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则认为，只要物品有效用，受到人们的需求，自然物品就会有价值；因此，是需求决定物品的价值。实际上，需求决定的是价格，而不是价值。需求拉动形成的是价格，而不是价值。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自然物品是那些被假设为不耗费人类任何代价的物品，自然生成的物品不耗费人类的代价（人从地上捡起这些物品所耗费的代价不算）；既然不耗费代价，那么从代价耗费的角度看，它就没有价值。但它有价格，因为它可以在市场上卖出一定价格。如何理解有价格但无价值的现象？我们可以借“超额利润”概念来理解这个现象。比如，某人白拣得一块黄金，这块黄金对于他来说不耗费任何成本代价，但它可以卖出好价钱。这样，他可以赚取相当于价格那么多的纯利润。这是完全的超额利润，即价格高于（等于零的）价值所获得的利润。 正由于有这个超额利润，所以他对这块黄金的定价就灵活得多，可以定得高些，也可定得低些，就看别人对这种黄金是如何定价了？而别人是如何定价的呢？也就是说，黄金市场的整体价格如何决定？这个价格实际上是由人类劳动及其它成本因素耗费在黄金生产经营上所决定的。这意味着，没有价值的自然物品的价格，是由这种物品的人工替代品所耗费的劳动决定。野生人参很贵重，但如果它没有凝结一点人类劳动（将寻找野生人参所耗费的劳动忽略不计），则它仍然没有价值，但它却有价格，这个价格是由在人参生产上耗费的人类劳动及其它成本决定的，也就是说，人参的人工品的价值决定着人参的自然品的价格。但人参自然品的价格往往比人参人工品价值与价格高得多，这是价格高于价值的现象，也是形成超额利润的现象。

在此，理解问题的关键是对“超额利润”的性质的理解。同时，我们也可以用“亏损”概念来说明这里的问题。假设自然物品具有价值，因此当物品的价格高于这个价值时，形成一笔超额利润。它的价格会随着市场竞争加剧而下降，当价格下降到价值的水平时，超额利润消失，但仍有均衡利润；当价格继续下降时，价格低于其价值，于是形成亏损现象。这样，如果自然物品具有一个大于零的价值，那么它必定会产生这种亏损现象。但一块白拣得的自然物品（比如前面所说的黄金），它的成本耗费等于零，这样，那怕它的价格下降到零，也不会出现亏损现象。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侧面说明自然物品是没有价值的，因为那怕其价格下降到零，也不会产生亏损现象。这样，我们可以将这个道理归纳为一句话：“价格下降到零也不会产生亏损即证明一个物品没有价值”，而不管这个物品是不是自然物品。

价值规律的意义是：物品具有价值，就要通过等价交换将这种价值实现出来。因此价值规律要求的是：物品具有多大价值，它就需要实现出多大价值，如果实现多了，物品就能获得一个“超额利润”，如果实现少了，物品对于其生产者来说就是亏损。前面我们说了，一个物品的价值指凝结在其身上的一切代价耗费的总和，其中包括劳动、资本、地租、运输、保管、税收、收费等等所形成的代价耗费，这些要素都构成了价值。但同时也指出，由于它们是代价耗费，需要最小化，因此，归根结底只有必要的劳动因素（“必要劳动”因素）才有资格形成新的价值，其它生产要素不能形成新价值---只是将它本身原来所凝结着的价值转移到新的物品上。所以劳动价值论最终是正确的，因为只有劳动---必要的活劳动---才有资格形成新价值。但在具体现实中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更广泛的价值形成论，因为导致各个具体生产者耗费更多代价的种种因素我们还要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考虑与计算进去，还要在交换中将其实现出来，虽然最终所能实现的也不过是人类劳动代价的耗费。

