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多米诺骨牌效应
　　 1929年，美国股市大跌，经济泡沫破灭。大量私人投资者从欧洲抽取资金，美国与欧洲之间的美元循环停止运转了。欧洲尤其是德国人再也无法从美国私人投资者那里借入资金。一个由美国ZF制造的虚假繁荣终于落下了帷幕。
　　 1930年年初，经济危机蔓延到英国，贸易逆差从1930年的3.9亿英镑增加到1931年的4.1亿英镑，投资利润回流却从4.1亿英镑减至3亿英镑，失业率上升到25.5%。1931年年初，英国黄金汹涌外流，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急剧下降。1931年9月20日，英国正式宣布废除英镑金本位，英镑同黄金脱钩，英镑迅速贬值30%。大量储备英镑的外国央行损失惨重，荷兰央行行长甚至选择了自杀的方式来结束生命。
　　 英镑贬值打击了德国出口。更糟的是，许多德国企业习惯以英镑来做结算货币，因此当英镑汇率下跌时，它们便会遭受巨大的损失。这引发了全世界范围的关税和货币贬值战。在英国放弃金汇兑本位制后，瑞典、丹麦、挪威、芬兰、葡萄牙、希腊、埃及、日本、与英国有主要贸易关系的几个南美国家以及整个英联邦随后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
　　 1933年3月4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在第一次炉边谈话式的广播演讲中，他告诉惊慌失措的民众，“人的自信比黄金更重要”。3月9日，美国参议院迅速通过了《紧急银行法》，赋予美国财长如下权力：强制国内每个人和每家公司放弃黄金，接受兑换来的纸币。第二天，3月10日，星期五，罗斯福发布6073号行政命令，禁止民众向海外出售黄金，禁止银行以黄金代替美元作为支付手段。4月5日，罗斯福发布征收民众黄金的6102号行政命令，要求全国民众将黄金和金券上交联邦储备银行，兑换为纸币。每人可以保留价值100美元的黄金，一旦超过均属违法。黄金成为美国法律限制的物品。私自持有黄金，罚款最高达1万美元，判刑最高达10年。1934年1月31日，罗斯福发布另一项行政命令，1美元在原先兑换23.22格令黄金的基础上贬值59.06%，1美元降到只值13.71格令黄金，也就是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该汇率一直持续到1971年。

　　美国国会试图通过实行高关税来解决高失业率的问题，此举保护了美国的工业，却伤害了美国的农业。既因为贸易保护主义，也因为贸易金融的冻结，国际贸易陷入停滞状态。各国为支持它们的货币而采取了一系列贸易控制，包括关税、进口配额、出口禁运、双边清算体系和易货贸易。为保护作为外贸支付手段的货币的外部价值，各国进行了疯狂的努力，相继实行计划式经济政策。
　　 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导致了大量虚拟资本的消失，逐渐断绝了国际借款的渠道。1931年的国际短期债务减少了33%～40%，各个债务国中共有约60亿美元退出了商业使用。如果不是因为有冻结了对德国的短期贷款的暂停偿付协议的话，国际短期债务减少的比例还要高很多。无论如何，其后果都是剧烈的通货紧缩，从而导致了世界价格和贸易的崩溃。无论是靠增加出口还是借入新的私人资金，美国以外的国家都无法筹措偿还其ZF间负债所需的外汇。
　　 由于几乎无法从海外借款，德国相应地减少了它的战争赔款的偿付。尽管德国支付的战争赔款正在减少，但英国仍试图继续支付它那一部分的盟国间债务，这削弱了英镑，造成了在英国价格大幅下跌的同时，英镑价值下降。世界价格的下跌导致了战争债务清偿的真实负担的加重。结果，在美国财政部与其他国家财政部之间，在美联储与其他央行之间作出的决定比在正常的外交过程中作出的决定重要性要大得多也长得多。
　　 在国际账户中占据压倒性地位的债权国可以控制各国的脉搏。世界经济形势被ZF间债务所控制，清偿这些债务所要求的货币转移，则远远超出了债务国中私人部门所能提供的产生盈余的能力。自此，各国ZF接管了私人金融家的业务，以政治谈判的方式缔结各种协定，建立各种体系来平衡国际贸易和收支。
