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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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斯曲线与失业的问题
  菲利普斯在1958年发表了《1861—1957年英国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一文，分析了近百年的数据，根据1861年到1913年的数据，论证了失业率与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的假说。1960年萨缪尔森与索洛在发表的《达到并维持稳定的价格水平问题: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分析》中运用美国的数据，验证了菲利普斯假说，提出了“菲利普斯曲线”的概念。他们用物价上涨率代替货币工资变动率，得出了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替换关系。奥肯在1962年发现了经济周期波动中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反向关系。萨缪尔森与索洛是对菲利普斯假说作出的一种新表述，奥肯是对菲利普斯假说的一个新发现。学界通常把菲利普斯的观点，萨缪尔森与索洛的观点，奥肯的观点看做是菲利普斯曲线的三种表达方式，即它们表明了三对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工资率-失业率”；“通胀率-失业率”；“产出率-失业率”。
菲利普斯、萨缪尔森与索洛、以及奥肯提出的三对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都是以实证分析为基础的，除非样本数据有误或者人为造假，否则就其本身而言是不可辩驳的。然而几十年来，围绕菲利普斯曲线的问题，反反复复纷争不断。菲利普斯曲线的三对经济变量关系，都是一时一地的实证分析，离开一定的时段，离开一定的地域，三对经济变量关系就会有所变化。不仅仅是假说，包括任何的理论，都有其成立的前提条件。只有找到了假说理论的内在逻辑，才有可能还假说理论以原本的面貌。
         一、工资率与失业率
三对经济变量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它们之间有怎样的内在逻辑？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反映的是货币工资变动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菲利普斯将英国1861-1957年的数据，以1861-1913年，1913-1948年与1948-1957年分为三个阶段，作了单独的考察。在对1861-1913年数据的考察过程中，菲利普斯以英国货币工资的变动率为纵坐标，以失业率为横坐标作了一个散点图, 图中同时根据散点图的分布情况拟合了一条曲线，也就是萨缪尔森与索洛命名的菲利普斯曲线。原图如下：
　　图一
原图是一个实证数据分析图，原图是否可以翻译为理论分析图呢？我们知道，工资是劳动的价格，它的均衡价格是劳动需求曲线与劳动供给曲线的交点；失业率是与劳动供给、劳动需求有直接关系的因变量，凡是与劳动供给或劳动需求相关的变量，都与失业率有着或强或弱的关系。关于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论分析，菲利普斯的同事利普西有一个精辟的见解：货币工资变动率与劳动市场的需求有着正相关关系（01注释），这就是货币工资变动率与失业率之间的本质关系，这就是菲利普斯曲线的内在逻辑。
针对菲利普斯曲线，一些著名的学者提出了质疑。弗里德曼在《价格理论》一书中写道：“菲利普斯的分析看上去很明确、很有说服力，但却大错特错了。其所以是错的，是因为经济理论家们从未提出过，劳动的供求是名义工资率（如，用美元表示的工资率）的函数。”弗里德曼认为菲利普斯犯了与凯恩斯相同的错误，混淆了货币工资与实际工资区别，把货币工资作为劳动供求的函数大错特错了。我们认为，原始菲利普斯曲线的纵坐标是货币工资变动率，不能说有什么大错特错，特别是在物价稳定，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差别很小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举例所说的 “价格和工资以比如说每年2％的比率增长”为例，货币工资变动率与实际工资变动率也就是2％的误差。