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考察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我们根据计量模型（9）中变量GY2·Y2/Y的系数0.931计算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具体贡献，根据计量模型（12）中变量GY4·Y4/Y的系数0.245计算工业内部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具体贡献，并给出相对的贡献度（表4）。由表4可知，在1982～2008年的27年间，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平均约为46%，工业内部的结构变化平均解释了工业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13.5%，而在2003～2008年间每年都解释了工业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24%以上。　

　　如果把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看作是工业化的效率，那么，27年间工业化的效率和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呈现出复杂的相关关系。根据表4并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1982～1990年间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先增后降的趋势，而工业化的效率一直呈现递减趋势。在此期间，我国的工业过度重型化，轻工业产品匮乏，于是实施了优先发展轻工业的政策，从而使GDP的增长率很高，但由于工业化的效率一直下降，从而导致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先升后降。在1991以后的时间里，我国进行了三次提高工业化效率的尝试，并取得了不同的效果。一是1991～1996年间我国经济进行了一次脉冲式提高工业化效率的尝试。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使我国确立了市场经济发展方向，当年的工业化效率有了大幅度提升，GDP增长率和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大幅度提高，但其后缺乏相应的配套政策支持，随着工业化效率的逐步下降，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GDP增长率呈下降趋势。二是1997～2002年间我国经济被动地进行了提高工业化效率的尝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使得轻工业产品出口下降，被迫进行了产业升级。虽然GDP增长率和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有所下降，但工业化的效率在逐步提高。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虽然GDP增长率和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上升，但面对世界上先进制造业的激烈竞争，我国工业化的效率有所下降。在此期间，工业化效率的提高对于工业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解释力始终小于21%。三是2003～2008年间我国经济主动地进行了提高工业化效率的尝试，2003年我国确立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方向，出台了一系列鼓励重工业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财政、信贷政策和产业振兴措施。随着工业化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GDP增长率呈现上升趋势，即使在2008年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时，我国工业化效率的提高仍然解释了工业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24.23%。　

    为了进一步分析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采用Granger因果分析法，对变量GY、GY2·Y2/Y和GY4·Y4/Y进行了因果性分析（见表5）。分析结果表明，GDP增长率（GY）与工业化（GY2·Y2/Y）互为Granger原因，工业内部结构变化（GY4·Y4/Y）是工业化（GY2·Y2/Y）的Granger原因，但工业化（GY2·Y2/Y）不是工业内部结构变化（GY4·Y4/Y）的Granger原因。这与前面的分析一致，说明工业内部结构变化是工业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工业化并不一定导致工业内部结构变化升级，工业内部结构变化升级需要国家主动引导，具有自我实现的特点。另外，GDP增长率（GY）是工业内部结构变化（GY4·Y4/Y）的Granger原因，但工业内部结构变化（GY4·Y4/Y）不是GDP增长率（GY）的Granger原因，这可能是因为促进GDP增长的因素除了有工业内部结构变化外，还有劳动、投资等其他因素，GDP的增长一般出现在工业化效率提高之前，为工业化效率的提高提供资金、初级技术等基础条件。工业化效率的提高也是GDP增长的自然要求，而提高工业化效率虽然可以通过促进工业化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但这并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这可能是因为在有些时候需要以降低经济增长率为代价来提高工业化效率，而且片面追求工业化效率从长期来看并不一定导致GDP的增长，这已为中国和前苏联的经验所证明。Granger因果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前面的分析。　　

    （二）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

　　长期影响是考察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关系，而短期影响是考察短期内一个变量偏离其长期趋势的冲击对相关变量的动态影响。我们采用SVAR方法将冲击正交化，从系统和动态的角度考察工业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我们选择了一个含三个经济变量的经济系统Xt=[DGY2_Y2_Y， DGY， DGY4_Y4_Y]′，其中，变量DGY2_Y2_Y、DGY、DGY4_Y4_Y分别是GY2·Y2/Y、GY、GY4·Y4/Y的一阶差分，外生变量包含常数项、体制变量（PRIVA）、经济周期变量（LYC）。考虑到样本数据量的大小，我们只考虑简约VAR滞后一阶的模型，被估计的VAR模型所有根的模的倒数小于1，位于单位圆内，满足稳定性条件。

　　SVAR采用Cholesky分解，可以计算经济变量结构冲击的响应函数并画出冲击响应图。图1～9按列分别给出了三个经济变量一个标准差结构冲击的时间长度为十年的动态响应曲线，并标出了两个标准误（约95%置信度）的置信带。　

    图1、4、7为工业化冲击的系列响应图，可以看出，1个工业化冲击自身不具备持久性，1个约0.025的工业化率提高在第二年即不显著（图1）；对于1个工业化冲击，经济增长率在冲击当年有显著提高，但随后快速地下降为不显著，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约为0.8，工业内部结构有不显著的优化（图4、7）。图2、5、8为经济增长冲击的系列响应图，可以看出，1个经济增长冲击自身同样不具备持久性，1个约0.02的经济增长率提高在第二年即不显著（图5）；对于1个经济增长冲击，工业化有不显著的提高，工业内部结构有不显著的正向变化（图2、8）。图3、6、9为工业内部结构变化冲击的系列响应图，可以看出，1个工业内部结构变化冲击自身也不具备持久性，1个约0.02的工业内部结构变化在第二年即不显著（图9）；1个工业内部结构变化冲击对经济增长率和工业化的影响不显著（图3、6）。

