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劳动者实际工资（---与货币工资相对应）的定义是“已经完成的一定量劳动使资本家花去的费用”。 同时他评论说：“从这个观点看来，劳动在富国几乎总是比在贫国便宜”。 这是一个很明智的工资定义，因为它把工资花费看作是“完成一定量劳动而花去的费用”，这个费用通常与劳动者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水平具有密切联系；同时也表明：尽管资本家可能为劳动者支付更高的报酬，但劳动者所完成的劳动量却可能更大。 我们设想，如果某个国家民众生活所需要的全部生活资料其价值已等于零（一般情况下它体现为价格等于零），那么，任何一个生产者在雇佣任何劳动力、雇佣任何职员时，都将不费分毫，他可以以实物的形式无偿获得他们的生活所需并无偿供给他们使用。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如果生产者包养、包用劳动力的一切实物性的生活资料，而不发给一点生活所需的货币，那也未尝不可，只要是社会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物品，都以实物的形式供给他们，这样劳动者也不会有任何抱怨。 可见，雇佣劳动力所花费的实际工资的代价显然等于这些生活资料所实际花费的代价，如果这些代价耗费大，则生产者为雇佣劳动力所支付的实际工资就高，相反，如果这些代价耗费小，则生产者为雇佣劳动力所支付的实际工资就低---这样可绕过表现情况复杂的货币体系而直接达到事情的实质。

这应该是现代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特征，有效供给可以以“乘数”的方式扩大整个经济活动的范围与能力，使人们更广泛地就业和获得更高收入。可见，投资也必须讲求效率，以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与效用，使这种投资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价廉物美。如果我们用非常高昂的代价来修筑一条高速公路，使它的收费不得不比正常高速公路收费高许多倍，那这条高速公路也难以发挥其经济作用，因为它也象许多价格昂贵的商品那样，没有多少人能够使用得起。因此公共投资也需要象私人投资一样，讲求效率，从效率中讲效益求利润。另外我们假设，为了1万人的就业，某条高速公路需要在正常工作之外增加容纳这1万人在此工作，并向他们提供正常的工资收入，这样就必然会使这条高速公路的造价与运营成本相应抬高，并反映到车辆使用高速公路的更高收费上；更高的收费会制约相关经济行业的增长，也会因此减少其它人的就业机会。所以，某些人的无效就业会减少其他人有效就业的机会。

马克思认为价值是同一个生产系统内的劳动---雇佣劳动所形成出来的，与其它生产系统无关。但他又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介定价值量，这实际上已经把价值的决定与价值量的衡量问题社会化、市场化了，而不单只在一个生产系统内部。如果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量，那必定得出前面“低效劳动为高效劳动创造价值”的奇怪但真实的论点。实际上，这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价值导向交换价值的必要桥梁，因此很有意义；但它也将价值与交换价值微妙地混淆起来了，使我们根本无法知道，一个物品的价值到底是由直接生产它的劳动形成的，还是其它生产要素间接形成的？当然人们会说：一个生产系统内只要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生产物品，则物品就具有相应的交换价值。但问题是这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根本不是一个确定值，因为，我与我周围的生产者相对照时得出一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当我再与其它市场中的生产者对照时又会得出另一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如果我再与国外相同产品的生产者对照（因为我的产品是出口的，无法不作这样的对照），又会得出另外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那么，这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到底是多少？无法确定，无法根据它来作出相应的确定价值量，尽管马克思本人说：“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一定社会的条件下，在平均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劳动所需要的时间” 也无济于事。因为实际上，马克思所说“一定社会的条件下，在平均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的情况，只能在我把产品推向一定的市场后才能够在市场中部分地得到确定，而不是在生产过程中事先得到确定；并且，随着我所推向的市场之不同，这个条件和所确定的值也会非常不同，因此要想以它来确定生产过程中的产品价值量，是相当模糊的。