弗里德曼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中说：“----最初支持失业水平与名义工资变动之间的稳定关系的实证证据，得自于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当中，尽管存在着价格的短期剧烈波动，但长期价格水平却是相当稳定的；而且人们普遍预期价格水平将继续保持稳定。”试问，在那样的年代，菲利普斯用了货币工资而没有用实际工资，“大错特错”了吗？菲利普斯以货币工资为自变量的表达方式，对菲利普斯曲线所要表达的实质内容（反映劳动岗位变动率）没有根本性的影响（02注释）；只是弗里德曼所谓的大错特错是另有说法的。他继续写道： “若我们假定，关于价格水平的预期变动很缓慢，而名义工资能够迅速变化，并且不经过什么时间滞后就可以为人所知，那么，就短期(作者注：菲利普斯曲线本身是一个长周期)而言，我们实质上就可以回到菲利普斯起初的公式---”。在弗里德曼看来，菲利普斯曲线短期成立的前提是 “价格水平的预期变动很缓慢”，“名义工资的变化等于实际工资的变化”。弗老认定的理由是：“再假定某种事件，比如货币扩张，名义总需求开始增长，这一增长又导致价格和工资以比如说每年2％的比率增长。工人一开始会将这一增长解释为他们的实际工资增长——因为他们仍然预期价格不变——所以他们会愿意提供更多的劳动（使他们的供给曲线向上移动）（引者注：在这里不是工人劳动供给的意愿发生了变化，而只是工人以为工资水平发生了变化。正确的说法是：‘使他们的供给延供给曲线向上移动’），即，就业增加而失业下降。雇主对价格总水平的预期可能和工人一样，但是他们更直接关心他们所生产的产品的价格，而且在这方面信息也更灵。他们一开始将把他们产品的需求和其价格的增加看作是其相对价格的增长，并认为暗含着他们必须支付的以其产品来表示的实际工资的下降。他们因此将愿意雇佣更多的劳动（使他们的需求曲线下移）（引者注：在这里不是雇主劳动需求的意愿发生了变化，而只是雇主以为工资水平发生了变化。正确的说法是：‘使他们的需求延需求曲线向下移动’）。----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雇主和雇员双方都发觉价格是在全面地上涨。正如亚伯拉罕•林肯所说，你能欺所有的人于一时，你只能骗某些人于永久，而不能欺骗所有的人于永久。结果，他们提高了他们对于预期通货膨胀率的估计数，这就降低了预期实际工资的增长率，并使你最终将曲线下滑-----因此，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一种短期的‘交换’关系，但没有长期的‘交换’。”
现在我们明白了，弗里德曼之所以说菲利普斯“大错特错”，那是因为在货币工资变动率与失业率之间无法放入老人家“货币幻觉”的私货。我们认为，弗里德曼的批评毫无针对性，菲利普斯说的是一回事，弗里德曼说的是另一回事。菲利普斯曲线的本质是货币工资变动率与劳动市场需求程度的同向关系即货币工资变动率反映了劳动岗位的变动率（03注释），是劳动需求线本身的移动；弗里德曼强调的是暂时的货币幻觉作用，讲的是劳动需求线上与劳动供给线上的移动。弗老认为，从雇员角度来说，货币工资上涨以后，进入劳动市场的人一开始增加，大彻大悟以后又退出了劳动市场，即是劳动供应量沿着劳动供给曲线上点的来回移动（沿供给曲线向右上方移动与退回原点）；从雇主角度来说，产品价格上涨以后，雇主的劳动需求一开始增加，大彻大悟以后又减少劳动需求，即是劳动需求量沿着劳动需求曲线上点的来回移动（沿需求曲线向左下方移动与退回原点）。
失业率虽然受劳动的供求曲线两方面的作用，但是两条曲线对失业率影响的程度并不是相同的。根据均衡价格理论的一般原理，在短期通常是需求弹性比较大，供给弹性比较小；越是在短期，需求因素决定均衡价格的权重也越大，供给因素决定均衡价格的权重也越小。我们认为，工资变动率反映的劳动岗位变动率即劳动需求曲线本身的变动是影响失业率的主要因素；相对来说，劳动供给是一个长期渐变的量，劳动供给曲线本身的变动非常的缓慢，劳动供给曲线本身的变动是影响失业率的次要因素。弗里德曼所谓的货币幻觉作用，即工资水平变动引起的劳动供给量沿着劳动供给曲线上的移动与劳动需求量沿着劳动需求曲线上的移动，一般来说也是次要的因素。菲利普斯曲线的无比魅力就在于，她抓住了那个时代、那个经济体，劳动的需求因素是影响劳动价格即工资的最主要的因素，工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劳动岗位的增减。
劳动需求的变动，主要缘于经济的周期波动，其内在逻辑就在于生产的规模变动即全要素利用率的变动（详见下文叙述）。在生产规模收缩（产出总量减少）的情况下，劳动岗位减少，失业增加；在生产规模扩张（产出总量增加）的情况下，劳动岗位增加，失业减少。弗里德曼告诉我们的无非就是，工人一开始把货币工资上涨2％看作是实际工资的上涨，工人会提供更多的劳动；当明白通货膨胀率也是2％的情况下，知道自己被骗了，于是又开始减少劳动供给。弗老的讲法，与实际的经济生活可能存在相当的距离。我们不妨设想一下，比如名义工资上涨2％，通货膨胀率也是2％，或者假设通货膨胀率是4％，即实际工资下降2％，在没有失去劳动岗位的情况下，能有多少人放弃工作？弗老认为工人会减少劳动供给，我们认为自主选择放弃工作的人少之又少。再比如经济由繁荣转向衰退，总产值下降2％，部分厂商关门歇业，这里的工人的工作岗位没有了，就是想要继续工作也不可能了。因此，货币幻觉破灭未必有失业（04注释），经济衰退必然会造就被失业。
