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血体制催生卖血黑市

　　●中国新闻周刊 20050127

　　在农村被严厉打击的"卖血黑市"，却在城市中死灰复燃。其植根的土壤是残存的计划献血体制。

　　城市供血告急

　　虽然尚不能说存在全国性的血荒，但2004年下半年全国多个大城市出现的血液短缺，却让人们为目前的血液保障安全担忧

　　文／胡玲

　　"那一天确实紧张，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一共给我们送了五次血，其中有四次是专门为了一个AB血型病人的肝移植手术的。"海军总医院输血科主任林圆边翻看2004年12月16日的记录边回忆道。

　　AB型血的人在普通人群中所占比例只有10%，海军总医院每天AB型血的储备量不足10袋(200毫升/每袋)。据林圆介绍，接受手术的病人"身体状况很差，贫血厉害，血小板也低"，手术中需要大量的输血。

　　从下午13：50手术开始，到17日凌晨病人被推进ICU重症监护病房，10个小时的手术共使用红细胞25袋(3750毫升)， 新鲜冰冻血浆23袋(2340毫升)，机采血小板2袋(400毫升)，全血2袋(400毫升)，共计52袋(6890毫升)。

　　而在同一天，向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请求AB型血紧急支援的，还有积水潭医院和友谊医院。加上海军总医院，这三家医院均由于器官移植手术，共使用了300袋AB型血。而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每天负责向全北京市2/3以上的医院供血，其AB型血的日储备量也只有350袋左右，这造成了12月16日血液中心"AB型血液库存两度趋零"的危机。

　　北京20年首次遭遇偏型

　　然而，血液中心的工作人员葛静岚肯定地说"这并不是血荒。"

　　据她解释，"血荒"是指四大血型(A型、B型、AB型、O型)同时紧张、同时短缺的情况。而这次几家医院突然同时在某一血型上加大使用量，造成的只是该血型的"偏型"。

　　尽管如此，这次"偏型"仍被认为是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20多年来首次遇到。

　　在媒体的紧急呼吁下，北京市自愿无偿献血的人数随后大量增加，仅仅19日、20日两天，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就采集到了1331袋,共计266200毫升的血液，这样的数量，平时需要6天时间才能完成。

　　18日下午，在AB型血液缺乏得到初步缓解的时候，一个身患白血病的19岁女孩，在协和医院等待了整整一天之后，终于等到了200毫升救命的血小板，这200毫升血小板是从1000毫升的AB型血液中提取出的，它意味着，有5位无偿献血者的血液在支撑着她的生命。

　　虽然北京市卫生部门否认"血荒"的出现，但在2004年的不同时段，天津、上海、武汉、重庆、济南等多个城市，相继出现血液告急，确是事实。

　　2004年11月，上海不少医院都接到了有关部门的通知：由于血液较为紧张，近期只能保证急诊用血，因此医院应尽量控制手术用血。

　　据媒体报道，这一年的上半年，上海的用血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1%，而实际献血量增长还不到6%。为了填补这个巨大的供需空缺，2004年上半年上海已经从周边地区调拨了4万～5万袋血液。

　　不过，这并没有从根本上缓解2004年夏季上海医院所面临的供血紧张局面：7月底，不少医院因缺血而将部分手术暂停一周。

　　在往年，上海尚可从江浙等地调血救急，2004年，由于周边也出现短缺，调拨起来相当不易。

　　"每次用血都像打仗一样"

　　"我姑娘在天津看白血病，我不可能从黑龙江大庆带个输血队来吧。"这是66岁的王大爷自2004年7月以来第三次为正在天津市血液病研究所治病的女儿王敏输血犯愁，"每次用血都像打仗"，他说。

　　天津市卫生局向本刊证实，去年秋天，天津市血液中心的最低日库存一度达到400袋左右，为历史最低点，仅够一日的用量。

　　缺血警报，使得一些城市出台了限制用血的临时措施，而像王敏这样的外地人，更难得到照顾了。

　　王父原以为拿着《天津市凭证用血实施办法》和女儿生病前在黑龙江省大庆市中心血站献血得的两个"全国通用，终身有效"的无偿献血证，就能为女儿治病输血买到平价血。然而2004年7、8月份，天津市一下属城区卫生局工作人员对王说："外地的无偿献血证，到天津就不好使。"

