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

    三：人的存在状态：生产者与消费者
    杨小凯经济学框架中“没有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而新古典框架却以此分离为基础。”[经济学原理P16]究竟如何看待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这与学者们看问题的角度有直接的关系，杨小凯的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的，因此，我们仍从历史发展与演化的角度来研究。
    我们首先要明确这样几个概念：自给自足是指每个人只消费自己生产的东西；而局部分工或曰部分分工，则是指部分消费品靠自己生产，而另一部分消费品靠市场上购买。完全分工则达到这样一种状态，不能够直接消费自己生产的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分享是伴随着分工的深化逐渐加大分工状态的，在完全分工状态中，任何人都不可能消费自己生产的商品。

    如上图[经济学原理P15]所示：杨小凯对分工状态的描述是不完善的。b图是二个产品的二人分工，其它的二人纯属多余设置，他们也是部分消费品靠自己生产，部分消费品靠市场上购买；而c图则是四个产品的四个人的分工，其实，c图也不只是四个人的分工，这只是对问题的说明简化而已，他们也都是部分消费品靠自己生产，部分消费品靠市场上购买。他的c图和b图没有任何区别，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是部分消费品自己生产，部分消费品在市场上购买。可见，杨小凯的完全分工状态是不完全的，他的消费者仍消费自己所生产的产品。真正的完全分工是建立在商业基础之上的，各分工主体之间必须存在一个中间商，导致每个人都不可能直接消费自己所生产的商品。比如，生产电视机、电脑，甚至生产面包、自来水的生产者也必须同时购买电视机、电脑、面包与自来水。杨小凯的生产者与消费者模型对现代经济形式的没有能够准确把握。
    在自然经济时期，人们的生产方式是自给自足，因此，此时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完全是统一的。
    当人们进入社会分工阶段，他们就利用自己的相对或绝对比较优势，自己生产了东西拿到市场去换取个人需要的别人的东西，如果买较自己生产贵时，人们可以自己生产。如果自己生产某种物品具有效率，他就专业化生产某种物品。此时，人们虽然可以选择专业化生产，但也可以选择自给自足，此时的人们处于不完全分工阶段，生产者与消费者可以合二为一，也可以分离存在。
    但当人们的生产方式进入到现代的组织协作阶段，多个人在一起共同生产一种产品，他们的生产是为组织生产的，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没有权力决定自己生产的产品，他自己不能出售、消费，只有组织才能确定产品的去向，其生产是完全社会化的，他只为社会提供产品，而为自己生产的是货币收入。既生产电视又必须买电视，既生产面包又必须买面包。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人们的分工是完全的，生产者与消费者是完全分离的。
    显然，杨小凯所谓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一体，只能局限于从自给自足向分工的转化阶段。文定理也不是现代化生产的假设，也只适应从自给自足到社会分工的转化，对解释组织生产无能为力。然而，在经济发展到现代化阶段，绝大部分产品人们都不可能自给自足，生产者就是生产者，而不同时是消费者，即使他自己生产的产品，他也必须通过购买才能够获得消费，根本不可能直接把自己生产的产品消费掉。恩格斯早有明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以致社会不再能消费他所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84页]因此，生产者与消费者存在一定的分离是现实的，对经济学的研究也是必要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合二为一显示了其分析框架的历史局限性。
    四：生产条件：分工与规模
    杨小凯经济学用“专业化经济而新古典框架中用规模经济概念表征生产条件”[经济学原理，P15]。其实，经济系统是复杂的，单纯用专业化经济或规模经济均不能全面、准确地表征生产条件。
    从历史上看，人们的生产条件并不只是专业化——分工一种形态，至今存在过三种形态：
    第一阶段：人们自种自食、自织自穿，被经济学称之为自给自足阶段。在此阶段不可能存在分工或曰专业化的问题，因为，当时人们根本不懂得专业化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如果研究此时的经济问题，谈专业化与分工可能是多余的。
