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粮食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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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要增加，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其次是医疗卫生问题。  

       在大陆解决吃饭问题，被说成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一大成效，这是违背事实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先后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和“广积粮”政策，粮食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过了极其艰苦的努力和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只有把农民高度组织起来的人民公社才能办到。

       吃饭问题的解决经过了三个重要步骤：防灾减灾、农田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技术。  

       第一是减灾防灾（修水库和防洪堤、排灌站）  

       中国农业自古以来主要是靠天吃饭，自然灾害频繁，初期主要精力放在减灾防灾上面。1958年“大跃进”中的兴修水利，修水库和大堤是非常积极的，成绩很大，计修筑了80000座水库和上万公里的大堤，全国水利工程的设计灌溉面积已达十亿亩。其间经历文革和大跃进时期，大跃进虽然有些失误，但堤防和水库到今天还在受益，现在长江大堤的高度就是那一时期留下来的，98年长江大水，湖北嘉鱼牌洲湾溃口受灾人数是4万而不是400万乃至上1000万，就是因为当时已经把大堤修成网格状。  

       这一时期留在人们印象中的却是一系列的运动，人民公社大锅饭养懒人的时期，这是极不正确的总体印象，严重违背了历史的真实。那些年农村的平均人口大约6亿，80000座水库意味着每7500人就要修一座，而中国当时人口构成轻劳动力占人口比例小，在7500人中，劳动力大概只有2000人左右。而且在缺乏技术人员和可信的水文资料的情况下，为确保工程安全就只有提高安全系数，这更加增加了水坝的工程量。那时，每年冬天，村子里就只有些老头老太太，每家只能留下一个大人照顾小孩，其他人一律上水利。(老田)小时候经常听说的一些地名：张榜、大同、太平、白莲河等都是水库工地。每年冬天农民都得挑上铺盖、口粮和工具，步行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去，用最原始的方法修筑水坝，有些地方太远往往一天还走不到，有些吃奶的小宝宝也要跟着妈妈去工地。到春节才有几天假回家，过完春节继续上，到春耕季节才下马，就是把人力资源调动到这样的极限状态，也是用了接近三十年的时间才完成这一过程。今天从统计数字看，大陆占40%的水浇地提供70%的粮食产量，但达到这个40%是一个多么艰难的过程。  

       第二从70年代初期起，这一时期主要着眼点在于农田基本建设，建设大田大地为机械化耕作做准备。在“农业学大寨”的背景下，全国掀起了一个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高潮。平整土地、治河修渠、坡地改梯田、治理盐碱地、打井抗旱、兴建水电站、生产农业机械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现在一些人**的攻击人民公社，说那时养懒汉，可是不说懒汉的比例，大家知道农民种的地里，不是光长粮食，也是长草的，总不能因为长草就不种地了。有几个懒汉就否定了人民公社，是比较蠢的做法。  

       实际上人民公社时期，农民年出工日期为300多天，经过30年的时间，建立了大量的水库，平整了大量的农田，以及各种水利设施，道路、桥梁、房屋、工厂。为国家建设提供了大量的物资，为中国的工业化劳苦功高，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集体资产。  

       可是现在呢，农民的年出工日期不到80天，大量的人闲置、无所事事，有力无处使，赌博成风，浪费了大好青春，耽误了国家的建设，倒是没有懒汉了（成了流浪汉或者饿死街头），这有什么效率可谈？造成现成的人力资源大量浪费，不是犯罪吗？要知道人力资源是不能存储的，是有寿命限制的、受生老病死的规律的制约。由于农民重新陷入无组织的状态，无法进行有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只好到处流动，即使有着乡土南离的制约，仍然有1亿多的人成为农民工出来打工，结果造成了很多其他的问题，如交通，治安等，这些问题已经相当的严重。  