　　9月初，天津市血液中心给王的答复同样是献血证不好使，气愤之下，王当即拨通了市长办公室的电话，最终经协调才拿到了救命的200毫升血。

　　在天津市血液病研究所，病人家属们称，由于外地献血证在天津不被承认，要想买到平价血液，在天津治疗的外地人不得不把远在外地的直系亲属接到天津市献血；按规定在五年内能享受原献血量一至五倍的免费用血，而"能得到一次一倍的免费用血就不错了"；注明"终身有效"的献血证，在最紧张的时候有效期竟然只有十天。病人家属证实还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凭A型献血证只能买到A型的平价血，凭B型献血证只能买到B型的平价血。

　　他们说，为了得到给亲人救命的血，血液病研究所的很多病人家属都被迫买过献血证，"血贩子原来倒腾血，现在直接倒腾献血证了。AB型的献血证最贵的时候卖过1000元。"

　　天津市卫生系统内部的一位人士承认，这些不合理的、甚至违法现象的存在，其大背景确实是天津市血液的紧张状况。

　　无血荒，有缺口

　　目前，尚无权威的数据显示血液紧张在全国有多大面积，因此，仅能从一些数据推算出概貌。

　　世界卫生组织曾提出了一个国家"人均用血的适度安全标准"应该在8毫升左右。据中国输血协会秘书长单藕琦提供的数据，中国大陆平均才达到2.5毫升，北京4.6毫升，上海5.6毫升。

　　单藕琦还算过一笔账，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如果仅以12亿人口计算的话，9600吨血液对中国来说才是一个安全合理的年采血量。而中国目前一年的实际用血量仅在3000吨左右。

　　再拿北京这个1300万人口的城市来讲，每年104吨的采血量，才能提供一个适度的、安全的保证，但北京每年的实际采血量只有60吨。

　　"这其中40多吨的缺口所带来的供需矛盾是可想而知的。"单藕琦说。

　　

　　"献血指标"变形记

　　植根计划时代的计划献血体制，已演变为一种"有偿不自愿"的制度，并且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文／胡玲 沈建军

　　"同学们都觉得挺愤怒的"。时隔献血风波两个月后，再提起时，李颖(化名)还是难掩气愤的表情。

　　2004年11月12日，一年一度的献血活动在首都师范大学已经进行了四天，轮到了李颖所在的外语学院。按学校的规定，例假中的女生可以不用献血，所以正好赶上来例假的李颖以为向班长汇报一声就行了，可是很快从别的学院传来消息，凡是称自己来例假的女生都必须到校医院进行脱衣检查。

　　李颖被通知来到校医院，和七八个女生在校医院二楼的一个科室外等候。校医让她和一个同班女同学进了屋。"刚进来，校医就紧紧地把门关上了，我们心里就想'不对头'。" 校医一边示意她们脱裤子，一边还说："看一眼也无所谓，这是最直接的方法"。

　　"当时没人乐意，但也没法反抗。"李颖说。

　　大学生抱怨强迫性献血

　　2004年11月30日在首钢工学院，计算机系的一位大三男生，以不满学校强迫献血为由，当场撕毁了"无偿献血"的表格。而2004年10月至12月，媒体报道的多起大学生献血引发的纠葛，显示这的确是中国残留至今的"计划献血"制度的一个"多事之秋"。

　　10月10日，据《天府早报》报道，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组织本科生献血：不献血，不发给学生学位证。11月7日，《新京报》报道，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大四学生如果不献血，将被取消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保研的资格。

　　学生对这样的献血制度的抱怨，显示大学校园--中国城市最大的一个血库，也暴露出一丝裂痕。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提供的2004年1月至11月底的数据显示，高校学生在北京市各职业的献血人群中所占比例最高，达到了44.88%，这期间，逾7万名大学生参与了献血。

