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表3形象地描述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情感体制之间的关系，并且描述了与平等/不平等向度相关的每种体制。这四种社会体制深刻地交织在一起。雇员和雇主之间的经济关系也是一种政治权力关系，一种渗透着尊重/不尊重和关心/不关心的关系。父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也并非仅仅是情感关系，同时也是经济、政治、文化关系。虽然情感关系在架构人们如何被爱和关心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但是经济关系和权力关系也很重要，国际上无处不在的虐待儿童事件和家庭暴力（包括虐待老人）使这一点很清楚。这些情况对于公共政策的重要性在于：不强调相关社会体制中的不平等，而仅仅强调不平等的问题或者在某一个社会体制中的社会正义问题，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是多向度的，他们不断变化的身份在结构上被影响着，所以不平等是交叉的，而且纠缠在一起。

　　不正义不仅来源于体制内关系运作方式中产生的不正义，而且源于体制内过程运作中产生的不正义，其中包括关于不同形式的工作和教育的负担与快乐的分配方式。在《平等：从理论到行动》一书中，我们把下面这些看作平等地工作和学习：
　　在当今社会，工作的负担和利益被不平等地分配，那些承担最多负担的人经常得到最小的利益。卑微工作的负担常常与可能最低的工资和最差的工作条件相伴。在个人家庭中，照顾家人的负担通常得不到报酬、得不到承认，并且在做的时候很少得到支持。[19]
　　条件平等包括扭转这些不平等、要求工作的负担和利益必须被更平等地分享、人们的工作条件在性质上更加平等。[20]
　　不正义不仅关乎一个人的所得收入和资源，而且决定着如何得到它们的运作过程，不论一个人是否总是在做困难并且/或者无聊、肮脏以及劳累的工作，或者仅仅被给予很可怜的资源，承受着过度拥挤的教育。劳动、支付和未支付等不平等的分配被塞耶尔称为“贡献的不公正”（contributive injustice）。[21]
　　不平等不仅发生在所有的体制中，而且对不同群体的运作方式在不同体制中也不尽相同。尽管社会阶级不平等很明显产生于经济领域，但它不仅限于此。阶级不平等也产生于文化体制；文化品位是阶级分层的，所以工人阶级的口音、服装风格、说话方式、吃饭方式、对音乐和文学的品味等在文化上被解释为不如中产阶级。[22]在基于阶级的不平等中具有很多隐性的伤害，虽然这些伤害在不同文化中会以特殊的地域和种族形式显示出来。
　　从这个分析框架中产生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不同社会群体所经历的体制性的不平等是否产生于不同的社会体制？这个问题不仅具有科学意义，而且有助于我们识别一种体制，在其中，社会运动和政策制定者应优先努力实现一个更加平等的未来。例如，工人阶层所经历的不平等（在一些国家，农村工人而非城市工人可能构成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很明显是由经济体制所产生的，尽管他们也在文化和政治体制中面临着体制性的不平等，他们也会在情感体系中遭遇特殊的危险——例如，他们经受暴力、无家可归和监禁等危险更大。对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人和变性人来说，认为他们所遭受的生殖资源不平等主要在于文化体制似乎更为合理；在文化体制中，性等同于异性性行为，而其他性倾向则被定义为“不正常的”。尽管性倾向对于获得工作机会有影响，因此可能加剧经济不平等，但是，证明与性有关的不正义首先（通过文化贬低）产生于文化领域似乎更有道理。不平等的原因与其他群体有关，不平等问题涉及由性别、阶级、残疾、种族和性别等交叉区分所产生的各种身份；强调不平等的原因问题，对于知识和政治的重要性而言都是一个挑战性的任务。[23]
三、伦理、情感和政治改变
　　政治理论倾向于用三种不同方式定义人类个体：首先作为一个公共人物；其次作为一个缺少关系性的自主的人；第三，作为一个自足的理性（大脑）存在者，体现在笛卡尔哲学的假设“我思故我在”中。大多数政治平等主义思考的分支主要关注更“公共”领域的生活，也就是国家的政治关系、市场的经济关系、统治社会认同的文化关系。它们首要关注的是收入和财富、身份和权力的不平等。罗尔斯的《正义论》自1971年出版以来，就成为英语世界中的重要著作，这是一个明显的首先关注公共领域的文本案例。
