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弗里德曼为什么反对穷人“免于匮乏”的权利？

    在美国，某国会议员和罗斯福主张，所有人都有得到食物、衣服等等福利的权利----“免于匮乏”的权利。诺贝尔奖获得者、新货币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问道：“如果这些人有得到的权利，那么，谁有提供的义务呢？如果说甲有义务为乙提供食物和衣服，那么，甲岂不是乙的奴隶吗？”

     弗里德曼没有错，因为，它针对的是战后高福利主义盛行、影响到经济效率的西方社会，高福利超过了“基本保障”。

2、弗里德曼的批评使人误以为经济学家反对ZF救济穷人、帮助穷人

    难道穷人“免于匮乏”的权利会产生相应的、固定的、特定人的义务并使其就沦为奴隶了？？为乙提供食物和衣服的人可能是A、B、C、D、E、F或G，是不固定的、变化的、边际的、社会可承受的，救助者怎么会就认为自己被奴役了？？ZF主导的福利系统会让富人或社会不堪重负？？

    对于社会保障和福利安全系统千疮百孔的现代中国而言，当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贫富不均、收入悬殊，提出“人人有得到食物、衣服等基本生活保障的权利”难道不是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自由主义者推崇边际分析方法，难道不知道今天（现阶段）中国的边际需求已然变成更多的和谐、平等、公平吗？

    西方经济学家尤其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反ZF干预缘于ZF滥权干预-------所有ZF干预都打着救助穷人、“劫富济贫”的旗号!

   经济学家表面上反对“免于匮乏”的权利、居者有其屋政策、航空火车票管制、学费管制、土地管制、最低工资水平管制，其真正反对的是其背后的ZF权力管制和垄断。反对ZF权力管制和垄断表现为反对穷人“免于匮乏”的权利。所以，反对高福利制度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市场自由主义学家自然孤立了自己，把自己推向大多数人的对立面---人们认为“国富民穷”是由于经济学家反对高福利制度、反对还富于民、帮ZF推卸社会责任造成的。

3、走向奴役之路是由希望获得“免于匮乏”的权利的良好愿望铺成的

   “免于匮乏”的权利是一种结果性、消费性的权利，这种权利，当然必定会要求现代ZF、社会组织、慈善机构、企业和个人承担相应的义务、责任，这样才能确保结果和权利的实现。

   弗里德曼问：如果说甲有义务为乙提供食物和衣服，那么，甲岂不是乙的奴隶吗？

   然而,普通人看到的和想到的是ZF已经获得税收强制权力，当然有义务为社会提供服务或者说成为提供基本社会保障服务的执行者---因为，市场竞争中，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竞争落伍者、“低保”需求者，不能说ZF帮助了极度贫困者，“低保户”就奴役了其他人。

   弗里德曼看到想到的却是是福利主义和“免于匮乏”的权利强化了ZF权力，ZF以社会的名义、穷人的名义、乙的名义奴役了整个社会大众并使之接受奴役丧失了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造就了自由的丧失----走向奴役之路是由希望获得“免于匮乏”的权利的良好愿望铺成的。

   但是，选民可不一定这么看，“免于匮乏”的前提是物品丰富、剩余多多、社会和ZF应该、能够通过某种再分配方式保证每个人得到基本保障或基本福利，ZF已经有了那么些庞大的财政收入，用于支持福利，解决人们生老病死衣食住行，老百姓买到房子、汽车，那才是真实的，不用于这些方面必然要用于其他方面（军备、大工程、腐败、贪污），所以，经济学家反对“免于匮乏”的权利就是与穷人过不去。

   所以，福利主义受到普遍的欢迎，福利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盛行。喋喋不休地宣扬“免于匮乏”的权利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它会抑制生产、供给、强化ZF权力、滋生腐败、降低效率的奥地利自由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凯恩斯主义流行使ZF力量越来越强大。

4、“免于匮乏”的权利 边界

   “免于匮乏”的权利范围仅仅限于剩余和产品丰裕条件下的基本保障：基础教育、基本衣食住行和基本的生老病死福利等维持起码的生活所必要的物质条件为限度。免于匮乏的权利等于是人人在陷入贫困时、生存受到威胁时都有获得他人救助的权利。
   “免于匮乏”的权利。只有一个人陷入极度困境的时候，他才拥有并请求有能力的人义务地救助的权利。幼儿对父母请求，老父母对儿女请求，公民对ZF请求。社会应该保证其成员不生活在某条底线之下的权利也即“免于匮乏”的权利。“免于匮乏”的权利也即社会的道德底线，是社会生存发展要求使然。