实现所有剥削行为一般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抬高某些产品的市场价格而实现一部分人对另外一部分人的剥削；另外一种就是在产品的市场价格不可能抬高时，对生产这些产品的必要劳动的直接掠夺，比如要劳动者在他们难得的收入中缴纳一部分以供某些剥削者使用。后一种人们比较熟知，马克思的雇佣劳动剥削论就属于这种剥削；无论劳动者需要交纳的是货币收入还是实物收入，都具有相同的性质。而前一种虽然最为常见，但人们对之仍比较陌生，甚至根本想不到这也是一种剥削。因为它剥削与损害的并不是生产这种产品的劳动生产者，而是它的购买消费者。比如，某些药品出厂价与最终销售价相差好几倍甚至十几、几十倍，因为在这些药品出厂后的流通过程中，存在着太多需要耗费费用的环节，其中有些费用是必需的，其它费用则纯粹是在这方面具有特权的人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搭车”抬价，从而使药品价格不断翻番，以致严重侵犯患者的利益。如果一个社会有太多人依靠这种腐败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抬价行为生存，那么这个社会的经济必定衰弱不振，趋于垂死，直至被更有活力的外来经济体完全击溃。

在分配方面，所谓按劳分配的实质是“按必要劳动分配”，即按有效劳动的付出量分配，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应该有的分配形式。如果不按这个形式分配，那么就必定意味着有人多占了必要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存在着剥削行为。而所谓“按要素分配”的实质又是什么呢？这个实质是：按这些生产要素在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的有效性分配；什么叫做“生产要素的有效性”？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能够通过它们而获得更高效率。这种更高效率集中体现在：使每个产品所具有的成本价格更低。因此我们不能无条件地承认所谓“按要素分配”，而要看这些要素是否起到“使每个产品所具有的成本价格更低”的基本作用。因此，象人类劳动也需讲有效的“必要”性那样，对于资本、土地与科技，我们也同样要讲有效的必要性，---我们不妨也称之为：必要生产要素；如果它们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我们就认为它们是不必要的、多余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所谓按要素分配也不过是按劳分配的一种特殊形态，因为按要素分配实际上是按“心力劳动”的有效程度来分配，它是分配给心力劳动资本家的收益。当资本家冒险投入这些生产要素后，他有充分的理由期待获得这些生产要素所带来的收益。
不过，如果将按生产要素分配认为是：放出资本与土地等生产要素后便定坐定吃，不承担任何风险，就象食利者那样专靠食利生存，那这种按生产要素分配就不是一种特殊的按劳分配，它是应该被压缩到最小限度的剥削性分配。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一方面既认可劳动的效率性（劳动耗费越小越好，不能大于必要劳动所容许的程度以内），又赋予劳动神圣不可侵犯的属性（即不许剥削劳动者的利益）。 在马克思看来，任何非必要劳动的要素都没有资格构成产品新价值，资本与土地，甚至科技等等要素，如果它们的投入不能使生产效率得到提高（这种提高表现为：使每个产品所包含的成本价格更低），那么它们也象哪些不必要的劳动那样，只会加重必要劳动者们的负担，是一种剥削行为。试想，当市场竞争只容许你的产品出售到一个额度非常小的最高价格时，你还能在你的产品上添加更多（这个税、那个费的）成本负担吗？到时，消费者会用你的“各个竞争者定出的价格来说明”（马克思语）你的价格过高了，不能接受。所以，当美国政府在向它的企业大规模减税时，有可能迫使中国政府也必须向中国的企业减税，因为如果不这样，则在其它条件合适的情况下，广大中外消费者就会用价格更低的美国产品（减税有可能使其产品价格下降）来说明你中国企业的产品价格过高了。这样的话，影响就大了，因为中国几乎所有开支都要通过一定的税收水平来实现，没有这个水平的收税，有许多开支就不能实现。这是典型的“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反过来，机构臃肿使纳税人负担过重，会严重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是不言而喻的。

必要劳动价值论说明人类经济发展的一种基本趋向，即所有人类劳动的产品，将越来越脱离稀缺的境地，其价值将越来越低廉（物品的价值总是与其稀缺度成正比）；这意味着，人类生活水平将得到越来越大的提高。前面说了，随着社会生产力因科技进步而得到巨大提高，劳动产品中包含着的所有不必要的代价耗费都将被清除，而原先是必要的成本耗费、劳动耗费，现在则不断变成不必要的耗费，使产品所凝结着的代价耗费越来越小，其价值含量越来越低廉。几十年前，我们无法想象我们今天更加进步的生活，同样，在今天，我们也无法想象100年后子孙们比我们更为富裕充实而文明的生活。这些都因伟大的经济规律（主要是价值规律）的作用而得到续步实现。

