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居民不同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及变动趋势分析（下）

2011-7-22

　　（二）估计方法的选择 　　从模型（1）和模型（3）中可以看到消费的滞后项出现在方程的右端，这使得估计模型的自变量与残差项相关，若直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会导致参数估计的有偏和非一致性。在对收入和消费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中，Sand（2002）也曾遇到类似的问题，他针对该问题采用了系统广义矩估计的方法进行分析。这一方法是由Blundell和Bond（1998）提出的，该方法能同时利用差分和水平方程中的信息，可以很好地解决参数估计的有偏和非一致性问题。Roodman（2006）进一步指出，对于时间跨度小于截面数量的动态面板数据，可以运用差分广义矩估计和系统广义矩估计的方法。但前者容易受到弱工具变量的影响，而后一种估计方法的估计结果较之于前者具有更好的性质，因此，本文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的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 　　在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估计时要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检验，方法有Hansen检验和自相关检验。Hansen检验的原假设认为工具变量与误差项不相关，若接受原假设，则认为工具变量相对有效，模型相对合理。自相关检验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AR（2）检验，如果接受原假设，则认为一阶差分方程的随机误差项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在本文的分析中，我们选择这两种检验，对分析中使用的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评估。 　　（三）实证结果的分析 　　方程（1）和（3）的回归结果见表2。从表中可以看出Hansen检验均接受原假设，自相关检验中虽然差分后的残差项存在一阶序列相关，但在5%的显著水平下随机误差项均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估计的结果仍然有效。因此，我们可以用这一估计结果进行进一步分析。 　　依据表2，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城镇还是乡村，不同收入间的边际消费倾向均存在明显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本文的第一个研究命题，说明对于我国居民来说，不同来源的收入在满足消费上是不能相互替代的，消费者在做出消费决策时会潜在地考虑到收入的不同来源。 　　从农村和城镇的内部比较来看：一方面，农村居民的生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消费倾向较弱。这可能是由于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不确定性较大，比较容易受到自然气候、市场风险等因素的影响。这两类收入的不确定性使得农村居民通过增加这类收入中用于储蓄的份额来弥补该种收入的波动（Carriker等，1993）。 　　但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消费倾向相对较强，这两类收入的改变对消费产生的影响高于工资性收入的变动对消费所产生的影响。观察这两类收入可以发现，这两类收入都是不需要农民直接付出劳动就可以获得的收入，前者主要是源于利息收入、租金收入和集体财产性收入等。同时，这两类收入相对于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而言较为稳定，尽管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容易受到政策变动的影响，但考虑到国家近年来支农惠农政策力度不断加大，预期这类收入稳步增加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农村居民会对这类不确定性较小的“不劳而获”的收入有较强的消费意愿，这一结论证实了本文的第二个研究命题，农村居民对收入中受外部因素影响较为明显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消费倾向会弱于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消费倾向。　　  
　　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城镇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强于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恰好与农村居民的情况相反。对于这一现象的分析同样是要考虑收入不确定性的大小。城镇居民大多是工薪阶层，只要工作就有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这类收入相对稳定并且可以预期到。而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不确定性相对于城镇居民的另外两类收入，其覆盖面较小、波动性和差异性较大，从而这类收入的消费倾向较弱。 　　从城乡横向对比的角度来看：首先，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50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566，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在整体上弱于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这可能与我国农村自给自足的消费现状和农民倾向于多储蓄的传统有关。 　　其次，城乡不同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差异更为明显。农村居民每种收入的消费倾向都远弱于城镇居民相应收入的消费倾向。以工资性收入的消费倾向为例，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为0.756，远强于农村居民的0.196。这说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意愿相对较强，这与当前的现状相符，国内消费市场的主力仍然是在城镇，但消费市场的潜力在农村。 　　再次，城乡居民财富拥有量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均不明显。在对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回归分析中，储蓄资产对消费的影响为负，在对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回归分析中这个影响为正，但在数值上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储蓄资产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储蓄的上升会对当前的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而另一方面当前储蓄的上升也增加了消费者的财富，这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当前的消费，但上述影响的效果在绝对量上都相对微小。这说明在我国不论是城镇还是乡村，居民手中持有的储蓄量对居民当前的消费需求并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最后，城乡居民的当期消费行为受上期消费行为影响的程度差别较大。农村居民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上期消费的影响，而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受上期消费行为影响的程度则相对较低。这可能是由于城镇居民的收入相对较高，面临的消费品选择相对较多，更容易尝试和接受新兴的消费方式，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低，面临的消费品选择和消费环境相对固定，从而难以改变之前的消费行为，也难以更新消费观念。 　　进一步，根据上述估计结果，并结合（5）式和（6）式，我们验证命题2中提及的不同收入长期和短期边际消费倾向是否有差异。结果参见表3。可以看出，除了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长期内减弱以外，所有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在长期内都增强，增强幅度最大的是经营性收入的消费倾向。由于经营性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占据较大比重，这使得农民总收入的消费倾向在长期内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强；城镇居民各项收入的消费倾向在长期内较为平稳，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消费倾向有小幅增强。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份城乡居民消费状况的数据，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的方法，定量分析了我国城乡居民总收入和不同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并进一步考察了边际消费倾向的长期变动趋势。
　　研究中发现：一方面，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依然偏弱，不论是总收入还是不同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都明显弱于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此外，农村居民的消费惯性较强，当期的消费需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前的消费水平和消费习惯。 　　另一方面，不同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存在显著差异。总的来说，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相对于另外两类收入的不确定性较小，这类“不劳而获”的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较强。与此相反，城镇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不确定性相对较小，这类收入的消费倾向较强，这也证实了对于我国居民来说，不同来源的收入在满足消费上是不能相互替代的，消费者会依据收入不确定性的大小潜在地决定不同的收入用于消费的份额。 　　我们的研究结果具有比较明显的政策含义：其一，短期内，加大对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有助于明显地拉动农村消费市场，因为这两种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较强。长期内，要稳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提高农民收入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比重，因为长期来看，这两类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有较大幅度的增强。其二，提高城镇居民的工资水平和经营性收入。从分析的结果来看，不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城镇居民对这两类收入的消费意愿都较强，但当前这两类收入中的相当一部分被用于储蓄以备未来不时之需，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城镇居民正常的消费意愿。其三，加快农村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分析表明，农村居民的当期消费明显地受到上一期消费的影响，因此，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要加快农村消费市场的建设，优化农民的消费结构，逐步挖掘农民的消费潜力。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居民消费需求影响因素调查与计量分析”（批准号09AJL001）和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代际变化”（项目号2239606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城镇居民的实际利息收入=（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储蓄额　　　　② 人均土地购置费=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费用/非农人口
　　作者简介：方福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100872； 张艳丽，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100872。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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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福前 张艳丽 来源：《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