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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8-08
三、中国保护主义经济崛起的十大战略方针

综上所述,保护主义和内向型经济是实现党中央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和谐社会、城乡统筹、建设环境友好和节约型社会的必然选择,是应对美元霸权问题的根本性措施,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最后将不得不面临的抉择。如果仍然继续沿袭以自由贸易、利用廉价劳动力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和依赖外国直接投资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国不仅不可能崛起,而且将会在依附型经济中越陷越深。目前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是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的重要原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就是发展战略的大转型,越早一点重走保护主义的内向型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经济就多一点主动权;越是拖延,中国经济所积累的内外部矛盾就越难以收拾。我国亟需尽早做出战略规划,经过若干年调整和准备,坚定不移地全面实施保护主义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有可能从殖民地经济中解脱出来,并重新开启经济崛起之路。若干年的调整和准备至关重要,否则,就像对重症病人施以猛药一样,很可能病人就会被治死。据此,本文提出中国保护主义经济崛起的十大战略方针。[22]

第一,抓住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特别是要把资本货物工业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工业在国际经济中的领先地位作为奋斗目标。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高端产业、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特别是资本货物工业是科技进步的载体,是报酬递增的源泉,也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它创造了可以由企业家、劳工和政府共同分享的生产率增益,是社会各阶级利益和谐赖以实现的基础。一旦一个国家丧失了对这些高质量生产活动的控制权,那么,这个国家将不仅在自主创新上举步维艰,而且它也将丧失高质量生产活动通过系统协同效应使其生产率增益普惠于报酬不变和报酬递减的行业以及提高全体国民公共福利的机会。在历史上,德国、美国和日本之所以没有能够沦为外国的殖民地,反而却相继崛起,其原因就在于通过幼稚工业保护大力发展他们当时的高质量生产活动。目前,我国民族企业在这些高质量生产活动上根本就不具备国际竞争力,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需要通过保护主义措施对这些民族高质量生产活动加以扶植和支持,具体地说需要采取以下第二和第三点论述的保护主义。

  第二,大幅度提高关税保护水平,坚决杜绝在中国推广转基因产品技术,停止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的谈判,拒绝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保护我国高质量生产活动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提高关税保护程度,但我国目前的关税水平是9.9%,而全球的关税总水平却是39%,这样的关税水平太低,不仅无法保护我国高质量生产活动,而且也无法保护我国大豆生产等许多传统产业。因此,我国应该与WTO重新谈判,大幅度提高关税保护水平,如果达不到目的,就退出WTO。但是,目前的当务之急则是要停止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的谈判,拒绝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因为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虽然可以使我国低端产品的外销得到扩大,但大量的外国高端产品将严重冲击国内高端产业,使我国自主创新政策的实施受到严重限制。而如果不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我国还可以在WTO框架下有一定空间,使用产业政策支持民族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支持自主创新产品的发展。目前,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问题正在加紧研究,预计在2012年完成研究工作并付诸实施。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在高端产业处于劣势,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将进一步加重我国“出口低端产品并进口高端产品”的格局,特别是日本不怀好意地建议中国高科技产品进口应该实施零关税政策,其目的就是彻底摧垮中国的高端产业,造成我国对日本经济结构的彻底依附。如果日本能够达到这种目的,这无异于现代版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通过战争没有达到的目的将通过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而得以实现。我国具有巨大的市场规模,国内市场应该为民族产业保留市场,完全没有必要与日本和韩国搞什么自由贸易区。

  第三,停止引进外资和回购外资企业。笔者曾撰文讨论了外资对中国经济的十大危害:它是中国深陷美元陷阱、人民币被迫升值和中国经济“自我剥夺” 的罪魁祸首,它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内需产业和内地经济的发展,最终将使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成为泡影;并成为寻租、滋生庞大买办利益集团和干涉中国内政的强大力量。它加快了通过掌控产业价值链垄断和支配中国经济的进程,因而成为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破坏和谐社会的隐蔽性杀手,并通过挤占民族企业的投资机会成为催生中国泡沫经济的重要因素。外资不仅加剧了我国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而且它还通过直接投资特别是金融自由化直接掠夺我国自然资源和金融财产,并最终将造成这样一种可怕的前景:即使中国保护本国市场也主要保护的是外资企业,从而使外资支配中国经济的格局永久化。所谓缺乏资金、转移技术和“搅局”中国经济等引进外资的所有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误国误民之论,引进外资对中国经济已是百害而无一利。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国必须停止引进外资并回购外资企业;而对那些我国政府没有回购的外资企业,也要通过各种政策措施,促使其服务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23]