　　 与此相反的是，摩根、库恩—洛布、狄龙—里德等私人国际投资银行的权力则大为缩小。摩根财团在“一战”时是英国财政部的独家代理银行。但英国于1931年9月放弃金汇兑本位制时，摩根公司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恢复它在纽约和国际金融界的统治地位。摩根被迫将本公司拆分成两家企业，即摩根银行和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一度权势熏天的摩根家族遭到毁灭性打击而丧失了超越ZF的金融控制权。洛克菲勒旗下各金融机构此时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存款银行。存款银行并不依赖国际债券的认购或买卖股票的投机。不久，洛克菲勒财团控制的大通银行超越摩根银行成为美国乃至于全世界最大的银行。
　　 大萧条时期：中国短暂的繁荣
　　 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是迄今为止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直接影响了“二战”之后的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中国也未能逃脱大萧条的影响。在“二战”之前，中国一直都保持着银本位制度，成为当时国际金本位体系下的独一无二的国家。
　　 在20世纪早期，中国的主要流通货币是白银和铜币。白银主要用作批发生意、长途贸易等大额买卖，还可用于缴税，铜币则主要用于零售的小额交易。当时中国货币市场十分近似于经济学意义上的完全自由竞争市场，各国货币与本国货币都在市场上流通。其中较为常见的外国货币有西班牙银元、墨西哥银元亦称鹰洋或英洋、日本银元和法国人铸造的西贡银元。中国各省本土铸造的银币因背面往往铸有蟠龙纹，俗称“龙洋”。此外，还有可兑换白银的流通较少的纸币，由外国金融机构、国家和省级ZF、中国本土私人金融家发行。
　　 尽管中国是唯一的银本位国家，但世界白银市场却有伦敦、纽约、上海和孟买四大城市。其中伦敦是首要的白银市场，英国人操纵着白银的生产、消费和流通，具有白银定价权。当时每天的白银价格均由伦敦的四家金银经纪公司决定。上海是中国本土白银交易的中心，但仅仅是世界白银贸易的被动接受者。
　　 在单纯金本位制度下，两国货币之间的汇率只要比较含金量的不同就可轻松得到。但中国货币与其他金本位国家货币之间的汇率却必须要先比较金银之间的兑换率，因此，白银价格的变化对中国经济会有极为强烈的联动作用。
　　 1873～1931年，由于绝大部分国家逐渐放弃白银充作货币的功能，与黄金相比，白银大为贬值。1873年的金银比价是1∶15.9，到了1894年就涨到1∶32.59。除了“一战”时期，很多投资者购银保值，产银国却又禁止白银出口，银价曾有过短暂的上涨，大部分时期白银价格都保持持续下降的趋势。一方面，金贵银贱，加重了作为债务国的中国每年偿本还息的负担。1929年，以外币偿付的外债本息高达1.3亿两白银，银价若跌落10%，则中国财政负担就要增加10%。另一方面，银价下跌也会带来短暂的好处。
　　 除了在“一战”期间中国向其他国家输出白银的短暂时期之外，1933年之前的绝大多数时候，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这些白银主要由外国在华银行利用中国自由市场的特点大量输入白银牟取暴利。中国纸币以白银做储备，大量白银的输入成为银行信贷扩张的基础。换而言之，白银增加，信用扩张，利率下降，这相当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扩张政策。
　　 在金贵银贱的大趋势下，金本位国家由于黄金购买力上升，白银购买力下降，货币相对中国这样的银本位货币升值。这导致金本位国家的出口停滞，甚至倒退。反过来，中国受信用扩张的影响却形势一片大好。当时中国对外出口的主力是粮食、棉纱与生丝等。
　　 就棉花来说，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棉纺织业都消费印度与中国的原棉，日本和印度还生产粗纱供给中国农村市场。白银价格的变化将直接影响日元与卢比对中国货币的汇率，最终影响到中国的棉花价格和本土棉纺织业。白银价格下跌，中国从印度、日本进口棉纱或原棉的价格上涨，结果中国棉纱厂得到极大的发展。
　　 机械化的工厂需要庞大的原始资本投入，在当时中国没有良好的融资渠道，工业企业几乎没有一家不向银行贷款经营，也没有一家工厂不是依靠银行信贷资金发展壮大的。其中尤为著名的是“棉纱大王”荣宗敬和荣德生两兄弟创建的申新公司，后来的“红色资本家”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即荣德生四子。1916年，公司初创时的外来资金是公司自有资本的2倍多，其中80%来自短期贷款和银行透支。到了大萧条时期，银价日贱，银行有更多的白银储备，信贷更是随之扩张。全国金融中心——上海的各大银行对外放贷的主要对象便是工业企业。当时最大的私人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工业企业的贷款占到贷款总额的1/3，其中66.7%是对棉纺织业的贷款。