我们平常所知道的“物以稀为贵”，也可用这个道理来解释。“稀”表明物品稀少，供不应求，所以“贵”。但“稀”本身并不能直接导致“贵”，即“稀”不是“贵”的直接原因。因为“稀”表明物品的生产与供给能力相对不足，要提升产量比较困难，耗费的代价比较大，所以其价格会“贵”。可见稀有物品的贵是由于其耗费的代价较大而造成的，而不是“稀有”本身造成的。我们设想一种特殊情况：假设某个人无意中拣得一个“稀有之物”如金介指或高档笔记本电脑，那么这个稀有之物在他手上会有多大价值呢？它由于是白拣得的，没有耗费他任何代价，因此对于他来说此物的价值实际上等于零。但它的市场价却是上万元的稀有物。 按供求关系决定物品价值的观点，这个物品也有与正常所得物品那样的市场价值，体现为相同的价格，一分都不能少，也一分都不多，因为，如果你比正常市场价格小一点，那你如何解释这“能够小一点”的现象？以供求关系无法说明；供求关系只能说明：如果现在此物品的市场价格是10元（但是它连这个10元价格如何定也说明不了），那么无论物品如何得来，是劳动得来还是白拣得来，它都将是10元，不能是9.9元或10.1元，因为供求关系并不能解释这个现象。
但实际上，这个白拣得“稀有之物”的幸运者却总是以较低的价格出售，有时甚至打5折到4折，因为在他看来，就是打1折出售，他仍可大赚一笔---甚至比那些正常经销此类物品的人赚得更多。比如，谁都知道，偷来的商品，其价格总比同品质的其它正常出售的商品低很多。一辆偷来的新自行车售价往往只有几十或百多元，但同样的自行车在商店正常出售时却需要几百元。为什么？因为偷来的东西基本上没耗费什么成本（如果冒险不算是一种成本的话）。又如，同一种进口笔记本电脑，正常进口的笔记本电脑比走私进来的笔记本电脑价格要高几千上万元，为什么？显然是因为走私品的整体成本耗费较低，而正常进口品由于要附加各种费用，成本高得多，价格就抬高了。这是按劳动价值论及其价值规律所得出的结果。如果按供求关系来看这种情况，又如何解释呢？前面说了，按供求关系，一个物品无论如何得来，在同一个市场里价格都一样，因为它们品质相同，在市场上根本分不出它是正常进口还是走私进来的，分不出是偷来的还是正常生产经营所得，它们都具有同一个市场价格，都可按同一价格出售，为什么又要分不同价格出售呢？供求关系无法解释这种价格不同的现象。实际上它也无法解释“物品出售是赚钱还是亏损”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它往往抽去了成本---这个价值规律的现实体现形式---而只看表面的市场供求现象。

成本的代价耗费属性
有些学者认为劳动价值论与生产成本论具有对立性， 同时所谓“主观效用价值论”又与这两者是一种对立面的关系。比如晏智杰说：“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破产的直接后果是生产成本价值论的兴起并取劳动价值论而代之，另一方面的后果就是促进了劳动价值论和生产成本论的对立面---主观效用价值论的出现”。 实际上，它们谁也对立不了谁，各有各的地位和存在的理由。“生产成本价值论”包含着劳动价值论；但前面已经多次说过，生产成本归根结底要归结为人类劳动的代价耗费，因此当生产成本最小化时，就会显露出人类劳动的基底意义，而剔除所有其它的成本构成。另一方面，人类劳动创造出“机器劳动”，那也不过是人类劳动的另一种节约化了的形式。因此，所谓生产成本价值论不过是劳动价值论的“现实复杂形式”，是劳动价值转化为其它种种形态（如资本、工资、地租及其它税收费用等等）后的“现实复杂形式”。如果机器劳动完全取代了人类的亲身劳动，那也是人类劳动之历史发展的伟大成果，是劳动价值论的新的体现。同时，价值作为代价耗费，我们根本不需要机器这些“死劳动”来形成新的更大价值，以加大这种代价耗费的负担，相反，机器必须节约人类亲身劳动，减少劳动产品的价值，从而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劳动价值论表明价值是由人类劳动形成出来的，但它也乐意看到劳动价值论转化为另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使人类劳动得以更大节省和相应产品得到更大产出的形式。所谓主观效用价值论并不能取代劳动价值论和“生产成本价值论”，因为它所涉及的是价值的另外一个属性---即价值的使用价值、效用属性，这个属性是越大越好。它研究的是：一个使用价值如何才能发挥出其最大功能与作用，它指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使用价值的总量越大，单个使用价值所能够发挥出来的功用就越小（边际效用递减）。人们可能认为能够通过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来影响市场供求，特别是影响市场需求，从而影响物品的价值，最终使劳动价值论与成本价值论都不再成立。但是，前面已经说过，物品能够显示出“边际效用递减”现象，必须要建立在一定生产率水平上，没有高水平的生产率，就不能显示出这种边际效用递减。而“生产率”这个关键的概念只有在劳动价值论和它的现实复杂形式---成本价值论中才能得到说明。所以杰文斯把边际效用的存在最终归结为“劳动”。他说：“但劳动虽非价值的原因，在大多数场合却是决定的条件。其决定方法如下：价值只定于最后效用程度。怎样我们能改变这效用程度呢？增加或减少可供消费的商品呀。怎样我们能增加或减少它呢？多用或少用劳动来获取它的供给呀。如此，在劳动与价值之间有二步骤了。劳动影响供给，供给影响效用程度，效用程度支配价值或交换率”。 可见，在效用价值论的创始者那里，人类劳动也是居于决定性地位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杰文斯在此所说的“价值”实际上是指价值的使用价值属性，而不是指代价耗费属性。
因此，劳动价值论、成本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并没有谁取代谁的问题，它们各有各的意义与地位，不可互相排斥、互相取代。