　　总体来看，短期内，工业化可以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短期影响系数（约为0.8）略小于长期影响系数（0.931），经济增长对工业化有积极作用，但要微弱得多。工业化可以不显著地促进工业内部结构的优化，但工业内部结构变化对工业化基本上无影响。经济增长可以不显著地带动工业内部结构的优化，但工业内部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基本上没有影响。

　　四、结论

　　本文使用非均衡增长理论模型，模型化了工业化以及工业内部（轻、重工业的）结构的变化，利用协整回归技术分析长期影响，利用SVAR技术分析短期影响，并且加入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工业化及工业内部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在长期还是短期，工业化对经济增长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从长期来看，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981～2008年间平均约为46%，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系数略小于长期影响系数；经济增长对工业化同样具有促进作用，只是短期中经济增长对工业化的影响要比长期微弱。在长期中，工业内部结构变化对工业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工业化效率在1981～2008年间平均解释了工业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13.5%，而在2003～2008年间，每年都解释了工业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24%以上，但工业化对工业内部结构变化基本上没有影响；短期则正好相反，工业化可以不显著地带动工业内部结构优化，但工业内部结构变化对工业化基本上没有影响。另外，工业内部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长期和短期是不同的，在长期中，工业内部结构变化通过提高工业化效率、促进工业化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而在短期中，工业内部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基本上没有影响；经济增长无论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都会产生优化工业内部结构、提高工业化效率的要求。

　　2003～2008年，中国经济的轻工业总产值与重工业总产值之比又呈现下降趋势，说明改革开放后几经周折真正开始了工业化进程。由本文的分析可知，在长期中，工业内部结构变化是工业化的单向格兰杰原因，是工业化的主要推动因素，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但工业化不会自动导致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化，并且在短期中工业内部结构变化对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基本上没有影响。因此，政府应坚定工业内部结构升级的方向，制定相关政策，持续、积极、主动地引导和促进工业内部结构升级，提高工业化的效率，推进工业化进程，实现工业强国之梦。

　　[基金项目]上海金融学院校级科研项目“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经济结构变化模式和主要推动因素研究”（SHFUKT10－01）

　　注释：

　　①实际上，由（9）式的估计结果可知，系数[δ1/（1＋δ1）－δ2/（1＋δ2）]·β2是不显著的，即不同部门之间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有着相同比例的差距。

　　②统计年鉴中没有2005～2007年的现价重工业增加值数据，我们依据对应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按行业分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表，按照重工业的统计口径（包括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进行核算。2008年的不变价重工业增加值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2008年12月）”进行核算。

　　③由于只能找到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无法准确得到工业从业人员数，我们在估计（9）式时，用第二产业增加值代表工业部门增加值。为了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在进行SVAR分析时，同样使用了第二产业增加值。在用（12）式考察工业内部轻、重工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我们用轻工业与重工业增加值之和代表工业部门。

　　④变量GY2·Y2/Y根据第二产业增加值计算得到，变量GY2·Y2/Y*根据轻工业与重工业工业增加值之和计算得到。

　　[作者简介]杨智峰（1972－），男，河南南阳人，上海金融学院国际经贸学院教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是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Chenery H B，Shishido S，Watanabe T.The Pattern of Japanese Growth，1914－1954[J].Econometrica，1962，30（1）：98－139.

　　[2]Chenery H B.Patterns of Industrial Growth[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0，50（4）：624－654.

　　[3]Fujita N，James W.Export Promotion and the“Heavy Industrialization”of Korea，1973－1983[J].The Developing Economies，1989，XXVⅡ－3（September）.

　　[4]Hoffmann W G.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Economies[M].Manchester，Eng：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58.

　　[5]Matsuyama K.Increasing Returns，Industrialization and Indeterminacy of Equilibrium[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1，106（2）：617－650.

　　[6]Syrquin M，Chenery H.Three Decades of Industrialization[J].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989，3（2）：145－181.

　　[7]Westphal L E.Industrial Policy in an Export Propelled Economy：Lessons from South Korea's Experience[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0，4（3）：41－59.

　　[8]简新华，余江.重新重工业化不等于粗放增长和走旧型工业化道路[J].学术月刊，2006（5）：88－95.

　　[9]李旭晟，刘刚.我国重工业化演进趋势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2008（12）：90－93.

　　[10]李艳梅，张雷.中国城市化发展与重工业扩张的协整分析[J].经济地理，2008（3）：201－204.

　　[11]林毅夫.必须用“比较优势”发展经济[J].财经界，2006（11）：114－115.

　　[12]林毅夫.目前的重工业热不符合中国国情[J].当代经济，2005（2）：6.

　　[13]林毅夫，陈斌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城乡消费不平等[J].浙江社会科学，2009（4）：10－16.

　　[14]刘成刚.中国经济目前已具备进入重工业化的发展条件[J].经济研究参考，2004（39）：10.

　　[15]刘世锦.关于我国增长模式转型的若干问题[J].管理世界，2006（2）：1－9.

　　[16]陶应发，郑涛.我国工业重工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59－62.

　　[17]王岳平.我国经济增长的结构特征及几点建议[J].宏观经济管理，2006（9）：13－15.

　　[18]吴敬琏.思考与回应：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抉择（上）[J].学术月刊，2005（12）：38－45.

　　[19]吴敬琏.思考与回应：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抉择（下）[J].学术月刊，2006（1）：58－61.

　　[20]杨帆.比较优势的动态性与中国加入WTO的政策导向[J].管理世界，2001（6）：26－32.

　　[21]赵国鸿.重化工业化之辨与我国当前的产业政策导向[J].宏观经济研究，2005（10）：3－6.

　　[22]朱劲松，刘传江.重新重工业化对我国就业的影响[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12）：8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