一个社会能够富于创新，是这个社会充满生命活力的必要条件。这是马克思“必要劳动价值论”所启示我们的符合一切时代要求的大道理。不过马克思却对最体现必要劳动价值观的资本主义形态感到悲哀，认为这纯粹是“适者生存”，广大劳动者将越来越被边缘化，越来越陷于绝对的贫穷。他（或他的继承人）构想的解决方案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或者生产资料“社会化”。
　　实际上，埋头于对资本主义进行“宏观算计”的马克思仍然存在着重大的失策，因为他忽略了资本主义对新产品的创造力，及这种新产品的新市场属性。 而市场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得以继续存在下去的根本条件。市场是什么？市场的实质无非就是产品市场，有产品即有市场，市场是一定产品的市场，并没有一种没有任何产品的空壳的毫无内容的市场。马克思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当他预言资本主义将因市场容纳不了越来越强大的生产能力，而趋向崩溃的时候，资本主义却因科技进步、新的使用价值的新产品叠出而转危为安并继续发展。在马克思时代，还没有什么汽车市场、各种电器品市场、石油市场尤其是电子电脑市场及由此而发展起来的IT产业，等等；今天这些基础性的市场，都是因汽车、电、石油等等的发明与开发而形成的。这给了我们一个意义重大的启示：要想度过市场经济的一个又一个难关，必须特别关注对新产品的开发与有效供给能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开辟新的市场，让市场经济能够有充分的扩展空间。对于这一点，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充分洞察到，因为他们也象马克思那样，忙于宏观算计，而忽视微观创新。 当然，马克思是重视科技进步的，但他对科技进步的重视只局限在科技进步所能提供的更高生产力上，而忽视科技进步对新产品的创新开发意义，及新产品对开辟新市场的意义，这种新市场对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与发展下去的意义。因为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经济意义不够重视，缺乏充分的研究。

最后再次指出，象前面多次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必要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含意是指“能够在市场交换中实现出来的价值”，也就是交换价值；严格来说，它不应与“价值”本体 相混淆。

象本书前面所经常提到的，价值的最高本义是：表征人的生存与发展。对于人来说，能够获得生存，使生活过得更好的任何条件，就是具有价值的。价值越大，它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意义就越大。平常人们所说的“创造价值”，其意义即是：创造人能够生存与发展的条件；创造更大价值就是创造更大的人的生存发展条件。人获得一笔数量可观的使用物品，这些物品之所以成为财富，就是因为它们构成了人生存发展所必要的条件。

价值的最高本义是人的生存与发展，它需要相应的物质条件来维持。这样，获得这些物质条件的难易性就直接体现出人的生存发展程度了。比如，人为维持生存需要食物（面包、米饭之类），这些食物是如何获得呢？古代，生产能力低下，一个人劳作一天只能得到相当一个面包的收获，这样，人的生存发展程度就很低，人们穷困潦倒，生存品质极差，甚至与野生动物没有什么区别。而在生产力发达的今天，人们劳动一天便可挣得一个月的口粮，劳动2个月就可购买一台大彩电。这表明人的生存发展程度得到了极大提高。在过去拚死劳作才能得到的，现在只需动动手指，就可容易得到。
这样，价值便由上述本义自然引伸出第二个意义：获得生存发展条件的难易程度。

对于价值的效用---费用属性，我们可以换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个角度就是“耗费---补偿”，其中的补偿也就是效用的获得---效用是以补偿费用的意义而存在。人们付出代价、费用后，必定谋求补偿，将这种代价耗费补偿回来。比如一个人为别人劳动一天，他自然需要对方支付相应的报酬来补偿他一天劳动在时间与体力上的耗费，如果是为自己劳动而自给自足，那也必须要有相应的收成，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与生活。对于资本家来说更是这样，他的大笔投资必须获得利润回报的补偿，否则他就不能维持下去。对此，马克思曾这样说：“商品出售价格的最低界限，是由商品的成本价格规定的。如果商品低于它的成本价格出售，生产资本中已经消耗的组成部分，就不能全部由出售价格得到补偿。如果这个过程继续下去，预付资本价值就会消失。从这个观点来说，资本家就乐于把成本价格看作商品的真正的内在价值，因为单是为了保持他的资本，成本价格已是必要的价格。”