　　在既有的献血体制中，这个尚属稳定的血库，是由层层指标分解来维系的。每年北京市献血办公室都会按照在校大三学生总人数的65%，来为各高校确定当年的献血指标。也就是说，一个万人的大学，每年都必须要有1200名左右的学生献血，才能确保学校完成指标。首都师范大学宣传部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全校大三学生2500多人，65%，就是1600人。年年如此，这个任务，你说重不？"而这样的比例据称已延续十余年而未调整。

　　根据《北京市动员组织公民献血条例》(1998年10月1日起施行)和《北京市公民献血用血管理办法》(2000年1月1日起施行)的规定，高校献血工作的计划完成情况，将作为校长在任期内考核的重要内容；如果高校完不成献血指标，将被罚款并取消"文明单位"的评比资格；同时高校当年未完成的献血指标数并不取消，而是会累加到下一年度。

　　学校在领到献血指标后，再根据各个学院学生的人数，将指标分配下去。尽管各个学院都会在献血前召开动员会，然而实际上大学生们在"个人是否献血"的问题上，并没有太大的自主权。

　　媒体公开报道过，在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召开的毕业生献血动员会上，领导就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不献血的话，将采取取消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保研资格等硬性措施；本科生申请学士学位，论文答辩将不予通过。首都经贸大学《关于学生献血的规定》则要求："对健康适龄的学生拒绝献血体检以及符合献血体格检查标准而拒绝献血的学生，各院、系要进行批评教育。对经过批评教育仍拒绝献血的学生，取消其各类荣誉称号的评选资格，取消获得各类奖学金、贷学金和公费医疗的资格。"

　　指标献血的某种强制性，导致一些高校中出现了"不献血学生要为献血学生捐款"的做法。

　　2004年11月18日，北京某工学院计算机系学生会和团委，要求全系700名不用献血的学生为参加献血的100多名大三学生捐"爱心"款。计算机系大二一位班长证实：她班里的同学都捐了，作为班长，她带头捐了10元钱。同样捐了10元钱的海淀籍学生王可勤(化名)说："如果你想当班干部，或者想入党，想拿奖学金，不交这10块钱的话，想也别想。"顺义籍学生李惠然(化名)说："实质上捐款献爱心也是强迫性的。那些平时旷课的同学，只要交钱，旧账一笔勾销"。

　　据他们了解，每位献血的大三同学最后得到了48元的"爱心款"。

　　单位人献血举步维艰

　　除高校外，计划献血另一个"血库"，是行政权力尚能伸入触角的机关企事业单位。

　　在北京，根据北京市献血办公室文件规定，单位工作人员，包括临时工按2%，无主管单位和外地驻京人员按1.5%的比例参加献血。

　　而自2000年开始施行的《北京市公民献血用血管理办法》规定，未完成献血任务的单位，责令其限期完成；对逾期仍未完成的，将收取献血补偿金。相关规定，还包括对单位法定代表人和单位进行考核，以及对未完成任务者进行处罚的条款。

　　"单位还不像高校，每年能进二三千新生。单位的人员相对固定，有些单位里现有的人(献血)都转了不止一轮了。"天津市和平区负责计划指标献血工作的副局长李广靖说，2004年天津市卫生局按照户籍注册的40万人口数为和平区下达了2490人的献血指标，而和平区卫生局再按照辖区内各单位人数的5%这样一个比例进一步下发献血指标。

　　和平区位于天津市中心，在开发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很多居民动迁都搬走了，人户分离的情况很多，区内目前实际人口数量已经下降到28万左右；另一方面区内新增了大批宾馆、饭店等零散的服务业，其从业人数虽多，但是使用行政手段很难对这些单位进行约束，所以"他们大多数都不配合区献血办的献血工作"。

　　"我们能做工作的对象，也就是设在区内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李广靖介绍，和平区的献血工作每年都要由区长出面，"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抓"，区长要亲自召开献血动员会，把跟区政府有隶属关系的单位负责人都召集过来，一一签订献血目标。

　　但是随着这些年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精简，"这一部分的人数也是在缩小的"。而且和平区内的个别执法机关，以执行特殊任务为由，"多少年就没献过血"。李说。