　　然而，正像人类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一样，人类也是伦理的、肩负责任和充满情感的；在日常生活中统治人们行为的价值系列以及与之相伴的情感，对于人们如何生活以及如何界定他们自己来说是主要的。[24]人们纠结于“什么是好”以及“什么不是那么好”之间的选择；他们的生活被规则（大多数社会行动的世俗规范性）所支配。[25]因为人类生活在情感关系的现实中，他们也有情感的关系和纽带，这些情感的关系和纽带能够加强他们作为道德行动者的行为动机，使他们以“他人智慧”来行动而不是以“自我智慧”去行动。[26]说这些并不是否认如下事实：人们在所有关系中能够并且忽视他人的感情；他们能够并且冷漠、怠慢和羞辱他人。然而，在界定世俗世界规范的斗争中，在攫取私利和管理相应的情感中，斗争的意义恰在于如何平衡对他人的关心和承诺。
　　因此，考虑到人类关系性的复杂特征，社会行动在经济、权力和身份意义方面并不仅仅以利益为主导。尽管利益确实在架构选择和行动时起到作用，但人们是可以评价的；他们根据关系、金钱、工作和/或闲暇与他们的关系来做出道德判断。因为人们有亲属的养育（被养育），他们被看作照顾者和被照顾者，人们的决定被其爱、关心和团结的优先事项和价值所影响，这在个人和政治层面都是如此。脆弱性并不仅仅鼓励自利，脆弱性从婴儿时期也鼓励伦理行为。
　　将社会建立在团结的基础上是一个政治选择，这个选择对于人类繁荣来说具有非常积极的含义。例如，我们知道，人们在更为平等的社会中比在不平等的社会中会对别人赋予更多的信任和关心；公众对关爱和团结的尊重不仅影响政治，同样影响亲密的实践。[27]承认人类的脆弱性无疑会在传统的经济意义上驱使人类自利，但它也会驱使人成为道德和关系的行动者。如果人们被帮助、被教育并被要求这么做，那么在承认自身脆弱性的同时，人们也会认识到其他人的脆弱性。
　　爱、关心和团结等关系不仅与它们能够在个人方面产生什么（或者它们的缺席对于个人、社群和社会有什么消极作用）有关，而且跟它们在政治上能够产生什么（根据预示不同关系的方式，超越分离、竞争和强化等关系）有关。将政治建立在爱、关心和团结（一种充满关心的概念）的伦理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竞争和自利（一种缺乏关心的概念）[28]的伦理基础上，可能有助于产生那种有利于人类福利追求平等主义的社会类型。它会以“他人中心”的原则去处理和包容理性的经济利益原则，因此，驱使经济的和社会的政策在总是聚焦于如下两个向度的意义上是伦理的：它不仅关注单纯的自身经济利益或者进步（为增长而增长），同样关注在关爱自我的语境下去关爱别人。
　　一种容纳政治参与新模式的政治空间（它将完全彻底地重新定义公众）就依赖于那种关系性。它可以引导政治欲求，使之承认脆弱性并以他人为中心。尽管经济和政治上的自我利益必然在欲求上起到重要作用，但是，有余地通过关系性界定欲求，尤其是通过命名和承认团结集体（最终是个人）的利益来界定欲求。
四、社会科学中的规范性、实证主义以及对情感的忽视
　　为了超越将人类定义为公共的、理性的、脑力的行为者这种狭隘界定，人们需要强调在当今社会政治理论中的另一个张力，即，在由实证主义者主导的社会科学中存在的规范和分析之间的张力。尽管坚持在实证和规范之间做出区分对于避免将先天假设和价值表述为经验有效的“事实”很重要，但是这种两分法也给我们提出了分析的独特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分析对于所产生的规范作用不感兴趣，对于相关的社会生活中的情感关系也不感兴趣。然而，正如塞耶尔在其分析社会阶级以及相关不平等时所观察到的那样：人类并不是在感情上和道德上相分离的实在。他们能够而且会做出道德选择。这些选择常常被他们的关系性所驱使。[29]
　　人类不是缺少脆弱性的对象；他们对情感、身体和精神上的损失和伤害有一种敏感性。[30]他们的脆弱性为其关系奠定了基础，不管这些关系如何复杂和矛盾重重。承认人类选择和行动显著的关系性并非意味着关系性是无私的，或者关系性被单纯的利他主义所驱使。关系性的存在者同时生活在自主的空间中，他们既是自利的但又是相关的。人是关系中的人，并不是分离的、可被消解的人。[31]在古典经济学的意义上，自利可能确实会使人们在其他生活领域以他人为中心，自主性并不是关系性的敌人。关系性也不是自主性的敌人；为他人利益考虑的人对他人的需要和欲求更敏感，并且，这种关于他人的知识使他有能力服务于他人，通过互惠的欣赏和行动来获得回报。
五、将平等带入实践