　　 那时的中国信用匮乏，银行并非毫无保留，工业企业一般必须要以自身固定资产作为抵押来向银行贷款，而银行则对工厂进行严密的控制。比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申新公司的贷款就对该厂的生产经营与财务加以严格监督。
　　 申新纱厂生产的棉纱，其提货单必须要经过银行盖章，储蓄成品的仓库大门钥匙要交给银行掌管，重要账据和大宗的现金出纳要由银行会计人员来审核。因此，工业企业一旦失去银行的支持，就很难维持经营，结果只能倒闭。
　　 由于信贷扩张，从“一战”一直到1931年，中国经济都比较景气。即便在大萧条时期，中国都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可这种繁荣却很脆弱。1931年开始，国际市场上的白银价格开始上涨。在外国市场上，棉花、粮食和生丝等中国商品的价格随之暴涨，海外市场日益萎缩。反过来，印度、日本等外国生产的原料与成品在中国国内市场的价格优势却开始越来越明显，这导致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萧条。由于经济的不景气，中国广大的内地农村与中小城市立刻就陷入了内部冲突和混乱之中，各地军阀割据，关卡林立，赋税沉重，盗匪横行，于是大量内地城乡的白银有来无回地涌入当时较为安全的上海。农村经济不振让主要市场在国内的中国棉纺织工业企业陷入困境。1932年3月，日本扶持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独立，在东北市场对国产棉纱和棉布课以重税，却对日货免税，更让中国棉纺织工业企业雪上加霜。这很快便给跟这些企业关系紧密的金融机构带来沉重的财务负担。
　　 从1929年年初到1931年9月，伦敦白银市场的银价下跌了50.5%，纽约市场下跌了51.1%。这段时期，中国物价上涨了21.2%。大量白银被投机者通过上海口岸输送到中国，这些白银均为投机性资本输入，一旦有风吹草动随时都会撤离中国。因此，投机性白银的输入只能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加剧中国汇率与经济的不稳定性。
　　
　　
　　

　　上海房地产泡沫与法币
　　 国外与中国内地白银最终都会聚于上海，上海金融机构拥有了充裕的白银储备，信贷能力大为提升。但由于工业企业的不景气，信贷扩张不仅没有起到振兴经济的作用，反而引起了上海房地产泡沫的产生。
　　 面对中国内地城乡的萧条与工业的衰退，投资者开始将资金转移到上海房地产市场。1924～1929年，上海房地产总价值增加了20亿两白银，但其中一半的增长都来自于1928～1929年。房地产交易的价值每月至少有100万两，最多时可达到1 000万两。投机造成了房地产泡沫，投机者一旦购置土地进行建设，就会以此作为抵押来购买更多的房地产。
　　 上海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与农村经济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一些著名的房地产公司打出广告说：“进口出口均极暗淡，唯有地产一枝独秀。大量存银，唯有投资地产最为安全。如君有意，敬请垂询。积十七年之经验，服务咨询，包您满意。”
　　 很多房地产开发公司抓住上海金融宽松的条件，大量发行债券。1931年，鸦片贩子沙逊洋行经营的华懋地产公司发行了总额达30万两的债券，年利息率6%。两年后，华懋公司又发行了1亿两白银的债券，年利息率毫无变化。债券以房地产公司为后盾。沙逊洋行经营的另一个房地产中央地产公司发行了600万元的十元券，年利息率5.5%（1933年3月1日，中国财政部发布《废两改元令》，并规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一律废除银两改用银币。3月8日，财政部公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规定银本位币定名为元，重量为26．6971克，成色为银88%、铜12%，即合纯银23.493448克）。这些债券由位于上海黄金地段的南京路上的地产及其房屋租金利润做支撑。这些资产总价值为5 190万两。由于房地产价格日趋上涨，金融市场的投资者非常乐于接受这些房地产公司的债券。