所以从供给来看，价值通过其成本形态而起决定性作用。单纯的“价格高供给则增大”是站不住脚的。
对于需求，众所周知，物品的价格越低，所刺激起的市场需求也就越大。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在决定物品的价格呢？是物品生产经营时所耗费的成本（准确地说是“社会成本”，因为单个成本不一定会对物品价格产生决定作用，但物品的社会成本，即社会平均所耗费的成本，必定对物品的价格起决定作用 ）。所耗成本越低，物品的价格也就可以更低，相反，所耗成本越高，物品价格就会上涨。当然成本低与价格低之间还存在一个重要的中介，即“竞争”，没有竞争，或者是垄断，则“低成本”就不可能传导为“低价格”。
以上是有关价格变动对供给与需求的作用。相反的情况是：供给与需求的变动对价格的作用。

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是通过原先的“享受物品”不断转化为今天的“必需物品”而实现的，享受物品每一次转化为必需物品，就使社会生活水平提高一步。而享受物品之所以能够转化为必需物品，那是因为经济发展，社会生产率得到提高，使物品所具有的价值（代价耗费）大大减小。从前花10元钱可以购买到从前的必需物品，而现在花10元甚至更少的钱也可以购买到现在的必需物品，但现在的必需物品却是从前的享受物品。比如电视机，过去花近1000元只能买到14英寸的低档彩电，而现在呢，花同样多的钱就可以买到21英寸甚至更大、功能更先进的彩电。所以社会生产率提高，是社会生活水平提高的关键，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关键，没有社会生产率，物品的内在价值就不可能降下来，物品价格就总是那么昂贵，总是那么稀缺与“值钱”。今天，手机已经流行，而过去曾经是高档品的BP机已经被人淘汰，这说明，随着新物品的社会生产率的提高，旧物品淘汰了，建立在旧物品上面的人的生活水平也被新的更高生活水平所代替，新的必需物品已经成为支持新的更高生活水平的基础。

那么，新产品的价值一定比旧产品价值更大吗？这对于价值论来说是最具争议的问题。按劳动价值论与价值规律，无论产品是新还是旧，无论其使用价值更大或者更小，其价值都取决于在它身上所耗费的代价，其中最基底的代价是人类劳动。但反对这一理论的人则认为，产品使用价值越大，其价值显然就越大。晏智杰在《劳动价值学说新探》中就抱这样的观点，他说：“在劳动价值论与财富理论的关系上，我们看到的是使用价值的要素多元论与商品价值论的要素一元论的对照和反差” ，“我们的分析实际上就是主张研究商品价值时应当将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来看待，从而将价值同使用价值统一起来，而不是将它们截然分开，以至于把使用价值从一开始就逐出价值分析，或者仅仅承认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拒绝承认使用价值的各种要素都参与了商品交换价值的创造和形成” ，“依据劳动价值论，商品的价值只是劳动创造的” 。确实，使用价值是应该统一到价值的内在概念上来的，就像本书前面多次强调的价值本质“价值是付出最小的代价而获得最大的效用”那样。实际上，最合理的统一应该是这里所指出的观点，即“价值是付出最小的代价而获得最大的效用”，或者简单地说：“效用及获得效用的难易程度”。在此，效用与获得这一效用的“难易程度”无法割裂地有机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价值同使用价值统一起来”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因为“价值”这个概念本身已经包含了“使用价值”的意义，也就是效用的意义。因此说“价值同使用价值统一起来”实际上包含着“使用价值同使用价值统一起来”的意思。当然价值这个概念除了包含“使用价值”意义以外，还包含“获得使用价值的难易程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劳动耗费”。因此，“价值同使用价值统一起来”这句话应该改为“劳动耗费与使用价值统一起来”，而这个统一就是“价值”的完满意义。