菲利普斯曲线本身没有直接反映劳动的供求关系，然而菲线隐含了工资与劳动需求的关系，也就是说工资的变动实际上是劳动需求的变动，是关于劳动供求关系中需求线变动的问题。但是，弗里德曼讨论的不是劳动需求的问题，而是货币幻觉引发的劳动供给量的变动问题。老人家画了如下一张图：
     　　　　　图二
     按照弗里德曼本人的讲法（05注释），就业量从Eo增加到EF，是因为经济中有一种推动从O到Aw的力量，雇员“一开始”不能区分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的不同，误以为货币工资上涨就是实际工资的上涨，于是“对他们而言，看上去似乎对劳动的需求（曲线）向右移动了”，“工人一开始会将这一增长解释为他们的实际工资增长——因为他们仍然预期价格不变——所以他们会愿意提供更多的劳动”即雇员的劳动供给延供给曲线由O到Aw；还有一种推动经济从O到Ae的力量，雇主“一开始”不能区分相对价格与一般价格的不同，“他们一开始将把他们产品的需求和其价格的增加看作是其相对价格的增长”，即雇主的劳动需求延需求曲线由O到Ae。借助雇员与雇主“一开始”存在的货币幻觉的力量，就业量从Eo增加到EF。弗老认为，“图12．6中所描述的相对于EF点的就业状况是暂时的。有两种力量都倾向于改变这一状况。第一，雇员终将发现价格普遍上涨了，这将如所发生的那样导致他们沿他们的供给曲线Aw点下滑回到O点。雇主虽原以为其他名义价格（或以名义条件表示的要素供给曲线）是既定的，终于也发觉这些价格上涨了，这将使他们在既定的名义工资率对其产品价格之比上减少对他们劳动的（平均）需求。他们如图所示将沿其需求曲线Ae点上滑回到O点。”也就是说“暂时的”货币幻觉消失之后，经济从 “Aw点下滑回到O点”,从 “Ae点上滑回到O点” ,综合起来就业量从EF下降到起始点Eo 。         
弗里德曼告诉我们，就业量从Eo到EF，是因为雇员不能区分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的不同，雇主不能区分一般价格水平与相对价格水平的不同 ；就业量从EF回到Eo，是因为理性经济主体开始大彻大悟。从Eo到EF再从EF回到Eo即开始从失业率下降再转向失业率上升，最后回到原来的失业率，好像经济生活中只是单一的货币幻觉的力量在起作用。我们总感到像是听了一个经济主体从受骗到觉悟的故事（06注释）。
关于“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一种短期的‘交换’关系，但没有长期的‘交换’”(07注释)的问题，弗里德曼给我们画了这样一张图：
　　　　　　图三　　　
然后他继续写道：“现在任何人都承认，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明显地被误解了，而且严重地夸大了那种长期替代关系，但是许多人不愿接受这一观点，即长期替代效应是零。
我们可以通过把价格预期引入菲利普斯曲线中的另一种方法来考察这一问题（08注释）图12．7仍将名义工资变动率标在纵坐标上，但是它包括了一系列不同的曲线，每条曲线对应工资的一种预期增长率。----
现在假定发生了某种事件使经济处于F点，在这一点上工资以每年2％的比率上升，而失业低于自然率。那么，当人们调整他们的通货膨胀预期时，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将向上移动，并且最终将停留在其预期通货膨胀率等于本期通货膨胀率的那条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上（09注释）。现在的问题变成，那条菲利普斯曲线是否形如A线，从而这条长期曲线的斜率像LL线那样是负的，在这种情况下，2％的预期通货膨胀率仍将降低失业水平，尽管不是降低2％那么多；如是形如B线，从而该长期曲线是垂直的，这就是说，预期通货膨胀率为2％时和为0％时的失业水平是一样的。”在这里，弗里德曼告诉我们，经济从原点Eo到F点，再回到F″点，这是一个“短期”（作者注：不知是多少年？有人认为是一个预期改变的周期时间）菲利普斯曲线，由于存在着无数条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于是就有了经过Eo点的不那么垂直的L-L线，或者是经过F″点的垂直的 - 线（10注释）。弗老也许无法否认无论是在Eo点与F点上，还是在F″点上都有一条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存在，F点（短期的一个点）是实际替换的一个结果，Eo点与F″点（既是短期线上的一个点，也是存在于长期线上的一个点）同样也是实际替换的一个结果。 