　　 银行大量过剩的资金也均投向房地产。1927年前存款总额在私营银行中处于第1、2位，后退居第5、6位的浙江兴业银行在上海租界拥有1 000多幢建筑，抗战前中国主要银行之一的四明银行也当仁不让，更是拥有多达1 200多幢的建筑。银行投资的房地产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自己营业用的房地产，几乎所有较大规模的银行均有自造的大楼作为总行或总部的所在地。
　　 位于上海租界和天津租界的银行大楼，都是当时最现代化的昂贵建筑。这是因为兴建一座高成本的银行大楼，不仅起到投资房地产的目的，也是对自身实力的一种证明，对潜在客户能起到极大的吸引作用，有利于业务的开拓和兴盛。二是经营性房地产，自己建造好后出卖或出租。很多银行为此建立了信托部，从事房地产经营和收租业务。
　　 可惜好景不长，1931年9月，英国放弃金本位，随后英镑开始大幅贬值，伦敦白银市场上的银价开始攀升。随后，印度、马来西亚、越南、伊朗、日本等众多在市场上与中国具有竞争关系的国家相继对外贬值本国货币，中国纸币对外币汇率下降的趋势终于开始逆转了。随之而来的便是出口锐减，贸易逆差大幅增长。为了平衡国际贸易赤字，中国迫不得已大量出口黄金和白银。仅在1932年，中国就净出口白银734.6万元。到了1933年，全球经济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放弃金本位，美元大幅贬值，中国1933年的出口仅及1930年的58%，贸易逆差竟达7 337.39万元，结果净出口价值1.89亿美元的黄金和1 420万美元的白银。金融机构的硬通货储备急剧下降，信贷随之紧缩。
　　 美国是生产白银的传统大国，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资本控制了世界白银生产的66%和白银冶炼的77%。白银主要集中在西部犹他、爱达荷、亚利桑那、蒙大拿、内华达、科罗拉多和新墨西哥7个州生产。来自这7个产银州的参议员控制了参议院中1/7的投票权。以这些州的议员为核心形成了白银利益集团。大萧条给白银生产者带来严重打击。于是，白银集团展开了抬升白银价格的游说活动。白银集团视中国为眼中钉。他们认为，提高了银价就提高了银本位制的中国的对外购买力，给美国商品开辟了广阔的市场，可以销售掉美国过剩的产品。此外，提高银价将使中国货币升值，增加中国工业产品的成本，削弱中国商品的竞争力。
　　 1934年6月，在白银集团的游说下，罗斯福ZF通过了《白银收购法案》。法案授权美国财政部在国内外市场收购白银直到白银价格达到每盎司1.29美元或者财政部储备的白银价值达到了黄金储备的1/3才结束。在收购的过程中，财政部有广泛的自由斟酌权。
　　 结果，在世界市场上白银价格更为迅猛地上涨。将白银从上海运至伦敦或纽约，至少可以得到50%的净收益。在华外国银行成为白银外流的主力和急先锋，外资银行拥有治外法权，又有大量的白银库存，如1933年年底上海外资银行的白银库存为2亿7千多万元，占当时上海白银总库存的50.4%。这些银行将大量白银运出中国，让中国金融形势变得更为摇摇欲坠。美国则为白银的主要进口国。从1934年9月之后的半年时间里，美国ZF每月平均收购白银2 400万盎司，到1935年6月30日为止，共收购了2.94亿盎司白银。
　　 中国ZF只好通过征收白银出口税和平衡税以阻止白银外流之势。但是，大量的白银转向华南经由中国香港出境或华北地区，然后再走私出口到境外。其中在华北地区主要是日本人在进行走私白银的活动。日本通过中国银价与世界市场银价的价差积累巨额资金来建造兵舰和稳定日本的币值。针对中国外汇存底有限的情况，日本正金银行在1934年11月和12月间多次向中国银行突击购买外汇，使中国外汇储备量遽然下降，对中国无限制买卖外汇施加压力，迫使其无法维持汇价。当时中日之间正处在爆发全面战争的前夕，美国以邻为壑的政策大大削弱了中国抗日的经济基础，不啻为助纣为虐。结果，在华外资银行的白银库存直线下降，到1935年9月时白银库存只占到上海白银总库存的12.7%。
　　 很快，白银大量输出导致了中国物价下降，白银储备降低，信用收缩，利率上升，发生了严重的经济萧条。大量的工商企业倒闭，仅在1935年，上海就倒闭了1 065家工商企业，全国银行倒闭或者停业20家，当时中国最大的产业——纺纱业开工量降低60%。由于工业对农业原材料需求的减少，加上当时发生了灾荒，1934年的农业产出只有131亿元，比1931年下降了46%。