       第一和第二步在七十年代末已经完成，直到进入21世纪，中国现有水利设施的80%以上仍然是70年代以前修建的（新华社2000年6月10日讯）。
  
       第三是提高生产技术，增加的播种面积，主要是造田和提高复种指数（推广双季稻和间作），推广优良品种，化肥和农药的大量应用。  

       第三步也已经取得重大进展，改革前大陆已经有超过1100家的小化肥厂在运作。袁隆平等人于1973年育成的籼型杂交水稻优良品种，开始在南方推广，取得了显著成效。创造了夏玉米单产世界记录的李登海，也是这个时期开始进行杂交玉米的研究。  

       这个时期的生产力条件有了很大的变化，农业生产技术也得到很大改善。1978年与1957、1962年相比，农业机械总动力增加了96和14.5 倍，化肥施用量增加了22.7和12.4倍，农村用电量增加了179.7和14.7倍，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是巨大的。灌溉面积与1957、1962年比增加了64%和47%，而且质量有很大变化。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显著的大幅度提高，1978年与1957年相比，由每亩98公斤提高到169公斤，增产72.4%。  

       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的例子，常常被用来说明“文革”经济的“崩溃”。实际上，即使在普及合作医疗、医疗卫生条件大幅度改善人口增长很快的“文革”时期，这个时期粮食也是持续增长的，全国人均占有量从1965年的544斤提高到1976年的615 斤。至于人均消费量降低，主要是当时“备战备荒”政策的需要，和经济无直接关系。  

       为了适度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从1977年起，国家采取了大量进口粮食的政策。1977年至1983年年平均进口104.5亿公斤，是建国以来的一个高峰期。1978年12月，《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粮食统购价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再加价50%，粮食征购指标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稳定在1975年的基础上，并减少25亿公斤，净征购率只有15.6%。  

       《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  
年份 中国粮食产量 (万吨) 增长(%)  
1969　　21095  
1974 　 27525 　　30.5  
1979　　33210　　 20.7  
1984 　 40730 　　22.6  

       解散人民公社，实行联产承包并不是一年就完成的，最初从落后地区开始，一直到新的一次理论突破，就是在集体经济发达的地区也可以联产承包，这就已经到了1983年了，从数据可以看到，没有全部解散人民公社实行联产承包以前，15年的时间，粮食产量翻了一番，中国历史上粮食生产的奇迹增长年代是1970年代而不是别的时代，是人民公社制度而不是别的制度解决了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现在分析1978-1984年的农业的改革：粮食增长与化肥增多和品种改良同步前进，与粮价的上涨以及过去深挖洞广积量的余粮出清部分相关；并造成大量的赤字，84年以后就不管农村了。这个效果立杆见影，农村城市的人很快就体会到了，从吃地瓜、窝头，开始大量的吃馒头。  

       ZF公开的结论就是1984年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高峰，从那时起，中国农村改革就徘徊不前，90年代就开始陷入困境。而这一年正是全国的人民公社解散，全部实行了联产承包，分田到户。  

       八十年代以后，在农村所做的工作非常之少，国家对农村的投入从10％降到不到1％，从整体上讲，经济建设的中心业已转移到城市了。从城市立足的视野里，活跃的城乡集市贸易使城里人的菜篮子丰富起来。应该实事求是地说：这一阶段解决了少数城里人的“吃菜”问题。  

       从这个50年的大周期理可以看到中国农村问题的根源，用粮食的生产周期来比喻，就是前30年开荒，耕地，播种，生长期，这段时间需要大量的劳动经济投入，但是收获是没有的，后20年是收获蒸馒头的时期，劳动投入很少，但是收获很大。但是必须记住，不能忘了下一轮的耕地、播种、生长期。  

       现在就到了这个关键的时期，需要国家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农民要加大合作力度，这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