价值规律的根本是等价交换，即产品耗费多少代价，通过交换所获得的补偿就是多少。这种等价交换在市场经济中体现为：成本制约价格。一个生产者耗费一定的成本生产出一批产品，这批产品的总价格必须能够补偿回这个成本耗费。这才符合价值规律。恩格斯在谈到价值规律的劳动补偿时说：“每个人必须大体上收回成本这一点又总是会帮助找出正确的方向”。  可见，成本是价值及其“耗费---补偿”价值规律的市场体现形式，抓住了成本，也就抓住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及其“耗费---补偿”的实质。

马克思的价值思想，实际上是一个因耗费代价而追求补偿实现的思想。在他看来，如果耗费了代价但没有得到相应补偿，那么耗费的代价就是没有价值的，只有得到补偿的代价耗费才算是有价值的。因此他便将价值介定由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这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一定社会的正常的条件下，在平均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劳动所需要的时间”。  在他看来，只有符合这一社会劳动时间的劳动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其代价耗费才能得到完全实现，才具有价值。后来他发现这样的介定还不完善，因为这样仍然不能使相应产品的代价耗费在交换中得到完全实现。于是他便进一步介定：“尽管每一物品或每一定量某种商品都只包含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劳动，并且从这方面来看，所有这种商品的市场价值也只代表必要劳动，但是，如果某种商品的产量超过了当时社会的需要，社会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就浪费掉了，这时，这个商品量在市场上代表的社会劳动量就比它实际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小得多。” “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进行生产时，它们才能卖出去。”

可见，马克思为了使产品在“当时”能够“卖出去”，使代价耗费当时就能实现完全补偿，便再在他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思想中引入“另一种意义”，即引入“需求”因素。显然，受到“需求”的产品其代价耗费是必定会获得完全补偿的。问题是，这个需求因素是完全不确定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根本不能以一个“数量上确定了的需求” 来确定这个“有需求的”必要时间。对于需求马克思自己曾这样说：“需求具有很大伸缩性和变动性，它的固定性是一种假象。如果生活资料便宜了或者货币工资提高了，工人就会购买更多的生活资料，对这些商品就会产生更大的‘社会需要’”。  这样，要为产品的代价耗费寻求一种“即期”（即前面马克思所说“当时社会的需要”中“当时”的意思）完全实现其补偿的方法与规律，是很难的。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产品的代价耗费被“浪费掉了”，那么，其补偿，因而相应的价值就没有了。

这样，马克思将价值决定寄托在市场需求上，便使价值决定具有极其复杂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中我们难以分辨出，到底是价值在决定供求及其价格呢？还是供求与价格在决定价值？这是前面马克思的价值思想“如果耗费了代价但没有得到相应补偿，那么耗费的代价就是没有价值的，只有得到补偿的代价耗费才算是有价值的”所导致的一个复杂难题。

马克思认为产品必须在生产出来后的即期能够“卖出去”，才算有价值，因此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的这种价值决定称为“直接补偿”性的价值决定。如果当时不能获得完全符合相应耗费的补偿，则产品的价值有可能失去，因此就算“没有价值”了。这样，他对价值决定又有进一步的说法：“每一种商品的价值，都不是由这种商品本身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意思是说，如果一个商品放在仓库里还未卖出去，那么过一段时间，它的价值就不再等于它本身所凝结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由“再生产”相同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当然，如果这个商品在生产出来后能及时完全卖出去，那么它的价值还是可以等于它自己所凝结着的必要时间的。可见，马克思认为，对商品代价耗费的补偿必须是即期的直接补偿，实现这种补偿后才算具有价值。如果这个商品生产出来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卖出去，那么它的价值可能因外界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失去（当然也有增殖的可能）。

但现实却告诉我们另外的情况。比如当某商品耗费100元代价生产出来后，如果当前市场的价格未能使其补偿回这100元的耗费，那么商品生产者会将其暂时存放在仓库里，待市场价格回升后再出售。同样，我们平常所持股票被套牢，就是因为当前股价低于股票购进价而不愿出卖。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形象称为“守仓持价”，即为了实现原来较高价格而先贮存起来，待市场价格恢复到适合程度后再出售。这说明一个重要道理：人们仍然认为自己手中没有卖出去的商品与股票具有原先的价值，因为它耗费了相应的实际代价而要将其补偿回来。这显然与马克思“由再生产决定价值”的观点有很大不同，因为马克思的观点实际上是要原商品价值迁就再生产商品的价值，而不是根据原商品的实际费用而“守仓持价”，也就不会有实际经济活动中因价值原因所产生的“商品库存”现象了。

