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劳务派遣工队伍迅速膨胀，劳务派遣成无序扩大之势。可虑的是，劳务派遣正成为一些企业规避《劳动合同法》、逃避承担社会责任的“法宝”。
    同工不同酬，合同工转派遣工从而降低成本，用工企业随便炒职工“鱿鱼”……如此种种，用工企业是节约了成本、方便了管理，甩掉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包袱，劳务派遣机构也从中挣到了钱。可劳动者的职业稳定性和安全感却受到了严重挑战，职工的权益也受到了严重损害。

    打工两年，不知“单位”在何处

    清晨六点，袁国建走出了和老乡合租的小屋。半小时后，他到达了工作单位———位于嘉定的一家机械模具厂。寒风中，他用有些发僵的手掏出了考勤卡放在考勤机上照了一下，一天的工作就此开始。

    袁国建在这家企业工作快两年了，这张考勤卡也用了快两年，可每次看到卡上印着的那5个小字———“劳务派遣工”，他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因为，就是这5个小字，让他和正式职工有了明显的不同，他知道，自己不是这家单位的职工，而自己属于的那家公司在哪里他也不知道，连名字现在都记不太清了。

    前年春天，袁国建从四川老家来到上海，在嘉定区的一次大型招聘会上，他被一家机械模具厂录用了，谈妥了试工期、工资等后，这家企业的招聘人员拿出两份劳动合同，要他签名。

    袁国建说：“当时我就觉得奇怪，明明是这家机械模具厂要我的，可劳动合同上写的单位却不是这家公司，而是一个什么劳务公司。

    我问招聘人员，他们说，是我们招的你没错，我们公司招的都是派遣工，也就是说，你的劳动关系在派遣公司，是这家派遣公司派你到我们厂工作的。我问能不能直接与机械模具厂签订劳动合同，企业招聘人员就不耐烦了，工资又不少你一分，和谁签不一样，你想做就签，不想签就走。”

    袁国建说，一线工几乎都是外来农民工，清一色跟他一样，考勤卡上都写着“劳务派遣工”。

    自从签完合同后，活也是给这家企业干的，工资也是这家企业发的，他至今都不清楚那家劳务公司门朝哪儿开？袁国建说，他的一个老乡也是派遣工，去年底被解雇，两家公司推来推去，谁也不给经济补偿。现在自己最担心的就是万一出点什么事，自己比老乡更惨，“我可是连自己的‘用人单位’在哪儿都不知道啊。”

    我们就像麻将牌，被搓来搓去

    烧完一条焊缝，大张将面罩一扔，掏出一支烟点上。

    这位来自安徽的农民工在金山区的一家央企工作。两年多前，他把企业告了，原因是1992年他就进入这家企业，工作十多年，他要求企业与他签订无固定期劳动合同。

    “合同签了没有？”面对记者的提问，大张苦笑道，谈什么无固定期劳动合同，他现在就是一个派遣工。

    两年前，他和同伴告了企业后，企业拿出了新的劳动合同，对他们说，如果还想做下去，就与派遣公司签。如果不想做，就走人。想想在农村的妻儿老少都靠他手上的这把焊枪过日子，他被迫在劳动合同上签了名。

    大张苦笑：以前是这家企业的劳动合同制职工，还敢说说话，像企业加工资，他们农民工也会要求加。虽然加的幅度不同，但多少会给他们加一点。现在不是干活的单位的人啦，还敢说什么话？

    大张说，工作地点没变，工作时间没变，连手上的焊枪，也是原来的，仅仅是一个劳动身份的“被转移”，他的权益也就“被转移”了。拿带薪年休假来说，与他一起干活的派遣工曾经提过，他们也要享受国家政策。派遣公司说，你在哪家单位干活，就向哪家单位要；用工单位说，你是派遣工，劳动关系在派遣公司，该向他们要。两家推来推去，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大张悄声说，前几天，他路过企业的人力资源部，他偶尔听到，他们这批派遣农民工两年的派遣期就快到了，如果再由原来的派遣公司继续派遣，不符规定，他们准备换一家。

    “现在，在厂里一线岗位上工作的，到处都是派遣工。听说有好几家派遣公司给厂里提供服务。我们这些派遣工，就像麻将牌一样，被搓来搓去。”

    我爱企业，企业爱我了吗？

    来自安徽黄山的刘忠最近有点烦。

    烦恼的原因，起始于他的跳槽。一年前，他进入一家私营纺机厂担任修理工。前不久，相邻的一家私营纺机厂招人，他看到新厂的工资比老厂多100元，便报了名。哪知跳槽后，老厂老板找上了门，拿着派遣协议说，他的劳动合同还在履行中，不能走人。老板还扬言，如果新厂不辞退他，就要动用法律武器。

    前几天，新老板与小刘打招呼，说小刘，我也有难处，同行闹翻了，以后不好相处。你还是考虑走人吧。刘忠不解，问，我的合同刚签，就让我走人？老板拍拍他的肩说，你签的是劳务派遣合同，我把你退回派遣公司，他们还会重新安排你的工作。就是不安排，他们也要养你，每个月支付你上海市最低工资，可以拿两年，多爽。

    老板还鼓励他：小刘，天涯何处无芳草，好马总归有草吃，你怕什么？

    话是如此说，法律也是如此规定。但刘忠回到派遣公司，老板却给了他一张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刘忠拿出劳动合同问，劳务派遣不是最少两年吗？老板说，人家都不要你了，你是我儿子啊，我养你？刘忠要讨说法，老板说，你去打官司吧，只要你耗得起时间，我奉陪到底。