Eo点、F点、F″点，它们都是菲利普斯曲线上的点，菲利普斯曲线本身就是无数替换点链接而成的一条线。长期线上的每一个点，都是经过该点的短期线上的一个交点，这个点作为短期线上点的时候无疑是一个替换的结果；同样是这个交点，作为长期线上点的时候怎么就变性了呢？在以货币工资（名义工资）变动率为纵坐标，以失业率为横坐标的直角坐标图中，在每一条菲利普斯曲线上的任何一个点，都不存在没有替换关系的可能性。一切真实存在的点都是经过实际替换的结果。弗里德曼所谓的替换关系，短期存在长期不存在的逻辑，我们实在是不明就里。也许一个人年少时很有钱，中年时也很有钱，老年时仍然很有钱，但是他一辈子很穷（11注释）。
弗里德曼说：“长期曲线是垂直的，这就是说，预期通货膨胀率为2％时和为0％时的失业水平是一样的。”(12注释)这算不算长期没有替换关系的理由呢？比如说去年的通货膨胀率为2％，失业率为4％，十年前的通货膨胀率为0％，失业率也为4％，这不能证明不存在替换关系，只是替换的平台（通货膨胀率的基点）不同，即去年以通货膨胀率2％为基点，十年前以通货膨胀率0％为基点，无任是在通货膨胀率2％的基点上，还是在通货膨胀率0％的基点上，只要通货膨胀率再提高一点，相应的失业率就会下降一点；反过来只要通货膨胀率再下降一点，相应的失业率就会上升一点（13注释）。我们认为，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在弗老的L′- L′线的左侧，实际的通货膨胀率要高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实际的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在L′- L′线的右侧，实际的通货膨胀率要低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实际的失业率要高于自然失业率。我们不知道弗里德曼能不能否定这一点，更不知道弗里德曼会不会不承认这是一种替换关系？（待续）

菲利普斯曲线与失业的问题（续一）
弗里德曼为我们画了一幅诱人的远景图，在“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成垂直状态，“长期”可回归充分就业。我们不知道，这个所谓的“长期”究竟是多少年，亚当•斯密至今的200多年里，有谁见过这根“长期”线；我们还要等待多少年，才能到达“长期”充分就业的彼岸。（14注释）弗里德曼只是在做假说，并没有实证资料，面对一条长达五十多年的实证数据拟合的原始菲利普斯曲线，敢说长期的菲利普斯线是一条垂直线，确实胆魄过人。不仅如此，弗里德曼较之于“头脑简单”（15注释）的菲利普斯的想象力也要出彩的多。想象中有一条条不断向上移动的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究竟是什么力量在不断地向上推？弗里德曼说：“当人们调整他们的通货膨胀预期时，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将向上移动，并且最终将停留在其预期通货膨胀率等于本期通货膨胀率的那条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上。”难道通货膨胀不是各种经济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而只是一种“预期”的力量造成的结果吗？通货膨胀与失业的双人舞既可以在不加预期的一楼共舞，也可以在附加预期的包括叠加各种经济因素的二楼三楼或n楼共舞。我们并不否认预期是经济活动中的一种力量，但仅仅是推动通胀合力中的一个矢量。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并没有附加什么所谓的预期，长达五十多年的工资率与失业率的反向关系曲线，难道不是非常的完美吗？（16注释）
弗里德曼的货币幻觉的替换关系，在“替换”的股份公司里，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股东。首先，货币幻觉与大股东财政政策没有关系；其次，货币幻觉与货币政策只是沾点边；最后，货币幻觉还要仰仗经济主体的觉悟水平。也许这样的替换关系只能在书本上见到，虽然存在理论讨论的意义，但是并无多少真实的实践意义。我们看到的或者是我们所说的替换，不就是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的替换吗？也就是以增加有效需求拉升物价替换产出上升失业率下降（提高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替换周期性的非自愿失业率下降）。