　　反对平等主义的一种典型抱怨是：抱怨世界的不平等是很对，但我们很难说一个替代性的世界看上去会怎样。这个抱怨很难证明是正当的：平等主义的社会远见者自古以来就设想了针对现存不公正社会的替代性选择。然而，随着环境的改变以及我们对社会体制理解的改进，它理应允许我们对一个正义社会秩序的概念进行新的设想。通过经济学、政治学、法律、社会学、教育学和女权主义等领域以及从我们作为研究者的共同经验中，我们选择了清楚地说出一些通过制度改变而提升条件平等的方法。
　　在当今经济学中，新古典主义进路构成了知识范式中的主宰。其中央模式和市场机制效率的解释力量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倾向于把不平等解释为市场关系不可避免的结果，而且是有益的结果，这尤其反映在工人带入劳动力市场中不平等的人力资本上。当然，有更多批评性的进路，包括将资本主义当作一种系统的剥削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从这一观点来看，不平等既不是正义的也不是有效的。[32]
　　最近有关平等、增长和效率之间关系的研究，为这些争论加入了一个新的向度。大量实证研究显示：较大的经济不平等事实上与较低的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尽管这一关系的原因备受争议。[33]该研究还显示：大量的经济不平等会导致政治不稳定和政治疏离。[34]
　　一个带来更多经济平等的较为极端的模型是市场社会主义的观点，这一观点被罗默（Roemer）界定为：“对于各种经济安排来说，其中的大多数商品，包括劳动力，应该通过价格体制和公司利润来进行分配，或许被或不被工人所管理，这些东西都在人群中相当平等地分配。”[35]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曼德拉贡（Mondragon）的合作发展模式也值得考虑，该模式已经持续了50年，它不仅仅是理论性的，而且已经付诸实践。这种模式要求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根本的改变，或者说，在曼德拉贡的案例中，大大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实践，根据合作社中共享商品所有权和服务的原则，人们的收入既有最高限也有最低限。[36]

现在转向政治体制，我们到处都可以观察到：几乎在生活的所有领域，决策都是由精英控制的，这些精英主要由统治集团的人员构成，这也被政治研究所证实。在政治体制中，将条件平等制度化会因此包含更多民主的参与形式，其中包括六个主要的特征。第一，在决策制定的时候，将包括大量普通公民的参与。第二，他们将迫使社会彻底地民主化，将被现在认为是政治的东西延伸到所有主要的社会制度，尤其是商业、学校、公民社会和家庭。第三个特征与第二个特征密切相关，即参与形式的民主必须植根于民主社会的习性中。一种民主不能仅仅是制度问题，民主依赖于参与人员的态度和价值。在这种社会中，无处不在的民主决策使每个公民无法更深入地参与任何一种类型的政治事件。因为这个理由，第四个参与式民主的特征是：所有层面的参与应该是代表多样性的。因为任何可行的民主形式包括任用选举的代表，所以，第五点，发展出可靠的代表形式是重要的。最后，民主的参与形式需要丰富的沟通。其成员需要通过个人证言、充满激情的言辞、独立的分析、歌曲、辩论、诗歌（包括人类的所有交流形式）去跟每个人交谈。[37]
　　参与民主制的这种愿景面临很多障碍。其中一些似乎是一种强民主制观念的内在障碍，包括对公民能力的怀疑、所谓的不切实际、多数人的暴政。其他障碍主要是不平等在其他社会体制中的影响。关于这些内在障碍，我们会论证：现代公民确实能够按照参与民主制所提出的要求而行动，因为发展一种参与性社会的过程会增进知识、技能和公民忠诚。我们相信：一种合适的、有责任的代表体制与参与性民主制的原则是一致的，并且，这是确保其实用性的关键之处。我们坚持认为：传统多数原则的民主公式是误导性的，只要他们下决心去做，政治体制有多种方式能够保护脆弱的少数人。[38]在极度不平等的社会中建立参与式民主面临着非常可怕的困难，并且反映着政治、经济、文化和情感等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不过，在各种背景下的参与经验表明：人们可以在政治领域中取得真正的进步，并且，这将反过来给其他体系带来更多的平等，包括经济体制。[39]