　　 房地产亦然。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上海租界内的房产价格上涨的势头终于发生了逆转。租界房地产交易额逐年降低，1931年还达到1.31亿元，到了1934年仅为0.12亿元。据当时报纸记载：“往昔上海市况繁荣，地价与房租，随之昂贵，其价之高，不特为全国各地冠，亦渐占世界之地位。今市况萧条，工商业者对于巨额房租之负担，夫岂能胜。影响所及，地价暴跌，市多虚宅，地产业者有同归于尽之虞……地产极度衰落，价格狂跌，交易完全停顿。”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萧条，金融业也受到严重冲击。中外银行以房地产为抵押品或担保品放出巨额贷款。随着房产价格与交易额的急剧下降，银行贷款收不回，流动性丧失，资金周转失灵，很多银行只好关门大吉。1935年，仅上海一地就倒闭了17.9%的民族资本银行，18.2%的钱庄。
　　 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瑞典中央银行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与诺贝尔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奖具有本质的差别）获得者弗里德曼在《货币的祸害》一书中写道：“如果不是美国抬高银价，中国将可能在晚些时候放弃银本位，比实际发生的情况晚上好几年，等到政治和经济状况都比较好的时候再进行货币改革。中国未来的进程就会有所改变，也许发生在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最终并不能避免，但是，至少会推迟发生，这样国民ZF就可以赢得更多的时间来恢复其因战争而受到的创伤。”最终，中国ZF只有放弃银本位制度，实行法币改革，走上了恶性通胀的不归之路。
　　

　　千疮百孔的意大利
　　 意大利在“一战”中大发战争财，出现了一批金融与工业垄断寡头。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生产军火的昂萨尔多集团，1914年，其固定资产仅4 200万里拉，战后总资本已达5.88亿里拉。如今的汽车厂商菲亚特公司当时主要生产机枪和飞机、军舰发动机等军火，资本金战后增加了7倍，达到2亿里拉，员工人数也从战前的4 000增加到战后的4万。战争期间金融资本渗透到意大利的各个部门，出现了以意大利商业银行、意大利贴现银行、意大利信贷银行和罗马银行为中心的垄断金融集团。意大利商业银行资本金为2.73亿里拉，主要与冶金、航运和电力工业关系密切。意大利贴现银行资本金为1.68亿里拉，主要控制着靠协约国订货而发展起来的冶金和食品机械工业。意大利信贷银行资本金1.2亿里拉，主要控制与贸易保护主义相关的产业。罗马银行资本金1亿里拉，主要靠昂萨尔多公司支撑。
　　 有喜也有忧，“一战”让意大利政府债台高筑。年国民总收入200亿里拉，在此期间的战费支出高达650亿里拉，相当于4.7亿英镑。其中有200亿外债，350亿内债。内债总额由1910年的140.89亿里拉上升到1920年的950.17亿里拉。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巨额债务仍不足以应付战争，还必须要超额发行纸币。1915年6月30日全国货币流通额为38.56亿里拉，1917年6月30日为58.15亿里拉，1917年12月30日增加到84.25亿里拉，1918年上升到117.50亿里拉。在1920～1921年，意大利财政收入只能满足37%的财政支出。1922～1923年，国债又增加了452.95亿里拉。
　　 国债的利息支出成为意大利沉重的包袱，纸币的超额发行导致了严重的通胀。随着战争的结束，工厂订单下降，大批企业破产倒闭，失业者的队伍日益庞大，工人阶级生活贫困。战后的意大利陷入金融混乱、财政崩溃和物价腾飞的困境。民以食为天，无法填饱肚子的意大利人终于开始起来反抗了，都灵、米兰等城市发生了群众暴动事件，一时间，意大利全国革命浪潮汹涌澎湃。1916年，意大利全国各地举行的罢工达1871次，参加者55.4万人；1920年工人运动的声势更加浩大，全国举行罢工2 070次，参加者猛增至231.4万人。罢工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和八小时工作制，还有至少60万工人参加了占领工厂、建立工厂委员会的斗争。
　　 动荡不安的社会是法西斯诞生与壮大的温床。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早年信仰社会主义，是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之一。社会党是意大利历史最悠久的政党，初名意大利劳工党，1919年加入共产国际，1921年其左翼另组共产党，1922年被墨索里尼政权取缔。1915年，墨索里尼退出社会党，1919年，他创建了以古罗马“棒束”标志为党徽的“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1921年更名为国家法西斯党），该组织大量吸收退伍老兵、中产阶层青年、失业大学生和军官，以及因政治混乱和经济困难而心怀不满的社会中下层民众。