    如果把“免于匮乏”的权利扩大到整个人类需要方面，扩大到整个初中高等教育、体育卫生健康、居住旅游娱乐、养老医疗保障，等于扩大了ZF强制权利，社会将走向灾难。

   “免于匮乏”的权利不能扩展到非基本领域，例如，社会不能保证你实现娶到老婆、生育后代、儿孙满堂的权利；

    居者有其屋不应该是居者有其产权屋；

    老有所养不是人人都要由ZF负责安享幸福晚年。

5、“免于匮乏”的权利如果普遍化

   “免于匮乏”的权利如果普遍化、没有边界，人们就会选择偷懒而不是最大限度的劳动、生产、交换、满足别人所需。如果生产者知道ZF将要拿走他们的大部分劳动果实，送给其他人，生产者的生产愿望就会大大降低，社会的生产能力就会大大萎缩，总的产出就会大大减少。衣食住行不要钱，最终社会将没有衣食住行。
　　“免于匮乏”的权利如果普遍化将使社会专注于分配、消费、索取，一个患得患失、专注于切分蛋糕的社会最后将使蛋糕变小，只有着眼于供给、生产和流通的社会，才会有大蛋糕可分。弗里德曼真正担心是如果“免于匮乏”的权利普遍化，势必引起不劳而获再分配争端，给ZF干预提供机会、降低国家竞争力。
　　当人们收入越来越高，要求也越来越高，“免于匮乏”的权利升级，要有固定的、无期限的、体面的工作机会，要有住房，要居住郊外的大房子，上班必须开车，于是要求ZF成立房地美、房利美公司，发放次级贷款。。。最后，ZF只能增加货币供应量、降息、放松贷款条件，最后，只有通过危机来解决短缺和不足问题。
　　
6、ZF能保证人人拥有“免于匮乏”的权利吗？

   弗里德曼想表达的是通过ZF实现人人“免于匮乏”的权利，会加大ZF管制、增加ZF权力、消耗社会资源、滋生腐败，更多的人受ZF和“其他人”奴役。ZF主导的福利体系演变为社会的肿瘤，一旦建立，会自我膨胀不断蚕食经济和社会效率，形成盘根错节的福利既有利益集团。

   正确的做法是，ZF放开管制，让人们在市场中创造财富、交换财富、在交换中互赢或者自由地帮助、馈赠他人。

   福利体系如果不完全依靠ZF，而是依靠ZF、保险公司、社会慈善团体等社会力量，不让ZF直接管理经营，这是一个设想。但并不妨碍弗里德曼反对ZF福利主义。自由主义最担心的也是西方实践证明的，ZF都喜欢打着福利的旗号扩充税费、发行公债、滥发货币、制造通胀，扩权、滥权来支撑不断膨胀的福利体系。

7、“免于匮乏”的权利与“免于匮乏”的权益

  “免于匮乏”的权利是一种政治权利，是一个人陷入困境的时候，他有请求并得到救助的权利，这里涉及价值转移和财富再分配。这种被救助的权利实现只能被动地取决于别人、社会、机构、ZF的救助机制、效率、反应程度和救助能力。

   “免于匮乏”的权益是一种经济权利，跟行为、决策、成本、收益、结果有关系。“免于匮乏”的权益的实现要靠自己努力，要行为人自己承担成本，决策并担责，谁投资、谁担责、谁受益，风险与收益并存。由于涉及成本与收益，每个人会权衡、比较、考量，市场上的每个人要想实现“免于匮乏”的权益，就要付出成本，提供产品和服务，交换互赢，创造了财富，他才能使自己“免于匮乏”，也使得别人和社会“免于匮乏”。

   “免于匮乏”的权利通过申请、请求、得到救助、接受他人的捐赠，使自己免于匮乏来实现，约束条件是社会丰裕程度和救助机制的效率“免于匮乏”的权益通过参与经济活动，创造财富，市场交换使自己免于匮乏，约束条件是自身和市场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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