　　法律制度是平等的另一重要环境，因为它规定着其他社会制度，并且，它处于国家和公民社会交集的位置上。尽管一些社会运动在追求平等主义目标上对诉讼进行了有效的使用，但这个体制作为一个整体却倾向于增强不平等。法庭表面上的不偏不倚和独立掩盖了如下事实：它们不断从事的是政治的而不是纯粹技术的判断。它们的统治一般是维持不平等；它们不仅通过物质效果，而且通过语言和形式的意识形态或象征效果给某种知识的看法和形式赋予特权，而把其他的排除出去。这些不平等被下面的事实所恶化，法律制度从物理上排除了那些无法出庭的人，并且有效地排除了那些缺乏法律训练的人参与决策的过程。[40]
　　使法律体系更为平等的方式是建立一种实践体系，它允许法庭考虑广泛的相关证据，特别是通过使用法庭之友辩护（amicus curiae briefs）（由感兴趣的第三方、社会学以及其他背景信息组成）。这些证据，尤其是基于有助于解放形式的研究（emancipatory forms）（正像下面所讨论的），允许包含比目前大多数情况下法庭所接受的更为广泛的观点和知识形式。这些程序当然需要更多的资源，并且需要对法官和律师进行适当的培训以支持这些程序。虽然对民主命令和对法院管辖权的关心不应该阻止他们考虑分配正义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修订司法审查的补救办法来强调这一点。
　　对平等具有重大意义的第四个社会体制是教育体制。正式的、强制性的教育部门在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学校加强了上述所有的不平等向度，但它们也有潜力促进一个更为平等主义的社会。
　　从资源的不平等出发，尤其是从与社会阶层有关的不平等出发，学校很明显是在从事一种范围广泛的不平等实践。[41]跨国研究显示，在最有效地应对不断增强的基于阶级的不平等方面，学校所扮演的角色是：在社会范围内普遍降低经济不平等的程度。[42]但是在教育体制内部，较大的平等则可以通过放弃严格的分组制度来获得，在涉及选择和分组时挑战中上阶层家长的权力，挑战课程和评价体制，以便使他们把更广泛的人类智力包含在其中。[43]
　　很多群体在教育中所经历的主要不平等是缺乏尊重和承认。这里有三种教育实践尤其重要：常常伴随着贬低或谴责的一种普遍的沉默或熟视无睹；学校教学大纲和实践中的体制性偏见；不同班级或学校之间的隔离。学校需要发展出更多的包容性过程以尊重差异，不仅在其组织文化中，也在其课程、教学和评价体系中。对于其他人的信念、生活方式、价值和体制化实践，他们需要接受并且以一种批评性的、交互的方式去行动。对于出现在社会阶级、性别、种族、能力和其他差异中的具体的不平等问题，他们需要教育其职员和学生。[44]
　　权力不平等对于大多数学校的组织来说都是核心。然而，使教育民主化是重要的，这不仅因为学生自己不断反对学校控制和权威的等级形式[45]，而且因为学校在准备使学生成为民主公民的时候所扮演的角色。在学生与老师的关系层面，民主化包括取代优势对话、用合作和共治取代等级制度、用主动学习和主动解决问题取代被动性。在学校和学院组织层面，它包括民主结构的制度化以及向民主结构提供资源，比如，学生、家长/社区委员会行使真正的权威和责任。它还要求在学生、教师、父母和当地社区之间发起新的对话体制。[46]
　　教育体制在增进爱、关心和团结的平等方面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然而，教育却忽略了这个任务，它不仅忽略了这些关系所包含的情感，而且忽略了一般的情感。[47]因此，学校需要去欣赏情感在教与学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们需要为老师和学生提供一个空间，去讨论他们的情感和关注。他们需要设计教育经历，使学生发展其情感技巧或个人智力，即一个独立的人类能力领域。[48]
六、结论
　　在这篇文章中，我设法展示了一个多向度的概念框架并将它应用于一系列主要的社会场景，这一框架是将平等观念付诸实践的一种富有成效的方式。我特别强调，将情感平等作为新平等主义计划的核心成分。并且，我提出了一些如何影响平等主义社会改变的中心问题。我希望这个关于我们工作的扼要概括，能够鼓励读者去阅读在《平等：从理论到行动》和《情感平等：爱、关心和非正义》两本书中更为本质的陈述。[49]

注释：
　　[1] Michael Marmot，“Health in an Unequal World”，“The Harveian Oration”，Paper delivered to the Fellows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London，on Wednesday 18 October 2006.
　　[2] Richard Wilkinson and Kate Pickett，“The Problems of Relative Deprivation：Why Some Societies Do Better than Others”，Social Science & Medicine，Vol.65，2007.