如果说货币幻觉的替换真有什么效用的话，那么也只能是短期的而不可能是长期的。货币幻觉只是一时没有看清楚而已，多看几眼不就看清楚了吗？货币幻觉倒很像是货真价实的“欺骗”，然而在长期毕竟是不能欺骗所有人的。需求管理的替换不是什么看清或看不清、也不是什么预期到或未预期到，那是要真金白银的东西填进去的，比如造了一条路、修了一座桥，难道不是短期有效用长期照样有效用吗？除非你是睁眼不看事实，与你预期到或未预期到又有什么相干？你有本事让它短期可以使用，长期不能使用吗？
弗里德曼用预期引起的通胀与失业的关系来分析菲线的替换关系，也是没有道理的。尤其是弗老大讲特讲预期的作用，我们认为大可不必；因为我们感兴趣的不是预期与通胀的关系，我们关心的是通胀与失业的关系。如果是针对问题本身的话，那就应该讲清楚这里的通胀的本意是什么？如果作一般意义的理解，也应该按通胀的分类逐一说明。单单列出预期引起的通胀，是不能说清楚问题的全部的；因为预期引起的通胀与失业的关系，不能代表各类通胀与失业的全部关系。就预期引起的通胀而言，可能与实体经济（商品与劳务）的变动没有任何的关系，预期只是“吹大”了通胀水平，本身没有真金白银的投入，既不能增加产出，也不能增加劳动岗位。因此，预期引起的通胀与失业之间不存在替换的关系，也不是菲线所要分析的对象。
弗里德曼关于自然率的说法，从表面来看似乎很有说服力，实际上是玩了一个戏法。自然率无非就是长期失业率的一个平均数，弗老无非就是以短期失业率相对长期平均值的偏离说事，断言“不存在稳定的替代关系”，长期将回到自然率水平，由此否定替换关系从短期到长期的延续与过渡（17注释）。我们感到失望的是，弗里德曼没有交代清楚，弗老心中的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究竟有怎样的替换关系，这种关系又是如何的不稳定（18注释）。因为平均值只有一个，样本数据又天然地趋向均值，如果据此声称找到了经济中内在的趋势，存在着一条躺在“自然率”上的长期线，这样的逻辑是没有多少经济学意义的。我们认为，自然率是一个平均数的概念，菲利普斯曲线与奥肯定律也是一个平均（线）数的概念，但是自然率与它们的经济学意义并不相同。菲线是菲线的样本数据拟合的结果，菲线不是对其构成的样本数据的否定，而是对其样本数据的提炼，是对通胀与失业关系的展示；奥肯定律是对奥肯定律的样本数据回归得到的数值（作者注：失业率与产出率的比例数值有不同的版本），奥肯定律也不是对其构成的样本数据的否定，同样也是对其样本数据的提炼，是对产出率与失业关系的展示。自然率的逻辑关系很是独特，自然率作为一个平均数也是从自然率的样本数据而来的，但是自然率却是用来否定样本数据的（19注释）。聪明的弗老压下自然率的出生这层关系不说，而是给平均数披了一件“自然”的外衣，好像得到了上帝的一臂之力，“实际失业率总是以这种自然失业率为轴心而上下波动的”（20注释），于是自然率取代了原有的替换关系。我们认为，“附加预期”的方法无非就是为每一条短期线找到一个平均的通胀率、找到一个平均失业率；再假设存在不同通胀预期即通胀基数，因而存在着一条条不同截距、却是相同斜率的短期线；并且把失业率的长期平均数改名为“自然率”，把样本数据天然趋向平均数的特性解释为短期失业率向“自然率”靠拢，进而用“自然率”否定菲利普斯曲线的实质内容—通胀与失业的替换关系。弗里德曼所谓的短期与长期的关系，原本就是样本数据与平均数的关系，作为平均数的长期自然率凭什么否定作为样本数据的短期替换关系？！弗老应该给世人一个理由！弗里德曼“附加预期”的观点，既不能直面实际存在的普片的替换事实，也无法建立短期有替换到长期无替换的逻辑联系。长期不就是短期的加总吗？长期线不就是由短期线“长出来”的吗？
          二、通胀率与失业率
上世纪六十年代，萨缪尔森与索洛对菲利普斯曲线作了一个新的表述，他们认为工资成本是总成本中重要和稳定的部分，鉴于企业往往采用成本加成定价的方法制定价格，从而在工资水平与价格水平之间，在货币工资变动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建立了紧密而稳定的关系，据此以通货膨胀率取代原始菲利普斯曲线的货币工资变动率，这就是我们现在通常看到的菲利普斯曲线，即以通货膨胀率为纵坐标、以失业率为横坐标的菲利普斯曲线。应该说，萨缪尔森与索洛的新表述，并没有对原始菲利普斯曲线构成实质性的改变，因为他们对通货膨胀率的定义只是工资增长率减去劳动生产率的一个差额（21注释），这里的通货膨胀率本质上只是工资变动率的另外一种表述而已。需要强调的是，萨缪尔森与索洛的观点也是当时为人们普遍认同接受的观点，不仅费雪包括菲利普斯与弗里德曼等都持有相同的观点（注释22），然而就是这一关键点被世人遗忘了。
