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问题国外研究进展与评述（中）

2011-7-21

　　门德斯和穆奇逊（Mendes and Murchison）以加拿大为例研究了持久性边际成本和边际成本方差对通货膨胀持续性的影响。该研究着重阐述了两个要点：第一，货币政策通过影响持久性边际成本而对通货膨胀的持续性产生影响。如果持久性边际成本下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的持续程度也会随之下降。第二，边际成本方差的减少会减轻通货膨胀的持续程度。此外，门德斯和穆奇逊还指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结构性通货膨胀的持续性很低，此时以价格水平作为目标的货币政策要比通货膨胀目标制更为有效。[24]在门德斯和穆奇逊研究的基础上，丹尼斯和森塞尔（Denise and Sensier）以英国为例，研究了通货膨胀持续性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通货膨胀持续性的减少使得利率变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更为迅速，从而增加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25] 　　让伽沙米（Rangasamy）则考虑了通货膨胀预期和外部冲击对通货膨胀持续性的影响。他通过对南非通货膨胀持续性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对于像南非这样的小型开放经济体而言，锚定通货膨胀预期非常重要，可以避免或减轻外部冲击对通货膨胀持续性造成的不利影响。第二，外部冲击对通货膨胀持续性的影响取决于各消费品通货膨胀的持续性程度以及各消费品在消费品市场中权重的大小。[26] 　　艾惕西莫等人（Altissimo et al）把通货膨胀持续性的来源主要归因于以下三个方面：（1）外在持续性，边际成本或产出缺口的波动导致的通货膨胀的持续；（2）内生持续性，通货膨胀自身带来的滞后反应；（3）基于通货膨胀预期所产生的通货膨胀持续性。通货膨胀持续性的三个来源都可以与传统的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相联系。此外，货币政策响应函数也对导致通货膨胀持续性起着关键性的作用。[27] 　　使用不同的模型会对研究通货膨胀持续性产生不同的影响。考瑞努克等人（Korenok et al）就考察了不同模型在评估通货膨胀持续性程度方面的优劣。他们运用13个OECD国家的实际GDP、产出缺口等数据比较了SP（sticky price）， SI（sticky information）和SPI（sticky price with indexation）三个模型对通货膨胀持续性评估能力的优劣。结果发现，SPI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要优于其他两个模型，因为它能更好地捕捉到通货膨胀的持续性，而其他两个模型均未能显示通货膨胀的持续性。但是，SPI模型又过分强调了通货膨胀的持续性，因而需要继续改进。[28]
　　四、通货膨胀目标制
　　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流行的一种新的货币政策框架，货币政策当局通过维持对目标通货膨胀率的承诺，加强货币政策透明度，减少公众与货币当局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新西兰、加拿大、英国等国先后采用了这种制度，通货膨胀目标制正成为货币政策的一个新趋势。很多学者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本质内涵、实施效果以及在新兴市场国家实施的可行性等方面对其展开了研究。
　　了解通货膨胀目标制首先要明确其基本内涵。伯南克和米什金（Bernanke and Mishkin）指出，通货膨胀目标制不是一种严格的政策规则，而是一种货币政策框架，它具有政策透明度和连贯性更强、弹性更大等特点。[29]在此基础上，米什金（Mishkin）进一步全面概括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特征：（1）告知公众通货膨胀的中期目标值。（2）把保持价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3）实施信息包容策略，即政策工具的设置要由多种因素来决定，不能仅靠货币总量或汇率来决定。（4）通过与公众交流货币政策的目标、方案及决策来增加货币政策的透明度。（5）增加中央银行实现通货膨胀目标的责任感。[30] 　　在明确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基本内涵后，更多的学者将关注点聚集在它的实施效果方面。然而在实施效果的评价方面学者们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存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成功改善了经济运行情况。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后，通货膨胀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伯南克和米什金指出，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中，公众仍然无法完全预期到货币当局的反通货膨胀措施，由此可能的结果是预期通货膨胀率下降，但通货膨胀预测误差却不一定下降。[29]詹森（Johnson）的实证研究支持了伯南克和米什金的观点，通过对若干采用与没有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比较，发现在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中，预期通货膨胀显著下降，但平均通货膨胀预测误差（即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却没有显著的降低。[3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着重对比考察了新兴市场国家中选择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和非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发现通货膨胀目标制除了能够降低通货膨胀及其预期外，还能逆转长期存在的通货膨胀持续性和降低物价的波动性。米什金等人（Mishkin et al）通过对21个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和13个没有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工业化国家进行计量发现，即使在工业化国家，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后也取得了更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32] 　　里姆（Lim）指出，澳大利亚自1993年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后，其通货膨胀率显著下降，GDP保持了较高的增长水平，且波动性减少，失业率呈下降趋势。[33]里斯等人通过研究加拿大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施情况，指出加拿大在20世纪90年代初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后，该国的通货膨胀的可持续性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相比显著下降。[24]与加拿大情况相似，英国在1992年采用目标制后，通货膨胀的持续性也显著下降。赫鲁伯和赫尼克（Holub and Hurnik）对第一个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转型经济国家捷克的经济运行状况进行了分析。发现1998－2007年，捷克成功地实现了反通胀的目标，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发展。在2000－2001年和2004－2007年，不仅通货膨胀值与目标非常接近，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缺口也几乎为零，而且通货膨胀预期也趋于稳定。[34]巴尔博萨（Barbosa－Filho）考察了第一个采用这项制度的新兴市场国家巴西1999－2006年的通货膨胀情况，发现通货膨胀目标制成功帮助巴西在1999年和2002年的货币危机中抑制了通货膨胀，使汇率得以升值。[35]卡拉和奥古尼克（Kara and Ogünc）通过使用VAR模型，从汇率传递效应的角度考察了通货膨胀目标制在土耳其的实施效果。结果表明，土耳其在采用这一政策框架后，汇率传递效应明显减弱，从而使得输入性通货膨胀向国内通货膨胀的传递效应也相应减小。[36] 　　第二种观点认为，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通货膨胀目标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发挥更大的作用。詹森（Johnson）在工业化国家中选取5个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和6个非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在控制经济周期的影响和通货膨胀率的下降趋势后，发现新西兰和瑞典的通货膨胀预期迅速下降，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通货膨胀预期也下降，但速度更慢，幅度更小，而英国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似乎对通货膨胀预期没有明显的影响。[31]鲍尔和谢里登（Ball and Sheridan）比较了7个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欧盟国家和13个没有实施的国家，发现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并没有对宏观经济产生显著的效果。[37]米尔斯（Miles）的实证发现，加拿大在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后降低了通货膨胀的持续性，但却使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上升了。[38]蒙东卡（Mendonca）通过测算巴西货币政策的可信度指数CI后认为，受各种因素影响，通货膨胀目标制对巴西提升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他的研究显示，从2001年起CI快速下降，6月已彻底减小到0，2004年CI有所增长但仍不稳定。他分析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在于巴西中央银行频繁地更换通货膨胀目标及其变动区间，损害了经济主体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信任，使其不能充分发挥引导通货膨胀预期的作用。[39]可见，货币当局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能否有效降低通货膨胀、减少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尚需要寻找更多经验证据的支持。 　　第三种观点则对通货膨胀目标制持否定态度。爱泼斯坦和耶尔丹（Epstein and Yeldan）认为，应该设计新的政策取代通货膨胀目标制。这是因为，现在世界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平衡性和集聚性不能够产生足够的资本进行投资，也不能减少失业率。在这一大环境下，通货膨胀目标制并不能通过保持价格的稳定来提升就业率和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需要设计新的政策代替通货膨胀目标制，从而实现保持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优化收入分配的目标。[40]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专门针对通货膨胀目标制在新兴市场国家实施的可行性进行了深入研究。贾（Jha）认为，像印度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国内大多数人口还处在贫困之中，控制通货膨胀不能成为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再加上印度中央银行还不具备完全的独立性，因而印度还不适宜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41]巴尔博萨则指出，对巴西这样一个发生过严重通货膨胀的国家来说，最好的政策是继续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但是要对其做进一步的改进。首先，通货膨胀目标制可以与非对称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联合使用；其次，通货膨胀目标及其浮动区间要适度，避免让经济处在一个低增长的均衡状态。[35] 　　其实，通货膨胀目标制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是有适用条件的。阿玛托和盖拉赫（Amato and Gerlach）指出了新兴市场国家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先决条件：（1）中央银行的独立性；（2）健全的财政政策；（3）弹性应对汇率和利率变化；（4）运用计量模型预测通货膨胀以及较为完善的货币传导机制。[42] 　　与阿玛托和盖拉赫（Amato and Gerlach）的观点类似，米什金（Mishkin）也认为，新兴市场国家要想成功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必须对财政、金融、货币等各项制度进行改革。[43] 　　五、简评