　　[3] European Commission，European Research Against Exclusion，Poverty and Socioeconomic Inequalities，EU Research Area，7th Framework Programme：Brussels.2010.
　　[4] Andrew Sayer，“The Injustice of Unequal Work”，Soundings，Issue 43，Winter，2009，pp.102-113.
　　[5] 爱情关系指的是一种高度相关性的关系，这是超越时间的最大依恋、亲密和责任。它们或起源于继承，或起源于契约依赖，或起源于相互依赖，主要是一种相互关心的关系。次要的关爱关系是较低层次的相互依赖关系。尽管它们包括关爱责任和依恋，但是，根据是否满足依赖需求，尤其是满足长期的依赖需求，它们并没有肩负同样深度的道德责任。关于次要关爱关系的选择程度和可能性程度并不适用于最主要的关系。团结关系并不包括亲密行为。它们是政治形式或社会形式的爱情关系。团结关系有时是被选择的，比如什么时候个人或群体为了他人的福利（这些人的福利与他们自己的福利仅仅部分有关或者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集体合作，或者团结可以通过法律或道德惯例来强加，这些惯例是有集体约束力的。尽管大多数人都很容易在个人层面上认识爱情和关爱的价值，但是对于团结却理解的很少。团结更是情感关系中政治的或公开的面孔；一些人说它是政治形式的爱情。有些社会鼓励支持那些不自主的他人，在这样的价值中，团结找到了其表达方式。它不仅是一系列的价值，也是一系列的公开实践。一方面，团结指的是在创造和维持地方社区、邻里方面所做的工作；另一方面，其主张的是在当地、国家和全球层面上的公民社会中有关社会正义和人权的工作。人民在自己的国家中愿意支持脆弱的他人，或者支持其他国家被剥夺基本权利以及无法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的人，团结在这样的意愿中发现其表达。在一个既定的社会中，团结的等级可以反映在任何事情中，从社区活动的活力到人民愿意支付税收以支持他们和其他社会中脆弱的群体。团结存在于公共生活中道德体系、情感体系和政治体系重叠的部分。（关于爱、关爱和团结之间不同的更充分讨论，参见Kathleen Lynch，“Love labour as a Distinct and Non-Commodifiable Form of Care Labour”，Sociological Review 54（3），2007，pp.550-570.）
　　[6] 另一种类型的不平等与工作和学习的条件和机会有关。特权群体有更好的工作条件、更好的获取成功和满意工作的机会、更好的获得有价值学习的机会（John Baker，Kathleen Lynch，Sara Cantillon and Judy Walsh，Equality：From Theory to Action，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9，pp.5-8）。我不会在这篇文章中讨论这个主题，尽管我们在书中确实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7] John Baker etc.，Equality：From Theory to Action，Ch.2.
　　[8] Ibid.，pp.33-42.
　　[9] 这本书包括对世界上富裕国家在不平等和较平等的规模和影响上的国家数据所进行的元分析（meta-analysis）。
　　[10] Kathleen Lynch and Moran “Markets，Schools and the Convertibility of Economic Capital：the Complex Dynamics of Class Choice”，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Vol.27 （2），2006.pp.221-235.
　　[11] John Baker etc.，Equality：From Theory to Action，pp.58-62.