　　 很快，墨索里尼的队伍被金融与工业寡头看中。1918年2月，昂萨尔多军火集团开始资助墨索里尼。1920年，米兰电力经营联盟和伦巴底钢铁与机械产业的巨子们开始资助墨索里尼。1922年，墨索里尼还得到菲亚特公司董事长阿涅利、皮雷利公司董事长兼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主席皮雷利与意大利大金融家尼蒂的支持。尼蒂是意大利贴现银行创始人之一，代表着意大利金融资本集团的利益。
　　 意大利政府也开始公开把法西斯行动队作为军警与宪兵的辅助力量来使用。意大利法西斯迅速成为金融与工业寡头的打狗棒。大批法西斯打手组成别动队，以共产党与社会党为首的左派革命组织为目标，采用残酷的手段疯狂镇压甚至杀害共产党、社会党和工会的领导人。法西斯分子被寡头们赞美为制止革命运动的“复仇天使”。
　　 1922年10月，在意大利金融界与工业界的支持下，墨索里尼指挥法西斯党军事组织“黑衫军”进军罗马，发动暴乱并夺取政权，任内阁总理。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秘书长奥利维蒂专程前往米兰会见墨索里尼。意大利工业寡头组织——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于11月3日公开发表声明“对法西斯新政府表示热烈欢迎”。11月6日，十几位意大利经济界的头面人物前往首相府会见墨索里尼，当面表示祝贺与支持。
　　 墨索里尼接管的意大利当时是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政府财政亏空，赤字连连，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水平日趋下降。面对这样的局面，墨索里尼开始进行经济整顿，首先是大力压缩政府的经费开支，将大量原本用于政府支出的资金投放到工业上。为了解决6 000亿里拉财政赤字的问题，墨索里尼任命法西斯政治经济学博士德斯太芬尼做财政部长。经过他的巧妙增税和发行公债的办法，仅两年时间，收支就平衡了。实际上，他是把债务全部转嫁到人民身上了，难怪墨索里尼坦承：“在我们没有很多天然财富的基础上，我非常钦佩我国人民忍受重税压迫的能力。”大量固定资金的投入和公用事业的建设，电力、机械、化工、纺织等当时最为先进的工业部门的发展。意大利工业发展发生飞跃。
　　

　　墨索里尼，华尔街的宠儿
　　 墨索里尼上台后露出金融家与工业家的代言人的真面目。政府取消省市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征收的附加税，取消对租金的限制，废除遗产税等劫富济贫的累进税，每年可使垄断资本增加利润2亿多里拉。政府以各种名目和方式向大资本家提供资金，帮助他们摆脱战后的经济危机。墨索里尼大笔贷款给濒临破产的两大垄断集团伊尔瓦和昂萨尔多公司，帮助它们恢复在冶金工业领域的投资。为了救助昂萨尔多公司和意大利贴现银行，国家出资与其合资建立昂萨尔多—科涅公司。政府还拿出40亿里拉巨资向石油公司投资或购买其股票。法西斯政府专门创建一所国家信贷银行，实施这方面的急救手术，用于投资的资金约为20亿里拉。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墨索里尼更是对垄断金融与工业企业大施援手。1931年，墨索里尼强令意大利银行给意大利信贷银行、商业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和工业企业提供总金额高达73.82亿里拉的贷款。
　　 但这一切都是在信用扩张和流动资金增加的条件下完成的。到了1925年，通货膨胀再次抬头，国际收支产生赤字，里拉在国际货币市场迅速贬值。华尔街金融家为了保证进入意大利投资的安全和美国银行贷款的安全，对墨索里尼政府极为垂青。从政治上来讲，当时的墨索里尼对德国保持警惕心理，因此，保证意大利的稳定与强大还可以遏制法国与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
　　 墨索里尼政府极为配合地采用了货币稳健政策。1926年，法西斯政府着手巩固政府预算平衡，颁布“新银行法”来整顿货币流通，改革央行。法案规定将多家银行发行里拉的权力集中到意大利银行，并决定将国家流通的货币减少2 500亿。
