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什么保护主义与内向型经济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唯一选择?

　　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出了我国以国际经济大循环经济战略为基础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所存在着的致命弊端：由于模块化生产和美元霸权的支配性影响，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不仅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被锁定于了“担水劈柴”的依附地位，而且也使我国受到了美元霸权的残酷掠夺，这是我国经济虽然高速增长，但已经无法再像战后日本和韩国那样使全体国民福利得到普遍提高的基本原因。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初衷相反，“大进大出”不仅没有解决沿海与内地的矛盾，反而导致了资金、资源和劳动力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导向型部门，造就了畸形的外向与内需相分割的“二元经济”，成为内需长期无法启动并引发严重经济泡沫的主要原因。这种战略不仅没有沟通农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反而却造成了重工业的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和高端技术仍被跨国公司所垄断的局面，并成为高等教育没有出路、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三农问题”成为死结和就业问题日益严重的重要根源。[16]在已经发表的其他论文中，作者也已经指出，以自由贸易、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和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是美元霸权蓄意剥夺我国经济的战略安排。令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者始料未及的是，这一战略无意间竟然与美元霸权的战略意图相吻合，美好的初衷竟然使该战略成为一条中国通向贫困和依附型经济的道路，这岂不令人悲叹!

　　幸运的是，新世纪伊始，党中央就已经意识到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所存在的严重问题，相继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城乡统筹、创新型国家、环境友好和节约型社会的战略思想;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又正式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布局。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胡锦涛总书记又多次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在这种思想指导下，2010年两会召开前夕，人民日报发表政论文章，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中国 20世纪以来曾有过的两次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要转型——60年前新中国的成立及30年前的改革开放相提并论，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看作是我国第三次社会经济大变革。[17]但是，目前的中国经济学界由于受到传统思维模式的严重限制，难以对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自由贸易、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导向型经济进行深刻反思，更不用说认识到最需要保护主义的实际上是中国而非什么别的国家?笔者将从党中央提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和谐社会、城乡统筹(包括解决“三农”问题)、环境友好和节约型社会等战略构想以及应对美元霸权问题入手，对保护主义与内向型经济为什么不仅是实现党中央战略构想而且也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唯一选择加论证。[18]

　　第一，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离不开保护主义。我们知道，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但许多人并不了解，高端产业和各产业的高端环节是科技进步的载体、是国际竞争力的基础。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其主要表现就在于这些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的落后，落后国家如果要自主创新，它就必须扶植和保护这些产业;而由于这些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它就只能在国内为其创造市场，否则，没有市场，这些产业将如何发展?而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外有境外高端产品的出口对本国市场的巨大冲击，内有本国政府大量引入的强大的外国直接投资的不公平竞争，如果高端产业和各产业高端环节的民族企业连自己本土的市场都无法保有，他们怎能还有技术进步的动力?因此，为了降低民族企业自主创新的系统性风险，为其创新收益提供可靠的预期，落后国家就必须对高端产业和各产业高端环节的民族企业和国内市场采取保护主义措施。

　　在历史上，落后国家为了保护民族企业和国内市场，主要采取了关税保护和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的措施。人们已经了解到关税保护的作用，但对英国和美国在经济崛起过程中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的史实并不了解。实际上，英国的商业以前完全掌握在外国人尤其是汉撒商人的手中，甚至使用的货币也是汉撒同盟的，当时的英国人把汉撒商人称作“东方人”，英镑(“sterling”或“pond sterling”)就是从“东方人”(Easterling)这个字眼而来的，这种情况比当今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国内流通美元的情况还要严重，英国崛起是在清除掉外国商人和金融家对本国经济的这种支配后才开始的。美国的经济崛起也是在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的情况下实现的，正如利普西指出的，“美国在19世纪许多行业技术落后于欧洲国家，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行业中基本没有直接投资，而直接投资是开发优势技术的天然渠道”。[19]实际上，这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如果容许发达国家的高端产业和各产业高端环节的企业在东道国没有限制的生产，这与这些企业通过出口产品到东道国打败东道国企业有何差别?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保护主义，英国和美国崛起了，而拉丁美洲在战后却半途而废的重要原因。

　　第二，保护主义是中国民族产业和工人阶级共同的利益之所在，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资本家资本积累的扩大、工人工资的提高和政府税收的提高能否同时发生?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鼻祖之一李嘉图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在他们看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零和博弈，一方的所得必然是另一方的所失。李嘉图认为，社会总产品是一个确定的量，由于工资和利润是按相反方向变化的：工资上涨，利润就下降，反之亦然。所以，如果在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进行分割，就必然表现为这两个阶级之间经济利益的对立;而按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人口密集的落后国家具有低工资的竞争力，如果落后国家提高工人工资，发达国家的贸易利得就会减少。因此，在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亨利·凯里看来，李嘉图的经济理论是一个挑动阶级斗争和民族仇恨的经济学体系。