对于劳动价值论与价值规律来说，价值意义的侧重点是它的“代价耗费”属性，即最小化的“代价付出”，由于这种代价耗费必然趋向最小化，所以代价耗费最终归结为必要的人类劳动的代价耗费，这是劳动价值论得以成立的基本论证 。而对于使用价值价值论--效用价值论来说，其价值意义则侧重于价值的“使用价值”属性，即最大化的“人类生存”的条件。这样，当我们以“代价耗费”的意义来论说价值时，劳动价值论是完全成立和完全必要的，在此同时也包含着人类“劳动价值”的最小化（反映在“价值本质规律”里），因为它表征了人类谋求生存与发展的进步。

以这样的观点观察新产品是否一定会比旧产品具有更大的价值，就具有一种全新的思考角度。从使用价值来说，新产品自然要比旧产品有更大价值，但从代价耗费来说，新产品就不一定会比旧产品耗费更大，虽然通常新产品价格总要比旧产品更高。这取决于新旧产品的生产方式是否耗费更大或更小的成本，是否更难或更易生产出来。实际上，人们在选择生产一种新物品时，不但考虑到物品功能上的新颖性，而且考虑到物品生产上的成本费用，人们会选择成本费用尽可能低的物品和方式来生产。科学的发现能帮助人们找到更低耗费的生产途径，制造费用更低的物品，就像科学能够找到某种更廉价的能源或新型材料一样。当然，价格更低的新物品会立即将造价较高的同类旧物品清除出市场，使我们难再看到它们，或者迫使它们低于其成本价打折出售，使我们只能在旧货市场中看到它们；当然如果它原先的成本（与新品对比）并不太高的话，它还不至于被立即清除出市场。

价值作为代价耗费，它在市场中表现为“成本”或生产费用，以成本的形态对一切经济行为施加其价值规律的作用。在谈到价值规律的作用时恩格斯曾这样说：“……每个人必须大体收回成本这一点又总是会帮助找出正确的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总是将“成本规律”--即“必须收回成本”--看作是劳动价值论与价值规律对现实经济产生作用的关键环节。因此，在经济现实中肯定了成本规律，就是肯定了劳动价值论与价值规律的存在与意义。

实际上，马克思是从很高的程度上来批判要素价值论的，他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限制表现在：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利润率的下降成为一个规律，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创造物质条件” 。在他看来，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普遍采用先进生产要素而形成的）使利润率普遍下降，从而危及到整个资本主义的生存，同时也意味着新的“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得以产生出来。因此，有些人 认为“商品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不是马克思的“正经”观点是不对的，他们甚至认为马克思也像他们那样坚持“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成正比”的庸俗观点，从而赞同他们那种庸俗的要素价值论。他们显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观点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整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最根本的意义，可以说，如果这个“反比”观点是错误的，那么马克思整个批判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大厦就会崩塌。

可见，虽然人们对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观点相当熟悉，但熟知非真知，并没有据此推出这样关键一步：随着生产方式的科技进步，凝结在产品上的劳动会有许多部分从原先的“必要”变为“不再必要”。马克思说：“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 在此马克思说得很清楚，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凝结在一个物品（或一个单位产量）上的必要劳动量越来越少，从前一个物品可以凝结10个人一天的劳动量，现在它只凝结8个人一天的劳动量（或者更少），多于8个人一天的劳动量，则变成不必要的、多余的、无效的劳动。这正是今天我们经常见到的因行业进步而导致更多劳动者失业的关键原因，行业进步使原先还是“必要”的劳动不再必要，这种劳动的无效性直接导致了失业的增加。因此马克思的必要劳动价值论可以很好地说明当今因科技进步、生产方式改进而导致的结构性失业现象。