　　 为了讨好华尔街金融家，墨索里尼通过压缩国内需求、紧缩信贷和下调工资的方法，使得里拉大幅度升值。到了1926年年末，19里拉可以兑换1美元，92.46里拉可以兑换1英镑。1927年12月，内阁会议还宣布里拉由金本位做后盾，规定1英镑兑换90里拉。意大利本地寡头普遍反对里拉升值，升值会导致工业出口萎缩，而汇率缺乏弹性则让意大利金融家丧失投机机会。但在华尔街的强力压迫下，意大利国内的声音毫无作用。
　　 早在1923年墨索里尼刚上台时，摩根财团的实际掌控者拉蒙特就与他过往甚密。以摩根财团为代表的华尔街大亨们十分欣赏法西斯政权的铁腕。他们认为，墨索里尼使出铁拳将意大利从饱受罢工浪潮和社会主义思想冲击的“地狱”中解救了出来。杰克•摩根在意大利旅行时看到法西斯分子对工人的残暴镇压后，居然给出这样的评价：“我们对墨索里尼现在进行的革命感到极大的满意”。而拉蒙特对此则矢口否认道：“听起来都是些可笑的谣传……我到过的意大利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繁荣昌盛的景象。纽约报纸的大标题甚至是伦敦报界的消息似乎是夸大其词。意大利政府内外的人士对这些所谓的街头冲突、反政府暴乱等报道感到可笑。”拉蒙特还亲自将墨索里尼的画像和罗斯福的画像一同挂在他的办公室。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总裁乔治•惠特尼称墨索里尼是伟大爱国者。犹太财团的库恩—洛布公司掌门人卡恩将墨索里尼看成一位严厉的破产清理人，成功解决了破产公司的难题。
　　 1926年，摩根财团欣悦地借给意大利政府1亿美元的贷款，当时意大利仍亏欠美国26亿美元的借款。1927年，意大利商业银行与华尔街大亨哈里曼合作并购重组波兰的一些银行。同年12月，摩根财团与纽约联储总裁斯特朗联手借钱给墨索里尼，帮助意大利恢复金本位制。
　　 1935年，意大利武力入侵埃塞俄比亚，残忍地用毒气屠杀了50多万非洲土著。美国于1935年制定了“中立法案”，但法案仅仅禁止军火出口，却不反对运送对战争有用的物资，如纺织品、棉花、石油和钢材等。美国企业毫不理睬政府的劝诫，大量出口战争物资到意大利。拉蒙特却为墨索里尼辩护道：“不应该对群众把领袖描绘成飞扬跋扈或是好战分子的形象，而应该表现他田园诗般的友善、平和的态度”。不过，拉蒙特有段话倒是说对了。他说：“现在的任务是在埃塞俄比亚发展农业和经济这是一块广袤肥沃的土地，但还是荒无人烟，远未得到开发，这有待于意大利移民的辛勤工作和智慧开发，正如半个世纪以前美国移民开发美国西部的广阔资源。”意大利在非洲的行径与美国对印第安人的所作所为的确如出一辙。
　　 依靠华尔街金融家的支持，墨索里尼在美国金融市场获取大量投资与贷款，到了1936年，意大利的经济总量是1922年的4倍。
　　 有了黄油就要造大炮。意大利军事力量得到极大提高，随之对欧洲事务的干预也越来越多。墨索里尼吞并了阿尔巴尼亚，和匈牙利、奥地利签订了同盟条约。由于在经济、军事、外交上的不断胜利，墨索里尼成了当时世界上最负盛名的领导人之一，希特勒曾称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1936年，当墨索里尼合并埃塞俄比亚，成功干预西班牙内政时，他在罗马的威望达到了顶峰，数万人聚在罗马大广场，向领袖致意。墨索里尼向民众宣布：“我向你们保证，意大利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了！我要让意大利空军海军的马达声压倒一切声音，叫他们的天空盖住意大利上空的太阳，叫地中海成为意大利的内湖！”
　　 然而，墨索里尼的成就却是建立在对工人的强力压制基础之上的。1924年9月，意大利工业总联合会致函墨索里尼，要求他加强法西斯组织维护国家政治经济秩序的力度，强力镇压各种工人革命团体。于是，作为金融家与工业家爪牙的法西斯政府规定，劳资之间无论发生任何争议，都禁止工人罢工。罢工的工人，不仅要处以罚金，还要承担刑事责任，或逮捕监禁，或永久剥夺工作权。墨索里尼将工会改为纵横两个系统的法西斯职团来严密控制工人。纵向系统是指劳动者与雇主按行业建立劳动者职团联合会和雇主职团联合会。横向系统指劳动者和雇主按行业组成全国性劳资联合职团协会。这些协会在法西斯组织的领导下，控制各行业的职团组织与职业介绍，确定各行业的劳动条件，解决劳资纠纷。结果，所有工人全部纳入法西斯政府的领导之下，意大利变成了组织严密的法西斯国家。
　　

　　沙赫特临危受命