  第四,重新恢复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基本方针,其目的是为我国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创造国内市场。由于我国高端产业和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不可能有较大的国外市场,我国只有抓住国内市场为其发展创造条件,而这种市场只能来自其他产业特别是低端产业的需求。但是,近十几年来,由于我国放弃了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基本方针,片面地强调融入全球化,结果是造成了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致使我国深陷对外国低端产品市场依赖的陷阱,并造成我国对外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而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的高端产品则大量地依赖进口,严重地冲击了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民族产业的发展,不仅使我国经济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严重下降,而且形成了“进口高端产品、出口低端产品”这种在新的国际分工形势下对发达国家经济依赖的格局。因此,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为我国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创造市场,我国需要重新强调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基本原则,大力压缩产业价值链低端环节和低端产业的产能规模,为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环节的发展腾出空间,这些产业的发展不仅可以为原先用于出口的低端制造业提供新的市场,而且他们也能与农业之间形成互为市场的良性循环,从而推动内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

   第五,大力发展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使之成为我国高端产品的销售市场,以弥补国内市场对民族高端产业的需求不足,从而使之成为推动我国高端产业发展的补充推动力,并使之成为我国有保证的原材料来源地。美国在其经济崛起过程中,为了避免当时发达的英国经济对美国经济的掠夺和压迫,美国通过高关税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与英国经济隔离开来,但却大力发展与其经济发展程度相当或比其发展程度低的国家之间的贸易,特别是把经济发展程度低的国家作为其高端产品的市场,从而在国外创造了对本国高端产品的新的需求,为其弱小的高端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市场空间,美国的这种历史经验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和仿效。对外贸易对一国的国民经济之所以重要,原因就在于一国可以通过对外贸易,推动国民经济在国际分工中的产业升级,这不仅可以加强本国经济的独立自主,而且还可以使外国经济对本国的技术、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和产业产生依赖,从而对外国经济产生支配性的影响,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实现从“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向“进口低端产品并出口高端产品”的转变,从英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这就是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因此,把经济发展程度低的国家作为我国高端产品的市场不仅为我国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历史契机,而且还为我国获取国外资源提供了财力保障,因为对于我国来说,只有通过高端产品出口的不断增长,才能有不断增长的财力交换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大量自然资源。

  第六,严格限制乃至禁止原材料和不可再生资源出口,并把资源型外资企业全部收归国有。为了打破我国深陷对外部资源严重依赖和深陷本国资源廉价出口的陷阱,我国需要尽快建立战略性资源储备制度,而且还应该当机立断,逐步停止我国不可再生资源出口并将全部资源型外资企业收归国有,主要理由如下。首先,为了避免我国外汇储备的贬值,许多学者提出了运用外汇储备购买境外矿物、燃料和农业资源作为我国经济增长之投入所需的储备,但与其这样做,还不如停止我国不可再生资源的廉价出口。其次,目前我国已是自然资源进口大国,未来50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我国面临着过去任何一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所没有遭遇到的空前资源压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靠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发展起来的,我国不可能走这条道路,所以禁止不可再生资源出口就显得尤为重要。再次,由于我国没有核心技术和产业落后,在外资控制产业价值链的情况下,使用我国自然资源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实际上也是为他人做嫁衣,也是在将我国宝贵的自然资源财富拱手让给外国消费者。最后,我国自然资源行业中的外资企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只有把资源型外资企业全部收归国有,我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外资企业掠夺性开发和出口我国自然资源的混乱局面。[24]