可见，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必须将其放在市场竞争的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这个劳动价值论所隐含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对市场竞争因素的包含，就像马克思本人所说：“内在规律只有通过他们之间的竞争，他们互相施加的压力来实现，正是通过这种竞争和压力，各种偏离得以互相抵消。在这里，价值规律不过作为内在规律，对单个当事人作为盲目的自然规律起作用，并且是在生产的各种偶然变动中，维持着生产的社会平衡” 。我们看到，任何其它劳动价值论，无论是马克思以前的还是以后的，都极少内在地包含市场竞争的因素。翻翻现存所有有关的劳动价值论文献，极少见到在价值论中对市场竞争因素的内在利用，这是它们的基本缺陷。当然还是有人认识到在马克思的价值论里包含着竞争因素，比如顾海良在研究与介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产生与转化时便意识到这一点，他说：“马克思还认为，商品的价值由生产成本即劳动决定，是通过竞争的作用实现的，只有通过竞争的作用，商品的价值才能最终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来决定。”

市场竞争是必要劳动得以成立与产生变化的基本力量，除去竞争，这种必要劳动就不能得到合理说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也不会得以合理存在。比如，在形形色色垄断的条件下，价格就总是偏离价值而虚高，这甚至使许多人不相信价值规律的作用，不相信劳动价值论的合理性。没有充分的竞争，那些附着在劳动产品身上的“假价值”（比如利息、地租和过高的利润等）就不能过滤压缩掉。经过充分的竞争，才使人认识到：只有必要的人类劳动才有资格形成劳动产品中的新价值，所有其它因素如资本、土地和非必要的劳动，都没有这个资格。因为竞争使产品价格最小化，在这样的价格下，不可能包含着成本 以外的其它费用。
因此，产品价值的大小是通过市场竞争来定的（请注意，这里说的是“通过”市场竞争来定，而不是“由”市场竞争来定），这种竞争越充分，通过它所定出的价值也就越接近真实价值（即社会平均的代价耗费）。过去在计划经济下之所以不可能实施价值规律，就是因为没有这种市场竞争。所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既与生产过程有内在关系，也与商品流通过程有密切关系；虽然生产过程是商品价值的内在决定因素，但是这个决定因素也要顾及商品流通过程的条件，才会做出自己的“价值决定”，因为它必须要顾及这个价值是否能够实现。比如，如果商品流通过程不容许商品具有过大成本耗费，那么商品生产过程就会作相应调整，尽可能将生产过程中的成本耗费降低下来，以适应商品流通过程所产生的局限条件。而这种成本耗费，就是价值存在的反映。

对马克思主义深有研究的美国著名左翼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1910－），其著作《资本主义发展论》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竞争因素深有洞察。他是这样描述竞争因素的作用的：“一个猎人花上自己的两个钟头时间，可以得到一头海狸或是二头鹿。现在，让我们设想一下，‘在市面上’，一头海狸换一头鹿。在这种情况下，谁去捕猎海狸，就是傻瓜。因为，在一个钟头内，可以猎取一头鹿，然后通过交换，就可以得到一头海狸；而直接搞一头海狸，却需要二个钟头。所以，这种局面是不稳定的，也是不能持久的。鹿的供应会扩大，而海狸的供应则会缩减，直到除鹿以外没有别的东西上市，且也找不到鹿的买主。照此推理，用排他法就可以证明，只有一个交换率，即一头海狸换两头鹿可以构成稳定的局面。当市场上保持着这个比率的时候，捕猎海狸的人既无意于改行捕鹿，而猎鹿的人也无意于改行捕捉海狸。所以，这是均衡的交换比率。一头海狸的价值就是两头鹿，反之亦然……假定这就是简单商品生产社会里的竞争，那么，只有当每个商品的价格同该商品生产时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成比例时，供给与需求才会达到平衡。掉个头来说，只有在供求的竞争力量得以自由地发生作用时，和劳动时间成比例的价格才会成立。所以，关于价格决定的竞争性供求理论，不但同劳动理论没有分歧，它反倒成为劳动理论的一个主要的--即使有时候是未被人承认的--组成部分……（马克思语：）‘当供给和需求相互平衡而停止发生作用的时候，商品的市场价格就会同它的实在价值一致。’” 在这里，斯威齐将“竞争”概念引入价值规律的运动中，令人满意地解决了价值及其“交换比率”问题。同时，他指出了供求关系与价值关系之间的内在一致性，从而批驳了大多数学者将价值关系与供求关系对立起来的观念。

