10倍，但其出售价格仍然要保持在10万元以上。这样，原先没有能力购买汽车的人，现在在产量提高后他们仍然无法购买。按经验人们总是认为：生产的产品数量大其价格必定下降。但价值规律则认为，无论产品产出的数量有多大，如果单位成本耗费没有减少，其价格仍不能下降。 由于人们在高价格下无法获得足够消费的物品，所以边际效用规律的存在与作用就难以显现。

人类所使用的物品，除了极少几种是自然无偿供给以外，都是人类自己通过一定的代价耗费而创制出来的。因此，如果它们体现出人的效用需求上的边际递减，那是因为人类对它们的生产率得到极大提高的结果。这是价值规律对物品边际效用递减具有决定影响的体现。由此可见，价值规律与边际效用递减是密切相关的，其中一个是有关效用的生产及其程度，另一个则是有关效用的发挥与满足需求的程度；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并没有谁取代谁，非此即彼的两难要人选择。关于两者的这种密切关系，效用经济学的始创者斯坦利•杰文斯（1835--1882）曾这样说：“以尽可能最小量的劳动，得到欲望的满足”。 这简洁的话道出了劳动价值论与价值规律同效用价值论的关系。劳动价值论与价值规律认为，劳动作为代价耗费必须得到补偿，同时指出，劳动作为代价耗费趋向最小化，这样可减小这种补偿的压力（补偿的压力即指：一件商品必须卖出很高的价格，才能补偿它所包含的过高成本）。劳动耗费的最小化，体现在“得到欲望的最大满足”上，因为劳动耗费最小，意味着最容易得到物品，获得物品对人的效用的最大满足。比如一个人经常吃得很好，身体油滑光亮，说明他很容易获得他要吃的食物。

马克思这段话众所周知：“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一定社会的正常的条件下，在平均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劳动所需要的时间。在英国采用蒸汽织布机以后，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一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并且只提供以前价值的一半”。 他在别处又说：“假定一个商品代表6个劳动小时。如果一些发明使这个商品用3小时就可以生产出来，那么连已经生产出来、已经在市场上流通的商品的价值也就只有它原来的价值的一半”。
马克思这些话说明什么？说明：一个商品的价值，并不单取决于生产它的“直接劳动”，还取决于“同一个市场共同体”中生产同种商品的其他生产者的劳动，在此我们不妨将这种其它劳动称为“间接劳动”。假设在同一个市场中，有两个生产同一个商品P的生产者A人和B人，其中A人生产商品P花了1小时个人劳动量，B人生产商品P花了2小时个人劳动量。那么这个商品P的价值量是多少呢？按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思想，商品P的价值量是1小时与2小时的[加权]平均值，即1.5小时。对于A人来说，他的商品P的价值量不仅取决于他自己所耗费的1小时“直接劳动”量，而且还取决于B人在生产同种商品P上所耗费的2小时“间接劳动”量；对于B人来说也是如此，也是自己的“直接劳动”量与A人的“间接劳动”量相比较的结果。

价值与供求关系
许多学者努力想以市场供求关系来取代劳动价值论及价值规律，以为，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就可以说明经济现象与实质。因为他看到，需求越旺，物品的价值就越大，表现为价格越高，相反，需求越淡，物品的价值也就越小，价格越低。但是，实际上我们仍能发现价值规律对这种供求关系的重大影响。
在市场供不应求时物品价格与价值为什么上升呢？那是因为，对于上涨了的需求来说，原先的生产能力还较低，所以要生产出适应忽然间出现的旺盛需求的产量，就需要费更大的“劲”，投入更大的资本与劳动，耗费更大的代价，以扩张“生产可能性边界”。假设一个生产者平常只具备日生产10万件商品产量的生产能力；如果市场日需求从平常10万件一下子提升到20万件，那么这个生产者就必须追加投资以扩大生产规模，使日产量从10万件提升到20万件。这样，投资所耗代价就会转嫁成相应产品的价值，而使产品价值上升，价格上涨。因此供不应求到一定程度总会导致价格上涨。
相反，如果这个生产者平常已经保持足够的生产能力，在市场需求加大时不费太大的力量就能保障供给，那么，商品的价值和价格是不会上涨的，至少不会“刚性上涨”。这种情况我们也经常见到，比如在节假日市场需求比平常旺盛得多，但供给方面也常常贮藏着相应的供给能力，因此，节日旺销的商品并没有出现很大的涨价现象，有时反而降价，那是因为原先贮藏的供给能力借这个机会释放太多，从而在需求趋旺的时候出现降价现象。
因此，市场需求增加导致的价格上涨也是因为供给增加引起成本耗费增大的结果，它表现为物品较为短缺，“难得性”增大。对于任何物品，生产得到平常程度的产量较为容易，但得到更大产量可能较难。因此我们知道，凡是因物品供不应求所出现的价格上涨现象，其内在原因都是由于当时的生产能力（供给能力）相对较弱，不适应这种市场情况的结果，而不是需求上涨所引发的结果。生产能力相对较弱，就难以提高产量，提高产量所耗费的代价更大，于是产品所包含的价值更大。就象一个平时只能运输1万旅客的火车站一下子需要运输5万人，那么它只好尽自己的所能，耗尽自己所有的资源与关系来运输这多于平常5倍的旅客量；于是，运输价格自然会上涨。

李嘉图也批判过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观点，他说：“最后支配商品价格的是生产成本，而不象人们常常说的那样是供给与需求的比例”， “商品价格完全取决于供给对需求或需求对供给的比例的看法，几乎成了经济学上的公理，并且在这门科学中也成了许多谬误见解的根源”， “受竞争影响而数量又能适当增加的商品的价格，最后都不取决于供求情况而取决于生产成本的增减”。 这说明，在一般人只能看到现象的地方，杰出的思想家总能看到潜藏于现象背后的深刻原因。
这说明，所谓“供求关系”并不对物品的价值与价格产生最终的决定。相反，是生产供给活动中形成的价值（成本）与价格，最终决定物品在市场中的供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