    中国1970-1974年的5年间粮食产量居然增加30%多，比某些人吹嘘的1980-1984年增长幅度还要大，而且1970年代中国粮食产量增长60%，增产1.22亿吨，比1980年代的增长23%、增产0.75亿吨高得多。
　　
　　不但如此，事实上新中国前30年粮食生产是长期突飞猛进的，在文革结束的前27年里，只有4年减产，分别是1959、1960、1968、1972年，并且有1950-1958、1961-1967年的连续9年、7年增产的例子，文革10年只有2年减产。前30年里，有19年粮食生产创造历史记录，即使由于医疗条件改善导致人口高速增长，人均粮食产量`仍然从1952年280公斤增加到340公斤，反而是减产的年份改革后倒有10年之多，1998年以来的连续5年减产也是新中国历史第一遭。
　　
　　改革前粮食生产的长期大幅度增长，使得我国人民平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增加到1976年的65岁，而同期世界平均寿命是从47岁增加到58岁，改革后，我国人民平均寿命增长幅度不但比世界平均寿命增长幅度小，甚至比发达国家小，例如大陆与香港人的寿命差距从1981年的4岁增加到6岁，1976年中国人平均寿命略超过韩国，而现在韩国人平均寿命超过我国5岁。
　　
　　1980-1984年的粮食增产怎么回事呢？1979年1月11日，国家公布对统购粮食收购价提价20%，而计划外粮食收购价在这个基础上再提价50%，正是这种突然的大幅度提高价格刺激了粮食生产，1985年以后全国物价大幅度上涨，粮食增产的历史也结束了。
　　
　　那么，为什么某些人说什么70年代人民吃不饱呢？原因之一是当时中国面临严重的战争威胁，国家实行备战备荒的政策，储备了大量粮食，这些粮食以后在1980年代初被清出，成为人们吃饱的来源之一。这也是80年左右人们抱怨国家老是供应陈粮的原因。另外，1980-1984年间国家为了满足人民吃饱的要求，大量从国家市场进口粮食，平均每年比1976年进口量增加2倍多，最多的1983年达到1500多万吨。
　　
　　1980年代初的这些政策的结果是国家财政出现巨大赤字并且中国从此步入赤字时代。更加重要的是，重工业发展速度严重下降。
　　
　　1990年代末以来，我国每年消费粮食大约在接近5亿吨的水平，目前产量完全不能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不过前几年是依靠美国粮食来满足国内市场，今年美国自己农业歉收，中国为什么近期粮食市场价格上涨就不奇怪了。

现在的农村政策确实需要改革了，一名话：“ZF人浮于事，农民事浮于人，导致大量耕地闲置，不知领导到基层调研时，是在车上闭着眼还是睁着眼？”
中国农业浪费严重，单凭市场力量难解决耕地荒芜的问题了！

数据不会自己说话，只会按使用者的想法说话。
十年数据比较固然不对，五年数据比较也不完全正确。
我觉得，比较有说服力的应该是分省按时间段比较，
应该更科学些。因为在中国当时的国情中，“包干到户”
政策的实施，是按省逐渐进行的。比如说，安徽，
最早在78年底小岗村的农民，就开始计划，1979年就实际干了，
1980年，在当时的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下，全省就展开了；
而在江苏省，由于当时的省委书记许家屯思想不解放，到1983年
才不情愿地在全省推广。

我观察过“包干到户”这一农村经济制度改革，对农业产出，确切地说，应该是农业收入的影响。
1982年9月，在我去上哈工大前，我的老家----江苏省铜山县，还没搞“包干到户”。农村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是生产队。我家当时所在的太山公社郑庙大队第一生产队，大概有300多口人，1000亩农田。
我清晰地记得，包干前的一件事：在棉花收获的季节，大雨来了，正在拾棉花的群众，丢下地里的棉花匆匆往家跑躲雨，300多亩地的棉花白花花，任由雨水冲刷，落在地里，其结果是损失（烂掉了、至少也降低等级了）。包干后，农民赶在大雨到来前，就将棉花基本收获完了，如果还有已经开了或将近开了的棉花，就连朵一同采摘下来背回家再把棉花掰出来；有的农民还从家里冲进雨中采摘棉花，以尽量减少雨水给他带来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