　　"单位人"的减少，"社会人"的增多，使献血计划的推行愈发举步维艰。

　　谁为献血埋单？

　　和平区卫生局和献血办也曾制定了一个针对完不成献血指标的单位的罚款标准，是按照200毫升血价(255元)的5倍来定的。也就是说少完成一个献血指标(200毫升血)，单位需交罚款1275元。"没想到好多单位都愿意交这笔钱，因为他们觉得更划算了。"李广靖说。

　　据记者了解，一些单位之所以有这样的反应，是因为为了完成献血指标，在其内部早已经形成了一种"市场化"的方式：对每一位献血的职工一般给予2000元左右的高额补贴以及一至两周的带薪休假。在此之外，"有的单位还出钱让献血的职工去海南九日游"。这样算来，单位为每一个献血指标所支付的实际成本远远高于1275元的罚款。

　　事实上，高额的献血补贴和其他福利，在献血"计划"覆盖下的大多数单位，已成定例。

　　北京市某区检察院有200名工作人员，2004年领到4个献血名额。单位给每位献血者补助2000元，放假一周(相当于1000元的工资)，为完成献血任务，该单位所支付的成本不低于1.2万元。

　　北京房山良乡一个有1300名村民的村子，每两年接到一次献血任务，指标人数是100名，每位献血村民可得1500元的补助，平均下来该村每年要从村财政中拿出7.5万元来用于献血。

　　由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11月底，北京市计划无偿献血的为77754人次。如果按其中有一半是高校大学生(每人由学校支付的补贴按200元计算)，另一半是单位的职工(每人由单位支付的补贴和休假的成本按2000元计算)来估算，那么北京市一年为完成献血指标所支付的社会总成本应该不低于8500万元。

　　实际上，"行政指令计划指标的无偿献血"在今天已经被演绎为一种"有偿不自愿"的献血模式。所谓"不自愿"，是因为计划指标与生俱来的强迫性质不可能与带有公益事业性质的献血事业相协调。而所谓的"有偿"，是指血液中心不再直接掏钱给献血者，而是由献血者的单位来掏钱"买血"。由于计划指标献血所能控制的多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学校，最终为其"埋单"的还是国家。

　　

　　城市"卖血黑市"

　　源于农民非法卖血的河南艾滋村悲剧，为中国血液安全敲响了警钟；而计划供血体制的弊端，正在城市中催生出新的"卖血黑市"

　　胡玲　本刊记者／朱雨晨(发自上海)

　　"不解决行政命令和市场经济之间的抵触和矛盾，城市里的献血黑市就很难根除。"上海市杨浦区检察院检察官陈齐荣说,城市里献血黑市的情况，"正在越来越多"。

　　2004年10月,卫生部公布了全国"十大非法采供血案"，其中三起发生在上海，均是由"血头"、"血霸"非法组织他人冒名顶替上海市有关单位的职工献血，并从中获得暴利。

　　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村地下血液市场被打击之后，城市里的"献血黑市"正是以计划献血的弊端为依托的。

　　在陈齐荣主办的"血头"非法组织卖血案中，孟广泰等人在2001年11月至2003年5月间，非法组织100多人次，先后为上海市南湖职业学校、上海渔品厂、上海百乐门大酒店、上海梅龙镇酒家有限公司完成了95个计划献血指标。

　　孟广泰系上海本市无业人员，2001年，他发现计划献血中这个巨大的市场后，便做起了这门生意。他们一头与有献血任务的单位联系，让对方以大约每400毫升2200元左右的价格，把指标卖出；另一头在网上发帖，寻求顶替这些指标献血者，以该单位职工的身份证号码填入"上海无偿献血卡"，并以假单位证明安排顶替者前往血站进行体检和献血，付给他们每人400元～1000元，其间的差价则归血头所有。