　　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李嘉图经济学错误的根源就在于其理论是以报酬递减为基础的，他们的经济学体系根本就无法处理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报酬递增问题，也无法处理科技进步的收益在国家之间和社会各阶级之间公平分配的问题。在美国学派和演化经济学看来，正是由于科技进步所带来的高创新率和高水平进入壁垒所产生的高附加值创造了可以由资本家、劳工和政府共同分享的生产率增益，资本家资本积累的扩大、工人工资的提高和政府税收的提高才有可能同时发生，一方的增加没有必要导致另一方的减少。一国能否抓住这些高质量的生产活动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由于高端产业和各产业的高端环节是科技进步的载体，因此，如果一国把这些高质量生产活动及其创新收益拱手让渡给发达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就必然会在利润、工资和税收之间相互倾轧，这就是目前的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正是按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以所谓低工资竞争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才造成了今天社会不和谐的局面。因此，要建设和谐社会，中国就必须对高端产业和各产业的高端环节进行保护，只有把这些高质量生产活动的创新收益完全控制在自己国家的手中，国家才有基础通过调节利润、工资和税收的关系实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因此，保护主义是中国民族产业和工人阶级共同的利益之所在。

　　第三，保护主义是城乡统筹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基础。在历史上，我们可以观察到，成功的农业仅存在于工业也取得成功的地区。工业由于技术创新的机会窗口大，其创新活动所产生的“不断涌来的收入潮水浮起了所有的船”，农民通过收入分配的系统协同效应分享了工业技术创新的收益，这是为什么凡在工业发达的地方，农民也比工业不发达的其他地方的人更富裕的原因;同样，发达国家理发师的实际工资为什么5倍于生产率相同的发展中国家同行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发达国家工业创新的收益为其理发师的高收入提供了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产业分工的深化，产业创新的机会窗口都聚集在了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而低端环节基本上都成为“技术死胡同”，即使是信息高技术产业也不例外，正如富士康高科技血汗工厂在中国没有产生技术扩散所证明的。由于我国通过自由贸易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导致我国工业完全被挤压到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虽然工业增长速度很高，但这是一种“无技术的工业化”。“无技术的工业化”使技术创新的成果几乎全部被发达国家所攫取，我国城市部门(工业和服务业)的收入提高和政府税收增加就成为无源之水[20]。如果城市部门收入停滞不前，对农产品(特别是对高附加值农产品)的需求就不会增加;如果政府无法通过税收的形式分享技术创新的收益，它就无法像目前的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对农业的大幅度补贴和提高农产品价格使农民分享工业技术创新的收益。由此可见，中国“三农”问题的根子在于中国“无技术的工业化”，在于自由贸易的全球化，我国只有通过保护主义，从根本上解决了“无技术的工业化”问题，城乡统筹和“三农”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第四，只有在保护主义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建设环境友好和节约型社会。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是以消耗大量资源并造成环境污染为特征的，因此，我国通过利用所谓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和引进外资加入到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是有目共睹的。众所周知，目前我国80%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绝大部分森林已经消失;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国就占了16个。据报道，在我国引进外资最多和“世界工厂”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虽然在面积不大的区域内创造了我国30%的对外贸易额，但代价是深受污染之痛，且持续已久。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广东珠江三角洲近40%的农田菜地土壤遭受重金属污染，且其中10%属于严重超标，这直接导致当地叶菜类蔬菜的污染情况十分严重。[21]自由贸易还导致了我国大量自然资源被破坏性的开发并通过廉价出口流入发达国家，稀土只不过一个较突出的例子而已。因此，为了建设环境友好和节约型社会，我国就必须大幅度压缩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大力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产业和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显而易见，如果不通过保护主义措施扶植这些高质量生产活动的民族企业并保护其国内市场，建设环境友好和节约型社会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五，重走保护主义的内向型经济是解决美元霸权问题的根本办法。在美元霸权的支配下，美国政府可以通过没有成本地印刷美元无偿地占有其他国家生产的产品。因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政府就蓄意地通过新自由主义大肆诋毁内向型经济，把出口导向型经济推荐为我国经济发展唯一正确的道路，因为按照美元霸权的逻辑，只有在我国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对美国贸易存在着持续贸易顺差的情况下，美国才能不劳而获地通过印刷美元纸币换取我国的出口品。同时，美国政府又迫使我国把出口获得的大量美元储备购买美国国债，并通过滥发美元等使这些美元储备不断贬值，最终失去经济价值，从而使我国深陷“美元陷阱”之中。我国深陷“美元陷阱”的主要根源在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在于实体经济，显而易见，如果中国的进出口保持长期的动态平衡，我国就不会积累这么多的美元储备，也不会陷入“美元陷阱”。因此，如果没有终结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那么，在纸币经济的时代，无论是储备货币多元化还是不切合实际的建立与主权脱钩的世界货币都无法解决美元霸权问题。要解决美元霸权问题，就必须破除对出口导向型经济或外向型经济的迷信，就必须重走保护主义的内向型经济。从历史经验角度来看，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完全不适合大国经济，更不适合于发展中大国的经济追赶。美国的经济崛起就是通过保护主义和典型的内向型经济实现的，这是一条值得我国效仿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