    第二阶段：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由自然到自觉的转化，人们在吃饱的情况下又思考着如何吃好，多样化需要促使交易产生了。初起人们的生产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生产，随着产品交易水平的提高，人们发觉自己生产该产品不如换取别人的此种产品更合算，也就是说，用自己的产品去换取别人的此种产品所消耗的交易费用大大低于自己生产该产品所消耗的生产费用，并且①，由于技术专业化，职工比学完全部技术要节约相当多的学习时间，且减少了相当多的学习和培训费用。②，由于技术专业化，经常重复同一操作，故而技术娴熟，工作速度可以加快，工作能力可以增强，明显提高了工作效率。因此，人们便生产自己在技术和资源方面占优势的产品，人们便进入了专业化——分工生产阶段。
    第三阶段是伴随着人们分工的深化，人们的分工水平由社会分工发展到了组织分工，由简单分工发展到了协作分工，用于生产的协作组织——企业便产生了，组织的产生，使人们的分工形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使人们由简单分工上升到复杂的协作分工。这种协作分工，或者称之为分工协作，他是人们在分工的基础上，通过系统的管理，使人财物合理配置，产供销秩序、协调，使人们的生产条件发展到了组织生产阶段。很明显，作为组织的生产条件不同于专业化——分工的生产条件，“分工是指人们专于不同的方向”，但有分工不必有组织。组织要求系统、秩序、协调，但有分工是否就会有系统、秩序和协调？作战时部队有骑兵、步兵、装甲兵和炮兵，分工是够精细的，但为什么不用了一个兵种再用另一个兵种，或者说一人一人的参战，而总是协作战斗，统一指挥，按部就班。因此，组织协作并不是分工所能替代的，而现代经济就是以组织为特征的企业形式。   
    单纯用专业化经济描述现代生产条件是不全面的，这主要在于杨小凯对现代化的生产条件发生了误读：现代化的生产条件是一种组织经济。组织内部分工水平只能够说明组织的生产水平，或曰组织生产条件的质的描述，但并不是有了分工，就有一切，分工只能是分工，他无法决定社会生产力，而生产力必须同时包括量——组织的规模，没有规模的组织是不存在的。分工是企业质的描述，而规模则是企业量的描述。因此，表述组织经济必须结合规模经济，现代化的生产条件不能单从某一方面入手，要想全面解释，必须质量结合。缺乏任何一种描述都是不完整的。“抛弃规模经济”也是杨小凯经济学走偏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交易费用：必要条件还是画蛇添足
    “新兴古典框架中交易费用对组织的拓扑性质有极重要的意义，而新古典框架中交易费用没有这种意义。”诺贝尔奖得主阿罗评价杨小凯：“使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然一体”。[站在经济学的高坡上，P39]杨小凯引入交易费用的目的重在解释分工：“不管是内生交易费用还是外生交易费用，对分工水平和生产力的发展都有决定性的影响。”然而，杨小凯的交易费用与分工的关系是混乱的。
    1.条件与障碍
    杨小凯认为交易费用是分工产生的必要条件：“什么是分工发展的条件呢?分工一定有代价，……这种种分工的代价经常与分工增加的交易费用有关。”《经济学原理P3》如果交易费用是分工发展的必要条件，那么，没有交易费用，就不会有分工，或者说交易费用的大小不会绝对影响分工，是分工产生的原因。
    然而，“当实际交易效率很高时，人们就会选择专业化，因为此时专业化的好处会超过交易费用……。如果交易效率低于某一临界值，交易费用就会超过专业化的好处，……人们就会拒绝专业化，不参加市场活动，选择自给自足。”可见，此时的交易费用过高导致交易无效率，从而阻碍分工。如果交易费用阻碍了分工，那么，他就不是分工的必要条件，因为，阻碍越小，分工越容易；阻碍过大，分工就会取消。交易费用就成了人们选择分工的障碍物，是交易中的“摩擦力”。但如果把分工的产生归结为交易中的费用，显然是不合逻辑的。尤如把人走路归结为路面的摩擦力一样荒唐。
    2.因与果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杨小凯自身都存在着逻辑混乱，他认为分工具有代价（交易费用），因而产生分工，而该代价是因分工而产生的。可见，该代价（交易费用）无论是条件还是摩擦力，都是分工内生的。分工产生的代价产生分工，自身就存在着严重的逻辑问题。因此，分工的代价不可能成为分工的条件。其实，更多的时候，杨小凯是把交易费用看作分工的结果，而不是条件。“劳动分工可以提高生产力，因而减少稀缺程度，……这却无疑会增加交易费用。”“……完全分工状态，每人的专业化程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每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经济一体化程度、生产集中程度、交易次数及总交易费用、每个人的生产率都比局部分工时增加。”这里的交易费用都是伴随分工产生的，有分工必然产生交易费用，是分工的结果。
    3.资本与费用
    杨小凯把分工产生的原因归结为分工有代价。但该代价在杨小凯经济学中并没有保持逻辑的同一性，如“由于专业化会导致交易费用的增加，专业化会以牺牲当前消费为代价提高将来的生产力。”“生产率的未来提高是以目前消费为代价的，因为这个过程中交易成本会提高。”显然，该被牺牲的消费，并不是指交易费用，而是为了减少或降低交易费用而不得不牺牲当前的消费，从而作为减少或降低交易费用的资本。
