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将此解释为一种历 史偶然，或将其归咎为当时认识水平的局限。我不能否认中国城市改革模式的历史偶然性，也从来不可能扮演历史发展的先知。但是以上两种说法在解释力上的苍白则是显而易见的。在我们看来，中国的城市改革之所以选择“官僚分权”模式，是由中国政治的潜在利益和投票结构决定的。有什么样的政治结构就有什么样的改革模式，作为当时中国政治结构中最有力甚至是唯一的政治投票者，官僚集团选择改革模式必然是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首要取舍。在城市改革中如果选择“还权利于民”的模式，不仅将失去对改革进程的控制权，也将同时失去对“改革”的解释权，更为紧要的是，这种带有强烈政治改革意涵的模式一旦启动，势必将对官僚阶层的整体利益造成难以预测的冲击。农村官僚是中国官僚体系中的最下层，地处边陲的几个特区在传统官僚体系中也仅仅是无足轻重的边缘。在如今高楼林立的深圳驻足老东门一带回想当时深圳的荒凉，你一定会恍然大悟：中国的改革为什么会选择在这种传统官僚体系完全无法触及的地方开始。答案非常简单，传统的官僚体系在这个地方完全没有利益可言。在农村和边缘（不仅是地理上的边缘，而且是政治上的边缘，比如城镇集体企业）启动改革，不仅不会破坏官僚体系的既得利益，还有助于官僚体系“学习”改革、观摩改革，以便在改革中发展壮大自己的既得利益。这有助于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为什么会选择从农村及特区开始，而一旦进入城市改革阶段，便会采取截然不同的模式。这个模式中所隐含的是，给大大小小的官僚以更大的权力和利益，以便他们同意并推动改革。但吊诡之处却在于：官僚福利的最大化能够自动带来全社会的福利最大化吗？由于官僚阶级在改革中始终垄断了对改革的解释权，他们的确经常这样解释改革并哄骗公众。很清楚，1984 年中国改革的选择不是偶然，而是政治体制的一种“故意”，它不是一种经济选择，而是一种政治选择。指出并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中国20年改革贯穿始终的一个隐秘逻辑，是我们理解25年改革的一把关键钥匙。这个秘而不宣的逻辑到今天仍然强有力的支配着中国的改革路径，而且业已成为当今中国诸多重大社会问题的渊籔。在一个官僚体制最早熟，历史也最悠久的国家中改革（在这种传统中，官僚体系的利益始终是第一位的，不管它表面上如何标榜）以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作为推动改革的动力和路径，或许是一种历史惯性。但对发生在20 世纪的中国改革来说，显然具有某种对人类现代文明的讥讽成分。这种改革在财富分配上的不道德、不正义甚至在当时就开始引发了强烈的义愤。”

问题在于：

上叙文本启发我们思考：推动改革成长的真正动力真正如我们想见的一样简单吗？是对中央高层决策一种有计划的实践吗？如果邓曾经有过某种程度的“规划”，如今的种种迹象是不是在暗示1978年的假设和规划已经失控？如汤因比所说，社会经历一定时期的稳定，必将出现垄断性质的利益集团，如果这种垄断形式在民国时期表现为所谓“官僚资本主义”的话，如今的改革是不是正在将我们推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正以体制内各种不断固化稳定的利益集团为特征？如果这样，我们不禁要问，石老师上课所言改革所指向的这样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仿佛是一种逻辑必然）究竟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