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斜率为负值，这是其本质特征，失去了这一点也就失去了菲利普斯曲线的全部意义。弗里德曼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一文中写道：“近些年来，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时常伴随着较高（而不是较低）的失业率；对于为期几年的时期来说则尤为如此。这类时期的简单的、统计性的菲利普斯曲线为正，而不是呈垂直状态。”试问一切不是负斜率的所谓菲利普斯曲线还是菲利普斯曲线吗？货币工资变动率的父亲与失业率的母亲生了菲利普斯曲线这个儿子，它的先天基因决定了这条曲线的斜率是负值；如果斜率不是负值，那就应该做一做亲子鉴定。弗里德曼所谓正斜率菲利普斯曲线的父亲还是那个原名称作货币工资变动率的父亲吗？还是那个现名称作工资增长率减去劳动生产率的通货膨胀率的父亲吗？在弗里德曼那里，父亲已经换了新人了。弗里德曼的原话是在他1976年获得诺贝尔奖时说的，所谓的“近些年来”显然说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学人都知道当时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石油价格飞涨引起的，即被称作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因此，正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线的父亲虽然与负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线的父亲同名也叫通货膨胀率，但不是同一个父亲。
萨缪尔森与索洛对菲利普斯曲线的新表述以后，在通货膨胀这个大帽子下，放入了太多太多的内容，争议的焦点已经远离了“劳动岗位增减”这一本质命题。我们现在对通货膨胀的定义，通常是指一般物价水平持续地明显地上涨，并且人们把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联系在一起的时候，通常又不追究通货膨胀的原因，于是表面上好像是在讨论菲利普斯曲线，实际上根本就不沾边。
产生通货膨胀的原因有多种多样，比如需求拉动型的、成本推动型的等等，不同原因产生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率的关系也各不相同；每一种通货膨胀与失业率的关系，归根结底要看这种通货膨胀究竟是增加劳动岗位还是减少劳动岗位。工资变动率与劳动岗位增减的关系（即1861-1913年的英国存在的工资变动率与失业率关系），利普西已经作出了精辟的阐述，菲利普斯曲线不仅在实证的方面，而且在理论的方面也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现了二次石油危机引起的滞胀即失业问题与通货膨胀并存，出现了一条被称之为正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线。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之前，主要出现的是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与工资上涨过快引起的通货膨胀。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四十一章的一个小节题目是“新类型的通货膨胀？”，萨缪尔森写道：“现在和过去的通货膨胀的区别是：在到达可以辨认的充分就业之点以前，在劳动市场尚未紧俏和设备尚未得到充分利用以前，物价和工资已经开始上升。” （见萨缪尔森《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下册266页）萨缪尔森还写道：“---应该承认一种新类型的通货膨胀的存在，即：‘成本推动的（或卖方的）通货膨胀’，这种类型在很大的程度上有别于旧式的‘需求拉动的（或买方的）通货膨胀。’” （见萨缪尔森《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下册264页）
现在的学界，关于通货膨胀效应的问题已经形成了一些共识，大都认为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促进就业，因为需求增加导致产出水平提高；认为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引致失业，因为增加成本将抬高价格抑制需求。不难看出，同样被冠于通货膨胀的名称，一个可以促进就业，一个反过来可以引致失业；一个是用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率配对，一个是用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率配对，这就是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斜率为负值与斜率为正值的来由。