    4.画蛇添足
    杨小凯对交易费用与分工关系的混乱解释关键即在于交易费用根本不能够解释分工的产生和发展，或者说对分工根本没有多大意义。分工初起只是自然的分工，靠水者吃鱼，靠森林者吃果实，大草原宜于放牧和狩猎，这都是自然分工。但后来人们发现分工能够利用人们的比较优势，大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大大地满足人们的多样化需要，而不只是交易效率，由此自然分工慢慢地转向自觉分工。如斯密认为：“产生分工的也正是人类要求互相交换这个倾向。”“有了分工，同数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其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马克思对此也有明确的阐述：“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而自发地或‘自然地产生的’分工。”为什么会产生分工，斯密、马克思的理由已经够充分的，杨小凯引进所谓的交易费用纯粹是为了赶潮流，没有一点实际意义，画蛇添足。

    六：结论
    其实，杨小凯的经济学框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即使放弃人们选择的约束，其解释力也只局限于从自给自足向专业化－分工的演化阶段，超越这一阶段再单纯用专业化或分工经济表述是有失全面的。

经济奇才，英年早逝，可惜

杨小凯：后发劣势（2002年作者的讲座发言）
这个题目也许不太适合很多人的口味，因为现在国内都在讲“后发优势”。我讲的后发劣势在西方研究的人也不多，有一位过世的经济学家叫沃森，他在财政联邦主义、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很有建树，“后发劣势”概念就是他提出来的。他提出的英文名称叫“Curse To The Late Comer”，就是“对后来者的诅咒”。他的意思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为什么说“诅咒”呢？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英法制度差距
18~19世纪，当时的英国是发达国家，而法国是发展中国家，二者最根本的差距就是制度的差距。法国自大革命时期就实行专制制度，而英国1688年之后就实现了宪政制度。宪政制度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一种民主的制度，而是一种共和的制度。所谓共和制度就是参加选举的主要是一些特权阶层，只有少数有钱人才有选举权，因此你很难说它是民主的。但它是“共和”的，就是说保护分权制度。共和实际是对民主的不信任，它害怕民主变成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所以共和有一种保护少数的机制。比如美国参议院不管各个州的大小和人数多少都是一州两票，所以可以作为少数对抗多数的一个机制。美国另一个对抗民主的制度就是大法官制度。法官不是选举的，而是总统任命的，而且实行终身制。法官是可以对抗舆论的，所以有人说美国是言论自由，这不是绝对的。共和与民主是有很大差异的。
早期英国的成功就是一种共和制度、宪政制度的成功。有了这种制度才能限制当权者的机会主义。只有对ZF的机会主义限制住了，经济才能发展起来。这是英国发展起来的一个根本原因。法国当时是一种专制制度，在政治上是人治的。比如说它是“薄赋轻徭”。“薄赋轻徭”是专制主义的一个特征，因为一个不是民选的ZF不敢收太高的税，否则人民会造反的。而一个民主的ZF反而会征很高的税。所以当时英国和法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英国ZF平均税率比法国要高得多，但英国的税法很公平。在法国有很多人是可以不交税的，比如贵族。而在英国，任何人都要交税。正因为税法不公平，所以法国的平均税率比英国低很多，它没有能力搞大规模的公共事业。当时英国的官商关系叫做“建设性的冲突”，而法国就是官商勾结。所以英国当时的制度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宪政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里面的东西。其中第一个特征就是国王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还有一个是当时英国执政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执政党在执政的时候不能从事赢利性事业。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不能直接去比赛，打个比方说，分饼的人绝对不能先拿饼，不能跟别人有利益冲突。