    他垂头丧气回到出租屋，与他合租的农民工听了他的遭遇，有的骂老板刁，有的说他傻。刘忠说，我傻吗？我又不是傻瓜，为了100元跳槽。关键是用工单位一个理由，甚至没有理由，只要看不顺眼，就可以将派遣工退回派遣公司。我过的是朝不保夕的日子，处处受到歧视，没有发展空间，自然哪里工资高，就到哪里做。我爱企业，企业爱我了吗？

    刘忠说，他急着找工作，不会打官司，但他不后悔，以后，碰到同样的事，他还是会跳。

    她患上了轻度忧郁症

    小陈是来自湖北黄冈的农民工，作为派遣工，她在爱意精品（上海）有限公司工作。刚开始，是与上海智联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一年后，由“爱意精品”安排，又被转到上海对外服务有限公司。

    小陈说，转来转去，她感到自己就像一棵大白菜被人买来卖去。

    半年之前，小陈听同事说，作为偷窃者，她的照片上了公司内部网，还被勒令辞退。她赶紧交涉，公司承认事先没有调查，搞错了，让她重返岗位，但就是不安排她的工作；她要企业在网上作个道歉，给她消消毒，但企业就是一个字不给；她找派遣公司，在长达半年之久的时间内，派遣公司不吱一声。

    为这事，小陈的父亲多次奔波于两家公司之间，求助于有关部门，但均无结果。小陈整天以泪洗面，患上轻度忧郁症，做了一

    ■农民工马俊唐红梅

    维权却遭遇“举证门”

    农民工为了增加收入，不得不加班；但加了班，企业不发、少发、欠发加班费的侵权事件，也在上海屡屡上演。究其原因，还是加班情况难于举证造成的。

    马俊与记者见面的第一句话，就说他是“幸运儿”。这位来自江苏如皋的36岁的农民工说，他在上海建强物业工作期间，企业要求他不管是平时，还是双休日，哪怕是法定节假日，吃睡都要在单位，如果居民有修理水电的需要，必须随时出动。他按企业的要求做了，但每月拿到手的，只有区区1000多元的工资。

    一次次，他想向企业提出加班费的要求，又怕企业辞退他，忍了。但是，他的忍耐没有换得企业的善待，企业还是辞退了他。忍无可忍的他想到了打官司。可是，他如何证明自己的加班？幸运的是，他碰到了某劳动咨询服务公司的高月芬（见右图中），经过指点，马俊搜集了晚上的报修记录，贴在墙上的工作记录、考勤卡，并在高月芬的帮助下，经过调解，拿到了1万多元的加班费。把本来就是自己应得到的合法权益说成是幸运，恐怕是索要加班费而遭遇“举证门”的农民工的真实写照。

    从现实状况来说，马俊所说的“幸运”，有其合理的成分。为了逃避加班费，有些企业可谓机关算尽。

    不设考勤记录，不留加班痕迹，是一种逃避方法；随意抬高计件标准，农民工只有通过加班加点才能完成指标，企业却借口计件制而不支付加班工资，是一种逃避方法；通过书面约定，要求农民工加班需填写加班单，但事实上，这种加班单从来不用，是另一种逃避方法；约定工资中包括加班费，又是一种逃避方法；约定企业所发奖金中，优先发放加班费，仍然是一种逃避方法；更为可怕的是，少数善钻空子的企业，竟然通过集体合同，约定一个明显低于国家规定的加班计算基数，以此来规避应该支付的加班费。

    与马俊相比，唐红梅这位来自上海浦东新区的征地农民工，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据她说，她在遒健贸易有限公司担任促销员，由于法定节假日经常加班，她向企业提出了支付加班费的要求。可是，企业认为与她没有劳动关系。她同样找到了高月芬，这一次，高女士也头疼了，因为唐红梅收到的工资，均通过银行转账，用的是私人名义。不过，经过努力，高女士说，她们还是找到了一些有力证据，将向仲裁庭提供。

    超时加班、严重超时加班，被迫加班，侵占了农民工的休息权、身体健康权和人身自由权；加了班，还拿不到加班费；为了索要加班费去打官司，却又遇到“无法举证”，实在郁闷。

    ■心声

    无法接受长期无度地加班

    在走访农民工的日子里，记者多次听到农民工敞开心扉的话：加班加点，我们能够接受。但是，长期无度地加班，我们无法接受；企业滥用加班权利，并通过规避行为，逃避责任，我们更是无法容忍。

    唐红梅愤怒地说，工资是劳动者权益的核心，也是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加班工资，也是工资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这个底线问题都无法解决，我们还奢谈什么维权？

    唐红梅说，为何企业有那么多的办法，可以无理地赖掉农民工的加班费，而农民工却少有办法对付企业。“难道对那些违法企业不能施以处罚吗？”

    换了一个新单位，薪资条件较丰厚的马俊则开玩笑说，农民工维权，现在竟然要碰运气，这实在是有关部门应该深思、反思的问题。经过打官司，他开始钻研相关法律法规，他感到，《上海市企业工资支付办法》应该修改了，对综合计时，应该明确规定每月加班时间的上限，超过部分应该按双休日200%计算。对不定时工时制，每月确有超过标准工时制的工作时间，应该支付相应的工资。

    王小燕说，我们也是年轻人，也有年轻人共同的爱好和兴趣；我们在老家，爹娘也疼爱，重一点的农活都不让干。可为什么我们进城做了工人，自己的合法权益却找不到人维护？她希望过了春节再上班，每个星期至少有一天，让她睡到自然醒。不少农民工都说，适度加班可以，毕竟企业也有难处。但是，足额支付加班费是天经地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