顺便说一句，工资上涨过快引起的通货膨胀，学界一般也把它归入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只是这种劳动要素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不同与石油价格暴涨推动的通货膨胀（非劳动要素成本推动型）。劳动要素成本上涨即工资上涨一方面推高一般价格水平抑制需求，另一方面也提升社会购买力增加总需求；石油价格暴涨引起的通货膨胀只是抑制消费，却不可能提升购买力增加社会总需求。因此，通货膨胀的成因分析是最为重要的。
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只有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即在大于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才会出现通货膨胀。因为滞胀是伴随着高失业的高通胀，于是就有人认为凯恩斯的理论出现了危机。实际上凯恩斯的理论与高失业高通胀的双高现象根本就不沾边。凯恩斯关注的是填补储蓄大于投资的缺口，凯恩斯原本说的只是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关系。由于三大基本心理规律（消费倾向递减；投资倾向递减；流动性偏好）的作用，社会的总储蓄大于总投资，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在社会资源存在闲置的情况下，凯恩斯主张的增加消费，扩大投资，相应的产出增加只是增加劳动岗位降低失业率，而不推高通货膨胀（23注释）；而在社会资源充分利用的情况下，相应的产出增加一方面会增加劳动岗位，另一方面还会推高通货膨胀（24注释）。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现的石油危机，不是一个需求决定供给或者说不是一个总需求与总供给关系的问题，而是一个供给冲击对总需求与总产出的影响或者说是总成本对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决定问题。石油是极为广泛使用的基础性原材料，石油的价格对于总成本水平的决定有着足够的权重，油价暴涨总成本提高推动了一般价格水平；一般价格水平的上升导致总需求下降，总需求下降又导致相应的总供给下降。因此石油危机一方面导致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又导致总供给下降、劳动岗位减少、失业率增加（25注释）。石油价格暴涨可以制造滞胀，石油价格暴跌也可以制造滞胀的反面：1986年欧佩克成员国内部发生争执，原油价格下降一半，美国经济从七十年代的滞胀走到了八、九十年代的高增长低通胀。综上所述，所谓的凯恩斯理论的危机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关公战秦琼的问题（26注释）。
菲利普斯、萨缪尔森是分析工资变动率、通货膨胀率背后的劳动岗位增减，他们将劳动岗位增减与失业率配对生产的是纯正的负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线；弗里德曼只是看到了石油危机引起的通货膨胀，弗老将非劳动要素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配对生产的是冒牌的正斜率的伪菲利普斯曲线。
关于通货膨胀的成因，学界还有不同的看法和分类，我们劈开这些争论，关注一般物价水平，关注一般物价水平对供给与需求的影响。我们先作一个如下的图：
　　　　　　　　　　　　　　　　　　图四
其中P为一般物价水平，Y为总产出，S为总供给曲线，D为总需求曲线。我们现在假定，总产出增加意味着劳动岗位增加（详见下文），于是就可以根据通货膨胀对总需求曲线与总供给曲线的影响结果，究竟是增加总产出还是减少总产出，凡是增加总产出的就是促进就业；凡是减少总产出的就是引致失业。

菲利普斯曲线与失业的问题     （续三）
三、产出率与失业率
1962年奥肯在分析美国的经济数据时发现，在经济周期的波动中，潜在产出增长率与实际产出增长率之间的偏差值与失业率有着规则性的反向关系，其含义是当实际产出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之间存在缺口时，如果缺口为负值，会带来失业率上升；如果缺口为正值，会带失业率降低。关于奥肯定律除了这样一种表述之外，我们也经常看到这样一种简便的表述：失业率与产出增长率成反比例变化的规律,即高增长率使失业率降低, 低增长率使失业率增高。前者的产出率的比较对象是潜在产出率，后者的产出率的比较对象并不是潜在产出率；两种表述虽有不同，但都含有产出率与失业率关系的内容；前者是奥肯定律的原意表述，后者则是一种引申义的表述。