如果一个生产者在出售某个（批）产品时亏损，那么他肯定要想办法把这一损失补偿回来。这说明这个（批）产品是具有价值的，只是没有在当时得到完全实现而已，它的价值就等于它所凝结着的实际的代价耗费。如果它在交换中只实现了一部分直接补偿，则会有一部分亏损需要间接补偿。如何补偿呢？十分显然，要么以生产者自己过去的积蓄来补偿，或者以他将来通过多赚而补偿，再者将这笔亏损的代价负担转嫁给别人。比如他过去由于生产经营状况好，积蓄了一些资财，现在发生亏损，自然就需要这些资财补偿之，如果他现在没有积蓄，那么他必须想办法在以后的生产经营中通过多赚来补偿亏损。一般人们做生意办实业是借银行或别人的钱做资金，那么人们在生意发生亏损后首先会将亏损的代价负担转嫁给银行及他人，因为亏损无法按时归还借款。某些人由于一时陷于较大亏损，致使一生都难将此亏损补偿回来，一生都背负难以还清的债务，到他的生命终结时，他的债务就变成别人的损失。

如果要通过亏损者自己以前或以后的“多赚”来补偿这种亏损，那么按帕累托最优化原理，这种多赚有可能是损害别人利益的结果。因为如果你不多赚，那么别人就可少付出，从而符合“既提高某一人的效用或满足程度，又不降低其他人的效用或满足程度” 的帕累托最优化原理。比如，如果现在中国联通公司CDMA投资项目目前是亏损的，那么它必定要通过自己过去或将来更多的盈利来弥补这一亏损，于是便产生“更大盈利”的压力；这样，它为了补偿亏损所必须要获得的更多盈利实际上已经多占了相应消费者的利益，如其服务价格必定有所上涨，才能获得一笔多赚的收入来填充亏损漏洞。又如，由于中国许多国有企业因未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而陷于亏损，此时ZF要向它们注资以维持它们的生存。ZF的这些资金从何而来呢？最终是从税费中来，而税费则是从那些有交税交费能力的企业与个人中来，不可能从那些已经亏损了的国有企业中来。于是，这些国有企业的亏损的代价便转嫁出去了，变成由全社会的民众来承担这种代价耗费的损失。如果这些国有企业没有亏损，能够自食其力，那么ZF就不用向社会征收那么多的税费，社会民众也就不用承担这些费用。

可见，任何单位、任何人，无论它是政府性质的还是私人性质的，只要它亏损，就会损害到社会众人的利益，使社会众人为他的亏损承担责任，而不单纯是亏损者自己的事。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经济运行效率低下浪费严重，这种亏损浪费要由社会上的全体公民特别是其中某部分人来承担，比如通过对农产品统购统销、工农业产品之间价格剪刀差等方式来使人口最多的农民承担大部分这种社会亏损，从而使农民长期处于非常贫困的境地。
这些“耗费---补偿”的复杂情形充分说明，不能直接实现其即期补偿的“卖不出去”的商品，也有其内在价值，也需要补偿，它所实现的补偿道路复杂曲折，而不象直接补偿那样只需“惊险一跳”（马克思语，即买卖交易完成）就可以了。