　　[12] Seyla Benhabib，Situating the Self：Gender，Community and Postmodernism in Contemporary Ethics，New York：Routledge.1992；Carol Gilligan，In a Different Voic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Carol Gilligan，“Hearing the Difference：Theorizing Connection”，Hypatia 10 （2），pp.120-127；Virginia Held，“The Meshing of Care and Justice”，Hypatia 10（2 Spring），1995，pp.128-132；Anna G.Jonasdottir，Why Women Are Oppressed，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4；Eva Feder Kittay，Love's Labour，New York：Routledge，1999.
　　[13] Martha C.Nussbaum，“Emotions and Women's Capabilities”，in Nussbaum and Glover，ed.，Women，Culture and Development：A Study of Human Capabilit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Martha C.Nussbaum，Upheavals of Thought：The Intelligence of Emo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14] Martha Fineman，“The Vulnerable Subject：Anchoring Equality in the Human Condition”，Yale Journal of Law and Feminism，Vol.20，No.2008，pp.1-23.
　　[15] Eva Feder Kittay，Love's Labour，New York：Routledge.1999；Martha C.Nussbaum，Upheavals of Thought：The Intelligence of Emo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16] Kathleen Lynch，John Baker and Maureen Lyons，Affective Equality：Love，Care and Injustice，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9.
　　[17]  Maggie Feeley，“Living in Care Without Love-The Impact of Affective Inequalities on Learning Literacy”，in Lynch et al.，Affective Equality：Love，Care and Injustice.
　　[18] Carol Gilligan，“Hearing the Difference：Theorizing Connection”，Hypatia 10 （2），1995，pp.120-127；Eva Feder Kittay，Love's Labour，New York：Routledge，1999.
　　[19] Eva Feder Kittay，Love's Labour，New York：Routledge，1999.
　　[20] John Baker etc.，Equality：From Theory to Action，p.39.
　　[21] Andrew Sayer，“The Injustice of Unequal Work”，Soundings，Issue 43，Winter，2009，pp.102-113.
　　[22] Pierre Bourdieu，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tr.Richard Nice，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4；Beverly Skeggs，Class，Self，Culture，London：Routledge，2004.
　　[23] John Baker etc.，Equality：From Theory to Action，pp.65-71.