　　如此财源，来自单位补贴和卖血者报酬间的巨大价差，或者说来自"计划献血"与实际存在的"献血黑市"的巨大价差。

　　"经过调查，这些单位本身在完成计划献血指标上，确实有这样那样的困难。"陈齐荣说。

　　在上海，将近80%的用血，来自单位组织的"有计划的无偿献血"，但这样的供给越来越显出窘境。

　　连续两年通过血头共冒名顶替完成43个献血指标的上海市百乐门大酒店是个国有老企业，职工的平均年龄超过了40岁。

　　该酒店工会主席林丽说："除去患有癌症、精神病和慢性病而不能献血的职工，几年下来，每个职工献血都轮过两三次了。"可是如果今年的献血指标完不成，企业在被罚款的同时，其献血指标数并不取消，而是累积到第二年，"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更重要的是，"文明单位"的牌子就要被摘下来。但是作为餐饮行业的国有老企业，他们又很重视"文明单位"这样一个荣誉，所以通过血头来完成献血指标，也是"无奈之举"。

　　另一方面，计划指标献血所产生的高额补贴、长休假的人力成本，与单位支付给血头的费用相比要高得多，这就使那些不愿或不能完成指标的单位，更趋向主动寻求血头的帮助；而城市中底层的下岗工人、无业人员、贫困学生和外来务工的民工受到经济利益的诱惑，甘冒被"血头""血霸"欺诈、盘剥的代价。一个"卖血黑市"就此形成。

　　从杨浦区的"血头"案可以清晰地理出城市献血黑市的链条。血头先设法与单位负责献血工作的人员联系，从他们那里获得献血名额；之后血头直接或者通过中介人组织召集卖血者去进行体检，体检合格的就可以冒名顶替各单位职工进行卖血。

　　从上海和北京公布的几起卖血案可以看到，"血头"往往从下岗职工、无业游民、大学和职校学生中招揽卖血者，甚至在浙江和河南等周边地区招揽职业卖血者。

　　而据陈齐荣说："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单位的非法组织献血罪，所以涉案的单位都没有被追究法律责任。"

　　在城市卖血黑市"形成并发展"过程中，中国血液安全的警钟也再度被敲响。

　　

　　靠市场还是靠道德？

　　计划献血的退隐是必然的，但未来的血液供给，应该靠市场还是靠道德？

　　文／胡玲

　　1984年的中国，全国的无偿献血者只有19位。但也是在那一年，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总会开始向全国倡导无偿献血。20年之后的2003年，全国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愿无偿献血仍不足50%，其中天津、上海、吉林、重庆临床用血的70%以上，依然依靠政府行政指令性计划提供。

　　"我们这些年是做错了"

　　"本来想通过计划指标这样有组织地保障献血工作，没想到越走越把这个道路给堵上了。"中国输血协会秘书长单藕琦如是说。她参与了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释义》的编写工作。

　　单藕琦说，其实当年行业内部人士都主张"快刀斩乱麻，干脆一点"，将"无偿献血制度"一步推行到位，但政府部门官员担心，以当时我国的经济水平和公民的文化素质，如果"一刀切断"义务献血，完全实行"全民自愿无偿"，一旦出现"血荒"，局面将难以控制。他们建议有一个"两条腿走路的过渡时期"。

　　单藕琦说，最终出台的《献血法》"为计划指标献血留了一个尾巴，它是多方意见的一个妥协。"

　　计划指标耽误了无偿献血

　　"其实这个过渡的作用并没有起到"，天津市卫生局副局长田惠光说，"从指标献血到无偿献血的模式转变，早晚都得转，不转不行，晚转不如早转。 天津是转晚了。"

　　相对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在供血方面的紧张状况，深圳市已经连续六年实现临床用血100%来自市民街头无偿献血。深圳市血液中心主任周一炎总结深圳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深圳一天也没有实行过计划指标献血，内地过去的计划指标献血误导了献血工作。"

　　一方面，与计划指标献血相生相伴的单位高额补贴和休假补偿，使得献血者把自己的血液估价很高的同时，又使人们对献血产生误解，误以为献血一定会损害身体，需要休息补养，于是献血积极性不高，甚至拒绝无偿献血。

　　另一方面，负责下达行政性计划献血指标和负责进行无偿献血宣传的，同为隶属卫生局的"献血办公室"。计划献血指标下达的方便性，使得相关部门缺乏改变现状的动力。对行政手段的过分依赖，使得相关部门将精力投在了指标的落实上，而耽误了应当在"过渡时期"实现的对"无偿献血"的有效宣传。