   第七,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在于丰富的人力资本和潜在的科技优势而非廉价劳动力,这为中国开发这种最丰富的要素禀赋并崛起为世界科技创新第一大国创造了别国难以匹敌的优势。我国人口众多的优势在哪里?是在于廉价劳动力(实际上也就是贫困劳动力)这种所谓低成本的比较优势,还是在于人力资本和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科技创新的潜力?林毅夫所提倡的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和李嘉图理论一样是一种极其静态的理论,它假定所有国家的劳动力都具有相同的生产率,完全排除了美国学派有关科技进步对国家间工资成本变动的决定性影响:高工资国家的高资本生产率是使该国高工资劳动力比低工资国家在劳动力成本上还要低廉,因而成为其国际竞争力的基础;[25]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说学还完全忘记了目前发达国家的这种高资本生产率在历史上都是通过保护主义措施从无到有地创造出来的。目前的经济学文献已经对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许多批判,但在笔者看来,这种理论最大的错误在于它只把劳动力看作是一种成本要素,并假定它与自然资源一样是一种没有能动性和没有创造力的呆滞性的生产要素,这与人的知识、技术和创造力是世界经济发展推动力的历史完全不符。中国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但在国际上申请的发明专利还赶不上韩国;英国只有6000万人口,却在航空等五六个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难道中国拿出6000万人口专门从事科技产业,还搞不过英国和韩国?!原因何在?发展战略的错误是第一位的,我国之所以急需高度保护并大力发展以技术和知识密集为特征的高端产业、各产业的高端环节和资本货物工业,其目的就是为了开发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本禀赋,把我国从廉价劳动力的出口型经济中解救出来,否则,中国高等教育就没有出路,中华民族就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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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特征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要以工人农民的收入增长为引擎。按照演化经济学的看法,国民财富的增进主要表现为本国普通国民实际工资的增长,也就是内需的增长,这不仅是衡量国富国穷的根本标准,也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正如杨格指出的,分工也就是经济发展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而市场规模“不是单纯的面积或人口,而是购买力”,[26]也就是普罗大众的实际工资。因此,一个国家的国民特别是占国民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以及中产阶级实际工资的提高就意味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它给企业提供了更大的投资和获利机会,而实际工资的提高又迫使企业不得不通过技术进步应对工资成本的上升,因此,在实际工资提高和技术进步之间就形成了良性循环,这才是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但我国目前以廉价劳动力所谓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是与此背道而驰的,如果使用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来粗略地衡量国民收入作为经济发展的引擎,美国是71%,世界平均值大约在55%左右,而中国只有35%。中国10亿工人农民收入太低,这是我国内需长期无法启动和外贸依存度高居不下的根本原因。不言而喻,按照演化经济学的看法,工人农民的收入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引擎是以本国占有全部或者绝大部分技术创新租金为基础的。因为有人把拉丁美洲各国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看作是拉美陷阱的表现之一,因此,我们在这里有必要指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拉丁美洲之所以出现所谓的“福利赶超”,其成因也不在于樊纲等人所说的理由,[27]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外资通过控制拉丁美洲各国的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不仅占有了全部技术创新租金,而且也攫取了额外的利润,因此断绝了拉丁美洲各国提高国民收入的源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改善国民福利,其表面现象必然呈现为“福利赶超”。
  第九,大力发展国内区际分工和区际贸易,以开发中西部为重点,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工业特别是高端产业集中在沿海地区的不合理状况。如果说小国没有外贸,就不能实现规模经济,那么,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超过美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的人口总和,从人口上来说,我国具有世界上任何国家或欧盟都无法企及的最大的内需市场,完全可以在任何产业上达到规模经济,对外贸易并不重要。通过大力发展国内区际分工和区际贸易的国内经济大循环,这样无与伦比的大市场为我国实现高端产业、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特别是资本货物工业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国内市场,这也是笔者为什么反对与日本和韩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重要理由。而且,我国地域广阔,任何一省的人口规模都比北欧国家大得多,但北欧诸国在某种制造业上都有自己在国际上领先的地位,瑞士还在金融业上具有国际竞争力地位,北欧诸国的专业化经验值得我们在发展国内区际分工和区际贸易上加以借鉴。但是,由于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所产生的路径依赖和锁定,虽然10年前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但我国工业特别是高端产业集中在沿海地区的状况根本就无法改观。因此,我国只有抛弃出口导向型经济,掉头向内,西部大开发战略才能取得成功,工业中心才能实现向中西部转移,这对于解决我国东西部之间日益加剧的交通、收入分配、产业布局、社会问题(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等)和国家经济安全等诸多矛盾具有重大意义。
       第十,内部改善:以保护主义为特征的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需要我国在国内流通体制、基础设施、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等内部环境上痛下苦功。到过发达国家的许多人都会发现,中国生产的产品在国外比国内不仅便宜许多,而且质量也好的多,相对于中国人的收入水平,这种现象是极其不正常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何在呢?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和美元霸权是其重要原因。[28]但是,为什么许多企业无视国内庞大的市场规模而偏爱出口呢?原因就在于国内市场的严重分割。
造成国内市场分割的因素很多,本文只举两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1)国内流通体制严重不畅的沉疴。据报道,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外销困难,国内一些营销商从外贸企业采购到一些产品,上市后被抢购一空。但是,“即使是金融危机到来的今日,出口转内销也是外贸工厂的下乘之选”,[29]原因就在于国内营销商“没有止境的货款拖欠”和超市向供货商收取的高额“合作费”等;(2)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等部门作为暴力行业,大幅度提高了商品流通成本,严重地阻碍了国内分工和区际贸易的发展,以至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作家魏城吃惊地发现:从中国大陆运货到美国的运费竟然比从广州运货到北京还便宜!基础设施之所以称为公用事业,其作用是为了降低生产和经商的成本,因此许多国家严格限制收费高速公路的发展,但在我国,90%以上的高速公路都是收费公路,即便把全世界高速公路收费里程都加起来,也仅仅相当于中国高速公路收费里程的四分之一。据《山西日报》和《中国公路网》报道,山西省高速公路全程约2千公里,2008年收取通行费达到87.16亿元,每公里一年收费超过400万,堪称是举世罕见的暴利产业,地方官员的第二银行。连审计署署长都惊呼,中国高速公路变成了高价公路,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的公路已不再是公路,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私路。[30]收费高速公路滋生了严重的挥霍和腐败,“中国交通系统的腐败是中国社会一个巨大毒瘤,其中高速公路的腐败由于体制痼疾更为触目。”[31]至于中央地方分权体制和GDP作为考核地方ZF官员的指标所导致的国内市场分割已是有目共睹的现象。
我们搞了三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国内市场的统一问题至今仍然困难重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在许多时候都是为了与全球化接轨并为出口导向型经济服务的,而出口导向型经济在许多方面却助长了国内市场的分割。然而,一旦我们惊异地发现,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竟然是一条通向贫困和殖民地经济之路时,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上难道就不需要一种大变革吗?从对外开放转向启动内需的国内经济体制:内部改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新的攻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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