综上所述，在必要劳动价值论里，价值决定要联系到“价值实现”才能做出。决定每个商品价值的是它的个别价值（而不是社会价值或者市场价值），但当个别价值决定自己的大小时，必定要联系到这个个别价值能否得到实现的条件--不妨将这个条件称为价值决定的“联系因素”。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比如一个国家的总统具有做出国策决定的权力，但考虑到做出决定的效果与现实性，这个总统在做出决定时必定要联系到国家的方方面面，才会最终做出决定。在此，决定权在于总统，而不在于国家的这些方方面面。必要劳动价值论里，就包含着价值决定与价值实现的这种对立统一性，在这里，决定价值的并不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它只是决定价值时必须要联系到的因素。这段话表明了这个观点：“既然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能否由此得出结论：劳动消耗多的个别劳动创造了更多的价值，因而劳动密集型部门创造的价值最高，因而这类部门最先进。回答是否定的。根据劳动价值论，劳动创造的价值有个市场实现问题。就是说，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消耗的劳动能否形成价值有社会（市场）承认问题，超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劳动消耗不被社会承认，当个别企业采用某种新的要素如新的工艺或技术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它可以使其生产产品的个别劳动时间降低，从而获取超额利润；而当社会都使用这种新的要素时，则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便形成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创造的价值量更高的不是劳动密集型部门，而是资本和技术密集的部门。”

但是，这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同样包含着一个重要问题，即它包含着“资本与技术能够‘创造’更大价值量”的要素价值论意义，而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所反对的。实际上，只要是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用“社会价值”来决定商品的价值，而不是用商品本身所实际凝结着的“个别价值”作为价值决定的因素，则产生这个问题就不可避免。资本与技术使商品的个别价值缩小，但其社会价值仍然不变，而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观点，决定商品价值的不是它的个别价值，而是这个社会价值，这样，资本与技术能够“创造”更多价值量就是顺理成章的事。这正是今天劳动价值论难以服人、难以应对要素价值论的原因。不过，马克思认为，当先进生产技术得以普及后，必定使每个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降低，从而使其社会价值下降，这又包含着劳动价值论对要素价值论的否定意义，但这个观点由于它比较隐蔽而使许多人没有了解或者对之视而不见，人们热衷的是“资本与技术由于创造更多商品财富量因而创造更多价值”的平庸观点。而当先进生产技术的普及致使商品价格大量下降时，这个平庸观点又陷于困境。上述所引这段话最后部分，并不懂得这个道理，甚至连“先进技术的普及会形成一种新的更低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意思也不深入了解，因为更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更低的商品社会价值量，尽管它是先进科技的结果，因此误以为，先进技术的普及显示了资本与技术能够创造更大价值量。

价格维持论
上述必要劳动的情况，使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意识到一个关键点：即劳动产品的市场价格被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根据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即根据一定的社会成本耗费标准，某种产品的市场价格总是被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比如根据现在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生产一台29吋彩电的社会平均成本耗费是1500元，那么，这种彩电的市场价格就被维持在1500元。这样，所有（自己没有能力形成垄断局面的）这种彩电的生产者，就只能在这个市场价格水平上经营与安排自己的生产活动，使自己的产品成本等于或小于这个既定的价格，不能高于这个价格。如果你采用更先进、生产率更高的生产方式，那么你的成本价格可以比市场所维持的这个1500元价格更低，但你可以按1500元出售，这样你就可暂时获得一笔超额利润。所以，从这个“价格维持”的观点来看，任何单个生产者所获得的实际收益，都不单纯是他自己的原因，更大程度是由于其它生产者将价格维持在某一水平（较高价格水平）的结果。