　由此，我们便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劳动产品都具有价值，它的价值等于它所耗费的实际代价，也即是它的“个别价值”；如果这一个别价值过大，不能得到完全实现而亏损，那么这笔亏损也要通过种种曲折的方式补偿回来。人们都知道马克思否认物品价值即是其个别价值，他说：“物品的价值不是它的个别价值，而是它的社会价值”。 但在另一地方他则说：“随着机器在同一部门内普遍应用，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就降低到它的个别价值的水平。于是下述规律就得到了证实，按照这个规律，剩余价值不是来源于资本家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力，恰恰相反，是来源于资本家雇来使用机器的劳动力”。 在此，马克思在确定价值不是个别价值而是社会价值的同时，又敏锐地意识到其中的问题，因为它实际上意味着“机器能够创造价值”。如何意味呢？机器（由于使生产率提高）能够使每个产品的实际个别价值降低，但由于认为产品的真正价值不是这个别价值而是社会价值，这个社会价值并不因生产者对机器的采用而下降，因此就等于说：由于采用了机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数量更大的总产品所包含的总价值增大了。这样的话，“机器不能创造价值”就不成立，马克思“不管劳动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同样的时间内执行职能的同一劳动总是凝固为同一价值” 这一重要思想也不再成立了。这显然危及到马克思的整个劳动价值论。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又说了以上的观点：“随着机器在同一部门内普遍应用，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就降低到它的个别价值的水平”。这说明什么？这实际上是说：个别价值才符合“规律”，社会价值只有降低到它的个别价值水平上才是符合规律的，如果社会价值高于个别价值，它就会形成一笔虚假的价值（超额利润），就不符合规律；而符合规律的意义也就是：个别价值才是真正意义的价值。不过这里的“个别价值”是指低于社会价值的个别价值，并不包括高于社会价值的个别价值。高于社会价值的个别价值的情况，实际上就是亏损的情况从而要淘汰从而使人看不到。显然，马克思并不认为构成亏损的过高个别价值会是“符合规律”的真正价值。但从以上所阐述的“间接补偿”思想来看，它也是真正价值的一种体现形式。

其实，所谓社会价值只不过是众多个别价值的市场聚合体，因此，没有一个商品的真正价值不首先是个别价值，然后再导向社会价值的。如果排除个别价值而直接认社会价值为物品的真正价值，那么，价值规律就会陷入难以确定的状态，同时也把价值与“价值实现”即交换价值混淆起来，认为价值即是“可以实现的价值”。比如，我们前面已经说明，一个商品的真正能够即期实现的社会价值非常难以确定，马克思首先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确定之，然后再进一步发展为“按需求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和“再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但“需求”这个因素却更难以捉摸，因此说到底，商品的社会价值实际上是非常难以确定的因素。与此相反，商品的个别价值却是非常容易确定的，因为商品的个别价值是商品所实际凝结着的成本耗费的反映。比如一个商品用10元钱的全部实际成本生产出来，那么这个商品的个别价值就是10元，不管这个商品销售到哪个市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它的这个个别价值都固定不变；但它能够实现的交换价值却因不同的市场而有所不同，比如它在国内可能只卖10元，但在国际市场它则可能卖到10美元。

所以，根据价值的“耗费---补偿”实质，完全可以确定任何商品的真正价值就是其实际凝结着的代价耗费，即是其“个别价值”，如果这个个别价值不能在即期得到实现，它所代表的代价耗费不能即期通过“卖出去”而得到补偿，甚至浪费掉了，那么它也必须以复杂曲折的方式得到补偿，并非浪费掉就算了。

实际上，表征商品之“社会成本”的马克思第一个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已经决定了商品能够即期“卖出去”的价值关系，即商品在市场中必定按这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价值额出售，并不需要为了顺应市场供求关系而加入某种“需求”因素。因为，当社会整体供给价格被需求压低到其社会成本费用底线后，无论需求如何继续减少，供给价格都不能再下降了。这虽然违反供求现象，但有时候经济运行却是违反人们通常所熟知的现象与常识的。供求现象告诉我们，如果需求不断减少，则供给价格必定不断下降，直至到零。但实际上情况并非这样，随着需求的减少，供给价格确实会下降，但当它下降到其社会总成本底线后就不再下降了。因为，一旦价格下降到所有供给者的共同成本的底线，就会构成一种“供给垄断”效应，因为每个供给者都不得不维持他们的最低成本价格。

我们经常听人们说：科技劳动是一种复杂劳动，它可以以“自乘”的方式创造更大价值 ，而创造更大价值者会获得更多报酬。确实，科技研究活动从某种角度来看是复杂的人类劳动，但是它能够“创造更大价值”吗？如果这样的话，劳动岂不越复杂越好？劳动越复杂，越能“创造”出更大价值。