　　[24] Andrew Sayer，The Moral Significance of Clas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5-12.
　　[25] Ibid.，pp.35-50.
　　[26] Joan C.Tronto，“Reflections on Gender，Morality and Power：Caring and Moral Problems of Otherness” in S.Sevenhuijsen，ed.，Gender，Care and Justice in Feminist Political Theory，Utrecht：University of Utrecht，1991；Joan C.Tronto，Moral Boundaries：A Political Argument for an Ethic of Care，New York：Routledge，1993.
　　[27] Richard Wilkinson and Kate Pickett，The Spirit Level：Why More Equal Societies Almost Always do Better，London：Penguin，2009.
　　[28] 我并不是建议自利不可欲求，我也不认为自利在工作中有时无法为别人服务。
　　[29] Andrew Sayer，The Moral Significance of Class；Andrew Sayer，“Language and Significance or the Importance of Import”，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Vol.5，3，2006，pp.449-471.
　　[30] Martha Fineman，“The Vulnerable Subject：Anchoring Equality in the Human Condition”，Yale Journal of Law and Feminism，Vol.20，No.2008，pp.1-23.
　　[31] Paula England，“Separative and Soluble Selves：Dichotomous Thinking in Economics” in M.Albertson Fineman and T.Dougherty （Eds.），Feminism Confronts Homo Economicus：Gender，Law and Societ，Cornell：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pp.32-56.
　　[32] John Baker etc.，Equality：From Theory to Action，pp.78-82.
　　[33] Ibid.，pp.82-84.
　　[34] Richard Wilkinson and Kate Pickett，The Spirit Level：Why More Equal Societies Almost Always Do Better，London：Penguin，2009.
　　[35] John Roemer，Equal Shares：Making Market Socialism Work，ed.Erik Olin Wright，London：Verso，1996，p.13.
　　[36] Ramon Flecha，“The Mondragon Corporative Corporation：A Real Non-capitalist and Non-statist Company”，Paper presented at the 獻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XVII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Gothenburg，Sweden，July，11th-17th狫ul 2010.
　　[37] John Baker etc.，Equality：From Theory to Action，pp.96-101.
　　[38] Ibid.，pp.101-113.
　　[39] Ibid.，pp.113-117.
　　[40] Ibid.，pp.118-123.
　　[41] Kathleen Lynch and John Baker，“Equality in Education：The importance of Equality of Condition”，Theory and Research in Education，Vol.3，（2），2005，pp.131-164.
　　[42] Dennis J.Condron，“Social Class，School and Non-School Environments，and Black/White Inequalities in Children's Learning”，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74，Issue 5，2009，pp.683-708；M.Duru-Bellat，A.Kieffer and D.Reimer，“Patterns of Social Inequalities in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in France and German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Vol.49，Issue 4/5，2008，pp.347-368；N.Tieben and M.Wolbers，“Success and Failure in Secondary Education：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Effects on Secondary School Outcome in the Netherlands，1927-1998”，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Vol.31，Issue 3，2010，pp.277-290.
　　[43] John Baker etc.，Equality：From Theory to Action，pp.144-154.
　　[44]  Ibid.，pp.154-169.
　　[45] Kathleen Lynch and Anne Lodge，Equality and Power in Schools：Redistribution，Recognition and Representation，London：RoutledgeFalmer，2002.
　　[46] John Baker etc.，Equality：From Theory to Action，pp.161-163.
　　[47] Nel Noddings，Caring：A Feminine Approach to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48] John Baker etc.，Equality：From Theory to Action，pp.164-168.
　　[49] Kathleen Lynch，John Baker and Maureen Lyons，Affective Equality：Love，Care and Injustice，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9.
（作者：Kathleen Lynch系爱尔兰都柏林大学社会正义学院平等研究中心教授)

人生而平等，但一直停留在理论或者理想中！

有人正在试图带进实践，其中就包括鹦鹉们不知道的美国历史上著名的社会进步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