为什么上世纪六十年代，奥肯定律在美国诞生了。因为美国是一个先发的、成熟的经济体，相对其它经济体来说，没有产业与技术的跳跃发展，资本量与人均占有量也只有微小的变化，因此产出率的变动，主要是生产能力利用率波动的问题。奥肯定律是把失业率作为一个变量，代表由于要素闲置而对出产量产生的一切影响，或者说奥肯认为失业率代表性地反映了要素的利用程度，反映了产出量可能的变动程度（注释27）。
为什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又有人对奥肯定律产生了某种的疑惑，发出了“无就业增长”的感叹。中国是一个后发的落后的经济体，相对其它经济体来说，从八十年代开始，一产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二产加工制造业，九十年代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后，又有三产劳动力人数的大扩展。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就要复杂的多。
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历史，在总体上表明了产出率与失业率的反向关系,或者说奥肯定律阐述的关系是确实存在的。
产出下降，相应地会有一个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要素的减少量；产出上升，相应地会有一个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要素的增加量。奥肯定律给我们清楚地揭示了产出率与失业率的反向关系，同时奥肯根据美国当时的数据，给出了产出率换算失业率的数值为2的结论。与菲利普斯曲线研究中常有反对声音不同的是，虽然对奥肯定律的解读存在分歧（注释28），但是我们很难听到从根本上反对奥肯定律的声音。学界普遍认同产出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反向关系，只是关于产出率与失业率换算比例的具体数值有所不同。产出率与失业率的换算比例的实证研究不计其数，比例数值（奥肯系数）的不一致反映了不同经济体不同时段实际的经济因素不尽一致。
如果不考虑效率的变动，经济总量的变动就只是要素投入的变动；如果不考虑资本的深化（即人均资本占有量不变），经济总量的变动就只是劳动投入的变动。成熟经济体的资本深化、劳动人口变动等决定要素存量的因素，都趋向“稳态”，实际变动已经很小；成熟经济体的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等决定要素效率的因素，都处在一个缓慢的长期演进的过程中。因此，我们可以近似地把成熟经济体的产出变动仅仅看着是生产能力利用率的变动或者说是要素投入与产出等比例的变动，产出率与失业率之间不仅存在着一个反向的关系，同时还会有一个近似确定的比例上的对应关系（比如奥肯定律反映的美国的情况）。发展中的经济体的要素存量特别是资本投入量在迅速增加；发展中的经济体的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等决定要素效率的因素，处在一个快速短期变动的过程中，原有的劳动岗位在大量消失，新产生的劳动岗位也在大量涌现。因此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与劳动岗位数的关系存在着很大的波动性与不确定性（比如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情况）。
一般来说，就长期而言，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中，经济的规模扩张或者说要素的投入是有限度的，劳动增长与人均资本占有量增长（全要素存量的增加），都会进入某种“稳态”水平，唯有效率的提升才是没有极限的，因此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才是经济永恒增长的源泉；但是就短期而言，在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中，效率提升的作用常常不是第一位的，全要素利用率的影响即要素实际投入的变动是主要的，劳动要素的变动常常是第一位的（注释29）。奥肯定律既是对产出=就业的最有力的证明（注释30），也是对凯恩斯国民收入（产出）→充分就业的最好的实证研究。因此，我们认为可以通过产出变动看到生产能力利用率的变动，通过生产能力利用率的变动看到劳动要素投入的变动，或者说通过生产能力利用率的变动看到劳动岗位数的变动，从而找到产出率与失业率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