一方面，从经济学机理上看生产力作为“生产率”与生产过剩之间的关系，我们不难发现，要减弱商品相对过剩状态，不是要降低其生产率，反而要努力提高生产率，使它们的“单位成本产出率”尽可能大，市场价格得以下降，从而促进销售，减弱过剩。按供求关系，一种商品的价格下降，对它的需求量会增大；因此，这些相对过剩的商品价格下降，受到的需求往往更大，甚至会由过剩状态转为短缺状态。比如，当前人们对小汽车、住房等商品有很大的潜在需求，但由于它们的市场价格仍较高，人们无力消费，这样便使它们陷于过剩状态。一旦它们的市场价格下降到一定程度，便会引起消费热潮，原先的过剩便转化为热销，甚至短缺。在中国广大农村，农民的生活仍然十分落后，他们对商品的潜在需求无论数量还是种类、质量上都非常高。问题在于他们的购买力低下。因此，如果生产率提高，商品价格得以下降，肯定会促进中国广大农村的市场繁荣，在造福广大农民的同时也使生产者获得更大利益。今天，由于通信设备与通信服务价格下降，在广大农村与农民之中形成越来越大的通信消费市场，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有一种经济现象可以说明这种情况，这就是“滞胀”。在滞胀中，物价既上涨，但需求又因失业增加而减小。按正常供求现象，需求减小物价应该下降，不至于上涨。但滞胀就存在这种情况。“滞胀的独特之处在于，无论从哪一方面削减总需求，都无法减轻通货膨胀”。 人们在解释这种反常经济现象时意识到“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存在，因此认识到，无论需求如何变化，只要社会总成本增大，物价就会上涨，要使物价下降，就要使物品生产销售过程中的成本降低下来。这应该是符合马克思价值规律的，因为在这个思想看来，物品价格受生产经营中的相应代价耗费决定。马克思说：“正好是生产费用的变化，因而正好是价值的变化，引起需求的变化，从而引起供求关系的变化…生产费用的变化，无论如何不是由供求关系来调节的，而是相反，生产费用的变化调节着供求关系。” 这实际上反映了马克思价值理念的最深思想意图，即力图揭示：支配变幻莫测的市场供求关系的，是人类生产活动中的代价耗费，即他所说的“生产费用”，而这种必须最小化的代价耗费，其基底就是人类劳动，所有代价耗费最终都要压缩到最小，从而归结到人类必要劳动的耗费上面。同时，马克思在此已经很明显地将价值归等于生产费用，于是价值毫无疑问便具有成本的特性，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价值体现为成本并以成本的方式起作用。前面提到的马克思另外一种说法：“商品出售价格的最低界限，是由商品的成本价格规定的。如果商品低于它的成本价格出售，生产资本中已经消耗的组成部分，就不能全部由出售价格得到补偿。” 也包含这样的思想，即费用（价值）决定价格，从而决定整个供求关系。

如此形成的过剩是不是“生产力过强而引起的生产过剩”中所指的过剩？如果是，则这个观点就有局限了。因为前面已经说了，这种过剩并不是生产力过强而引起的过剩，而是在一定生产力平台上的“重复建设”，外延生产力扩张太多而引起的过剩。如何缓解这种过剩呢？一个是缩小外延生产力的扩张程度，以减小这些成本价格过高的商品的供应量。另一个就是使内涵生产力所构建的“生产力平台”再提高一层，使商品的成本与价格得以下降，从而促进市场扩大、促进人们的消费。对于这一点马克思自己也已说得很明白：“在危机之前，所有属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物品往往普遍涨价。因此，所有这些商品都卷进接踵而来的崩溃之中；在按照它们在崩溃之前的价格出卖的情况下，它们就造成市场负担过重。这种按照以前的市场价格吸收不了的商品量，按照下降了的、已经降到商品费用之下的价格，市场却能够吸收。商品的过剩总是相对的，就是说，都是在一定价格条件下的商品过剩。在这种情况下使商品能被吸收的那种价格，对生产者或商人来说，是引起破产的价格。” 这里，马克思明确指出，在“相对过剩”情况下，市场的商品过剩可以通过“降价”而得到缓解。而生产力（内涵生产力）的提高，就是使商品价格得以下降的最有效途径；虽然生产力提高也同样会使市场上商品的供应量大大增多，但商品是否过剩，与商品的供给量并没有内在关系 。可见，马克思是了解资本主义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下能够继续存在下去的情况的。虽然这种情况仍难说明资本主义永久存在，但至少说明，资本主义并非按马克思原先的预言遭到消灭，反而在以后得到很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