诺斯和温格尔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而是1688年光荣革命建立了上面说的这样一套宪政游戏规则。这样ZF的机会主义行为就被限制住了，人民的机会主义也就跟着减少了，所以工业革命才会在英国发生。政策初一和十五不一样，就是国家机会主义。只有在宪政制度下，ZF“分饼”才能尽可能公平。比如说专利制度，它没有公私之分，ZF是完全中立的；还有普通法中规定了自动注册的制度，也就是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的制度。这些使得技术发明可以赚钱，从而大大推动了技术商业化发展和技术进步。有了这些，才会有工业革命。而当时法国老是强调ZF的科技奖励制度，就是由ZF来判断奖励谁不奖励谁，这阻碍了它的技术的商业化。
对后来者的诅咒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20世纪前，靠国有企业、专制制度和中央计划绝不可能实现成功的工业化。但是前苏联1930年代却用专制制度，国有企业和中央计划，通过模仿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实现了工业化。这种短期的成功，曾经使哈耶克和米塞斯等人受到很大的批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它同时也使俄国的宪政和法治的制度基础设施至今没稳固建立起来。俄国人民为此付出极高代价。不但长期经济发展受损，很多人更因此被迫害至死。这是一个后发劣势的例子。
还有南北美洲发展的对比。南美洲的资源很丰富，但一直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北美洲的资源贫乏，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有人将此归结为三个方面原因。第一，北美地区各个国家中地方权力都很大；而南美洲只是把地方看作一个个税源，地方自治性很弱，所以就很难发展起来。第二，北美是一个新教国家，南美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文化的差异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同。最近哈佛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通过一个回归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就是天主教及与此对应的普通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负面的，而基督教及与此对应的大陆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正面的。诺斯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第三，北美实行的是联邦制，而南美实行单一制。这也涉及到“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的区分。坏的资本主义除了官商勾结、政治垄断等之外，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南美的基尼系数是世界上最高的，达到0.6~0.7。
最近很多史学家有这样一个公论，在18～19世纪的法国，生产是为少数贵族阶层服务的，其特点是一般的人买不起，这使得市场规模很狭小，从而生产成本很高，效率很低。而当时英国的生产是为大众服务的，所以市场规模大，成本低。所以收入分配不公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有人说收入分配不公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现象，这个观点是很值得反省的，因为这涉及到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之分。同时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也是互为因果的，就是说收入分配公平使得经济发展快，经济发展快又使得收入分配公平。这也是好的资本主义的特点。而后发劣势跟坏的资本主义有很大关系。
正视中国的后发劣势
上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香港和台湾的劳力密集产品出口导向新工业化模式及大量模仿西方新技术来实现工业化，却相当成功。从俄国的教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短期的成功，可能又是“对后来者的诅咒”。它可能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产生很高的长期代价。