　　面对通货膨胀，政策当局必然面临该如何判断通货膨胀和采取怎样、多大的政策措施问题，国外学者在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不确定性、持续性和通货膨胀目标制四个方面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对国内学者的理论研究与中国治理通货膨胀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第一，西方通货膨胀理论主要针对的是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甚至许多模型在中国欠缺经济运行中的相应条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结合中国转型时期的特点进行全新的探讨。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引入国外一些新的计量模型用于研究中国通货膨胀问题，但样本数据的选用、货币政策体制、经济结构和体制转换带来的复杂性，使得对通货膨胀的定量分析难度增加，需要构建能够合理反映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的有效计量模型。 　　第二，国内学者对通货膨胀的研究多数还集中在通货膨胀成因及治理对策方面，专门针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不确定性、持续性的研究相对不足。虽有一些运用不同的模型对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不确定性、持续性进行了研究，但结论不尽相同，说明这方面的研究仍有待深入探讨。考察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来源及其对投资、金融市场的影响，以及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持续性之间的关系，对于正确认识通货膨胀并取得较好的治理成效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通货膨胀目标制能够增强货币当局的透明度和责任度，其框架的基础是增强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即货币当局锚住中长期通货膨胀预期的能力。通货膨胀目标制是否成功的一个衡量标准，是其能否有效降低通货膨胀的预测误差即不确定性，但实证研究的结论却不一致。尽管通货膨胀目标制有利于改善一国经济绩效的说法没有得到学者们的一致认同，但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一种新的货币政策框架，仍在很多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得到实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越来越受到众多国家的青睐。实际上，通货膨胀目标制要在新兴市场国家实施并取得成功，必须有一整套完善的财政、金融、货币制度与之相配套。那么通货膨胀目标制是否适用于中国？如果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来治理通货膨胀需要完善哪些配套制度？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利用更为先进的计量技术以及寻求更多经验证据的支持将是未来深入研究的方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CJY03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YJC790251）

　　[作者简介]陈亮（1971－），男，安徽阜阳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讲师，经济学博士； 陈霞（1984－），女，山西阳泉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 陈亮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陈霞 来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