　　据天津市卫生局副局长田惠光介绍，1998年至2003年间，单位计划指标献血占该市临床用血的50%，另外的50%依靠外省市的支援。也就是说到2003年，天津市每年所需的15万袋(30吨)的临床用血中有7万5千袋(15吨)是外省市支援的。天津市和平区卫生局副局长李广靖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以前天津没血了，市卫生局局长亲自带队到河北、河南、内蒙古进血，请兄弟省市支援！ "

　　然而随着国家对异地调血进行了严格限制之后，天津市要为自己的临床用血负责；在缺少了外省市支援的情况下，天津在以往无偿献血宣传上欠的历史债突显出来了。

　　单靠市场和单靠道德都不可靠

　　在北京其他高校因计划指标带来的强制献血风波不断的时候，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方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10所高校，已开始了"学生团体无偿献血"的试点。这些学校都已经取消了以前一年一度组织学生的献血活动，取而代之的是在学校开学的每个月，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的献血车会有三四次开进各个学校，自愿献血的同学可以直接上车献血。

　　"根本没有做往年的大会小会宣传，各院校集体的或者是个别的动员，只是红十字会和学生会的同学发了一些传单，学生都是积极地响应。"从1996年就开始负责学生献血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医院医生王智慧，对学生团体无偿献血开展之顺利表示吃惊。虽然2004年人民大学学生的献血量已经超过了按照原来计划指标应该下达给学校的献血量，但是王智慧说："我们以后不会再简单地去拿数字做比较，我们要做的就是宣传无偿献血的精神。"

　　上海市在鼓励无偿献血方面也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献血者献血之后会免费获得一张福利彩票，并有机会抽中一辆轿车。然而实际上这样的激励的效果并没有达到，而那些真正想奉献爱心的献血者又觉得很尴尬。

　　虽然各省市在地方献血条例中都规定了类似"无偿献血的公民5年内免费使用献血量5倍的血液；5年之后免费使用献血量等量的血液"和"无偿献血公民的配偶和直系亲属5年内免费使用献血量等量的血液"等鼓励政策，但在真正需要输血的时候，献血者其实很难享受到这些优惠。

　　比如在北京市，享受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的献血者和家属，他们用血费用还是按照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的规定报销，与没参加无偿献血的人没有任何区别；在天津和广州，用血紧张的一些时候，外地无偿献血者凭献血证不但得不到免费血，还要交纳平价血费3倍的用血互助金。

　　"凭(无偿献血)证(免费)用血的政策得不到实实在在的落实，献血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就会出现无人献血的恶性循环。"天津市和平区卫生局李广靖副局长说。

　　2004年10月21日，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2001-2003年度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大会上说：卫生部提出力争再用3至5年时间，实现全国无偿献血比例达到100%，其中自愿无偿献血比例达到80%以上，计划无偿献血比例控制在20%以内。

　　这样一个目标的实现，在中国当前的社会背景上，显然不能完全依赖市场，也不能全然仰仗对道德的期许，而应该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互助互惠的机制。

　　指标：计划的残余

　　1978年以前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全国只有38家采血机构，而且分布很不平衡。医疗临床用血主要靠"个体供血"支撑。中国输血协会秘书长单藕琦介绍说，那时各个医院都"养了"一批人， "随叫随到"，而卖血也成为了一些人的"职业"，血液质量难以保障。公民义务献血"作为一项制度在全国全面开展起来。

　　"义务献血制度是我国当时的计划经济在输血工作中的反映"，199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释义》 说，"单位为了完成献血指标，以高额补贴或者长休假等形式予以刺激，有的单位完不成献血指标，出钱雇请个体供血者临时冒名顶替完成指标，从而形成变相卖血，扭曲了义务献血制度。"

　　1984年，中国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总会开始向全国倡导无偿献血，深圳市和海南省也率先通过地方立法确立了无偿献血制度。

　　然而无偿献血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却是15年之后的事情了。在1998年10月1日开始施行的《献血法》中，第二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无偿献血制度，国家提倡18周岁至55周岁的健康公民自愿献血。第六条规定：国家机关、军队、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动员和组织本单位或者本居住区的适龄公民参加献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