我国家电行业的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国家电产业的发展基本是国有企业占主导，这个发展过程是个典型的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的过程。成套设备的进口是技术模仿，不搞私有化就是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ZF垄断银行业、保险业、汽车制造业、电信业，并用模仿新技术和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来代替制度改革，也是中国的后发劣势。这种后发劣势的最重要弊病并不是国营企业效率低，而是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ZF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在这种制度下，国营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长期经济发展。
中国的另几个后发劣势的例子是电子商务、股市和期货市场。中国股市的硬件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香港，但它严格限制私人公司上市，也不给私人公司开证券公司的许可证，因此股市成为向股东吸血来补助低效的国有公司的工具。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吃了财政吃银行，吃完银行吃股东”。这却被有些人说成是“制度创新”。关于期货市场，大家已看到了国有公司垄断的条件下，期货市场买卖就是坑蒙拐骗，不可能成功。对于电子商务，有不少人相信中国在网络经济上有后发优势，但我却相信电子商务方面中国也有后发劣势，只要看看绝大多数网络公司都是国有公司或合资的，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合资在洋务运动时期叫做“官商合办”，也就是说ZF控制，而最近韩国的教训告诉我们ZF控制是要坏事的。而且中国因为ZF垄断银行业，信用卡和私人支票都无法普及，而这二者是电子商务付款的主要方式，没有它们电子商务怎能发展?所以今天中国想在ZF垄断银行业和资信业的情况下获得电子商务的后发优势是绝不可能的。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也自认在电子工业中有后发优势，结果超英赶美的豪言壮语成了历史笑话。当年在电子工业方面与中国差不多的日本，反而靠老老实实学资本主义制度成了工业大国。二战后，美国军事占领当局为日本起草了一部宪政主义(而不是将ZF的无限权力制度化的苏联式)的宪法(由公民投票通过)，国会又通过公平竞争法，解散了垄断性私人财阀(在美国压力下)，形成经济中的战国纷争局面。宪法中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及专利制度成为日本成功的动力。
我参观浦东时，对中国的后发劣势深有所感。浦东的加工出口区，85%的企业是“官商合办”(中国国营公司占50%以上的股份)，基本上是ZF以地头蛇的身份，利用其对土地和其它资源的垄断权，与外国和中国私人企业直接争利。大多数自由经济中的ZF在加工出口区只是租地，提供服务，通常不经营企业。在自由经济中，私人企业很少会自愿与ZF合资，而浦东ZF在加工出口区又是用“官商合办”，模仿技术和资本主义管理方法来延缓制度改革。表面上颇有成效，实际上留下制度隐患。
我了解到韩国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ZF对私人银行的控股和指派董事长的特权。金融危机后的改革也主要针对这一落后的制度,即废止ZF控股和指派大私人公司董事长的特权。但是，我从不少中国人那里听到的，却是他们欣赏韩国的大公司制度，说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也要搞公司集团。但我在韩国所了解的事实是，韩国的大公司绝大部分是私人公司，连大部分银行也是类似中国的民生银行的私人银行。改革前，这些银行也像民生银行一样由ZF指定董事长。ZF的特权正是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我在浦东还听到ZF办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的事，更是大吃一惊，连风险投资这种最不宜ZF做的事都偏要ZF来做，而且以此推行ZF的产业政策(英国成功的经济发展之特点就是没有产业政策)，可见中国的后发劣势有多么严重。现在大家都在讲进WTO后，民族工业会如何受到打击。正如张维迎所言，如果打击的是国有企业，有可能对中国经济就是好消息。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汽车工业没有竞争力，他们却没搞清，没有竞争力的是中国的国有汽车工业，而不是中国的私人汽车工业。我相信，如果限制私人经营银行和汽车工业的规例被废止，中国在10年内会有世界上最大的本国私人汽车制造商。看看私人公司“远大”的经验很多人也会同意我的看法。中国到处都有“科教兴国”，“教育兴国”的口号，这都是后发劣势的表现，真正要利用后发优势应该提倡“制度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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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有可能获得诺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