总之，“价格维持”现象的存在使我们更清楚看到“必要劳动”的意义--市场上众多企业所维持的劳动需求水平，就是某一个企业所必须遵从的“必要劳动”；它是在越来越剧烈的市场竞争下能够获得市场认可的劳动耗费，这个耗费，就是马克思所认可的“价值”。显然，这个价值越来越被挤压收缩了。我们知道，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许多公司都裁减自己的职员数量。在同一行业中，某一公司自身的裁员都有可能演化为整个行业的裁员风暴的蔓延，因为一个公司的裁员会使这个公司减小成本负担，它的产品就可以在市场上卖得更低，这样就会“惊动”所有其它公司，迫使它们想方设法将成本压缩下来，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它们只好采取相同的措施--裁员。这样就使我们看到：某公司“裁员”的单方面行动，就很可能使其它同类公司中某些职员的劳动变成“不必要”的劳动，而遭到裁减 。因此，从马克思必要劳动价值论来看，任何一个企业在采纳人员就业的时候，就业者所创造的效益必须大于企业在他身上所花费的费用，否则企业是不愿意承担更大的成本耗费的。

在经济生活中，购买力是相当关键的一种经济力，供求关系中，需求的大小就体现在一定的购买力上。因此如果单纯论说什么需求而没有涉及到一定购买力下的需求，那是相当空洞的。马克思说：“社会需要…总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要”。 这样，所谓需求并不是一个先决的条件，实际上，供给比需求更具有先决性，因为正是一定的生产性的有效供给，才能使人获得一定的购买力。如果没有一定的生产供给，就不具有相应的需求能力---购买力；因此所谓需求并非凭空产生，在市场的供求关系中它还不是先定的决定因素，决定因素的是生产供给状况，是“有效供给创造需求”。

马克思对劳动者实际工资（与货币工资相对应）的定义是“已经完成的一定量劳动使资本家花去的费用” 。同时他评论说：“从这个观点看来，劳动在富国几乎总是比在贫国便宜” 。这是一个很明智的工资定义，因为它把工资花费看作是“完成一定量劳动而花去的费用”，这个费用通常与劳动者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水平具有密切联系；同时也表明：尽管资本家可能为劳动者支付更高的报酬，但劳动者所完成的劳动量却可能更大 。我们设想，如果某个国家民众生活所需要的全部生活资料其价值已等于零（一般情况下它体现为价格等于零），那么，任何一个生产者在雇佣任何劳动力、雇佣任何职员时，都将不费分毫，他可以以实物的形式无偿获得他们的生活所需。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如果生产者包养、包用劳动力的一切实物性的生活资料，而不发给一点生活所需的货币，那也未尝不可，只要是社会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物品，都以实物的形式供给他们，这样劳动者也不会有任何抱怨 。可见，雇佣劳动力所花费的实际工资的代价显然等于这些生活资料所实际花费的代价，如果这些代价耗费大，则生产者为雇佣劳动力所支付的实际工资就高，相反，如果这些代价耗费小，则生产者为雇佣劳动力所支付的实际工资就低--这样可绕过表现情况复杂的货币体系而直接达到事情的实质。

由于“供给不能完全创造自己的需求”，我们有必要将其修正为“有效供给完全创造自己的需求”。因为有效供给强调供给的有效性，强调要向市场供给适合人们购买力水平与愿望的产品。所谓“有效供给”有两方面意义：一个是产品的价格要比较低，另一个是产品的品质与品种要尽可能理想；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平常所说的“价廉物美”，或者“性能价格比高”。因此说有效供给，就要尽可能降低产品的成本消耗，同时尽可能开发新品种，并提高产品品质。这一点在前面“价值本质规律”里已经强调了。

如何理解这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马克思这段话众所周知：“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一定社会的正常的条件下，在平均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劳动所需要的时间。在英国采用蒸汽织布机以后，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一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并且只提供以前价值的一半”。 他在别处又说：“假定一个商品代表6个劳动小时。如果一些发明使这个商品用3小时就可以生产出来，那么连已经生产出来、已经在市场上流通的商品的价值也就只有它原来的价值的一半”。
马克思这些话说明什么？说明：一个商品的价值，并不单取决于生产它的“直接劳动”，还取决于“同一个市场共同体”中生产同种商品的其他生产者的劳动，在此我们不妨将这种其它劳动称为“间接劳动”。假设在同一个市场中，有两个生产同一个商品P的生产者A人和B人，其中A人生产商品P花了1小时个人劳动量，B人生产商品P花了2小时个人劳动量。那么这个商品P的价值量是多少呢？按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思想，商品P的价值量是1小时与2小时的[加权]平均值，即1.5小时。对于A人来说，他的商品P的价值量不仅取决于他自己所耗费的1小时“直接劳动”量，而且还取决于B人在生产同种商品P上所耗费的2小时“间接劳动”量；对于B人来说也是如此，也是自己的“直接劳动”量与A人的“间接劳动”量相比较的结果。

本书前面曾提到所谓“价值悖论”的现象，它对了解劳动价值论的价值规律（及它的延伸价值本质规律）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与互相关系具有很好的意义。
前面曾说，价值悖论源于亚当·斯密，他说：“应当注意，价值一词有二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交换价值，甚或没有；反之，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使用价值，甚或没有。例如，水的用途最大，但我们不能以水购买任何物品，也不会拿任何物品与水交换。反之，金钢钻[石]虽几乎无使用价值可言，但须有大量其他货物才能与之交换”。 李嘉图随着这个思想而作出了他的引伸，他说：“所以，效用对于交换价值说来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但却不能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

综上所述，在必要劳动价值论里，价值决定要联系到“价值实现”才能作出。决定每个商品价值的是它的个别价值（而不是社会价值或者市场价值），但当个别价值决定自己的大小时，必定要联系到这个个别价值能否得到实现的条件---不妨将这个条件称为价值决定的“联系因素”。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比如一个国家的总统具有作出国策决定的权力，但考虑到作出决定的效果与现实性，这个总统在作出决定时必定要联系到国家的方方面面，才会最终作出决定。在此，决定权在于总统，而不在于国家的这些方方面面。必要劳动价值论里，就包含着价值决定与价值实现的这种对立统一性，在这里，决定价值的并不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它只是决定价值时必须要联系到的因素。这段话表明了这个观点：“既然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能否由此得出结论：劳动消耗多的个别劳动创造了更多的价值，因而劳动密集型部门创造的价值最高，因而这类部门最先进。回答是否定的。根据劳动价值论，劳动创造的价值有个市场实现问题。就是说，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消耗的劳动能否形成价值有个社会（市场）承认问题，超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劳动消耗不被社会承认，当个别企业采用某种新的要素如新的工艺或技术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它可以使其生产产品的个别劳动时间降低，从而获取超额利润；而当社会都使用这种新的要素时，则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便形成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创造的价值量更高的不是劳动密集型部门，而是资本和技术密集的部门。”

问题可以归结为这样一句话：稀缺的自然物品之所以显得有价值，那是因为创制类似的物品需要耗费人类劳动。实际上稀缺的自然物品是有价格而无价值；不能将价格混淆为价值。正如张忠任所说：“原始土地本身并不是劳动产品，所以没有价值。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土地可作为商品被买卖具有价格。”
最后，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劳动非常乐意看到将自身“消灭”，即能够不再需要人类劳动的代价耗费，直接利用自然的力量源源不断地创制出无穷无尽的物品来。比如现在的自动生产线就是这样，它是机巧地利用自然力、自然资源与自然机制，自动创造人类所需物品的生产线。此时，创制出来的每个物品所凝结的人类劳动越来越小，其价值趋向于零。

【消耗的劳动能否形成价值有个社会（市场）承认问题，超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劳动消耗不被社会承认，当个别企业采用某种新的要素如新的工艺或技术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它可以使其生产产品的个别劳动时间降低，从而获取超额利润】
先生在这里忘记了一点：新的要素采用，是需要资本家的超额投资的，这也就是说，资本家所获得【超额利润】也就不会是那么大了。而且，这还没有将新元素的采用的后期管理、维护这一笔很大的开支计算在内。

耗费的价值形成的承认是价值实现问题，是价值作为耗费得到补偿的实现问题。而价值是否得到实现，都不会影响价值是耗费的定律，因为任何耗费都要得到补偿，无论是正补偿还是负补偿，无论是赚钱性补偿还是亏损性补偿。

人类科技的作用与意义，就在于能够以更小的单位代价而获得（生产出）更好的产品。因此，人类进步的意义体现在：越有用的东西就越廉价。比如，粮食最有用，结果粮价往往很低。粮价不低怎么能承担几十亿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