　　 斯大林说过“胜利者不受审判”，失败者却没有辩解的权利。英国历史学家泰勒曾这样写道：“可以把每一件事——第二次世界大战，集中营，毒气室——的罪责统统推到他默然承受的肩上。有希特勒担罪，所有其他德国人都可以自称无辜；先前是战争罪责论最起劲的反对者的德国人，现在成为它的最坚定的拥护者。”
　　 其实，希特勒并非狂人，他的上台也非偶然。德国“一战”失败后，德意志人都希望出现一位伟大的救世主来拯救德国。希特勒这样的人物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国家应运而生。
　　 尽管对手丘吉尔称他为“20世纪最有才华的经济改革家和金融专家”，但希特勒是一个政治家，并非是经济学家和金融家。他需要一个能力高超的理财高手来帮助德国重振经济。第一个登场的便是被希特勒评价为“他是一个能力非凡的人，他挫败对方的本领是无与伦比的。正是他骗取别人信任的卓越技巧，使他成为现在不可或缺的人物”的亚尔马•沙赫特。沙赫特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精英圈子里的一分子。他父亲就职的纽约公平信托公司为摩根财团控股，而沙赫特本人早在1905年就会晤过杰克•摩根。
　　 “这个骇人听闻、掠夺成性的协议它把亿万人，其中包括最文明的人变成了奴隶。”——列宁这样评价的《凡尔赛和约》迫使德国放弃将800万德意志人居住的地区割让给其他国家，这些境外德意志人遭到所在国家的驱赶和严重盘剥。此外，和约还规定：德国必须因为战争的失败而向协约国支付1 320亿马克的战争赔偿。劫后余生的德国赔款的唯一出路是征收通货膨胀税，也就是滥发通货向大众套现。战前美元对马克的汇率为1∶4，1923年月1月初已发展为1∶7 260，同年11月20日则跃升至1∶4.2万亿。当时，德国同时开动33家印刷厂和12家纸厂的机器来保证生产足够的纸币。
　　 犹太人在通胀中大发横财。“他们经济的关系，差不多包括了整个帝国的全部，一切真正的伟大的企业，差不多完全在其掌握之中。凡是主要的技术专家和职员，多是属于他们的，以前商业势力尚未被犹太人所夺取时，国外的贸易完全是由他们所经营的。”——希特勒所言非虚。犹太金融家奥托•卡恩带着华尔街犹太金融财团伙同法国200家族横扫德国企业。他们选择德国工业家雨果•斯坦作为代理人在德国疯狂收购各种企业，短短几年间资产翻了4倍，拥有了横跨钢铁、报刊、旅店、海运、制烟、制糖等行业的4 500家企业。
　　 放高利贷的犹太金融家收购了整个德国经济，将德国变成地狱，自己却过着天堂般的生活，就像凯恩斯所描绘的：“任何一个手上有一些美元或英镑的外国人，在德国都可以生活得像国王。几美元可以使人过得如同百万富翁一般……在资本市场上的高利贷者们以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价格抢购着德国人的家庭财富、不动产、珠宝和艺术品，再把它们放到欧洲其他市场变卖谋利。这种办法可以任意剥夺人民的财富，在使多数人贫穷的过程中，却使少数人暴富这个过程潜在地积聚了各种经济规律中的破坏因素。”
　　 1923年，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一同出兵10万人侵入并占领了德国的工业心脏鲁尔区。波罗的海的立陶宛趁机掠取了德国海滨城市梅梅尔。由于鲁尔区的煤、钢、铁以及其他重要原料和燃料被禁止运往德国地区，致使德国经济再遭重创，通胀进一步恶化。而法国却损人不利己，法军占领费用高达10亿法郎，它从鲁尔掠夺的煤铁价值却远抵不上这笔费用。
　　 在这种形势下，沙赫特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国家货币流通专员和德国国家银行行长来拯救货币流通体系。沙赫特决定用一种新的过渡货币来取代已彻底丧失信用的旧马克。当时有经济学家建议用黑麦或黄金作为马克发行的储备。但黑麦收成不稳定，黄金储备不足，沙赫特决定用德国有生产能力的土地作为新马克发行的储备，将这些土地抵押为32亿土地马克，只占价值1 500亿马克的德国财富总量的很小一部分。德国制币厂开始停止旧马克，取而代之的是土地马克。土地马克与美元全面挂钩，即4.2土地马克兑1美元。土地马克与旧马克的汇兑价是1∶1万亿。
　　 为了稳定土地马克的币值，沙赫特通过德国总理命令德国所有企业以及地主必须将资产放进新设立的土地银行，再由这家银行向企业发放每份代表500土地马克的抵押票据。另外，票据所有者必须为被抵押的资本支付6%的利息，如果企业没有房地产则必须认购土地马克。随着新货币体系的确立，沙赫特迅速着手狙击那些从海外市场高息借入外币，兑换成旧马克以抢购德国资产，再将其在国际市场抛售套现的犹太金融家。他颁布了第二条法令：每个德国私有资产者都可以购买期限不定的国债，利息为4%，可兑为现款，利息为5%。
　　沙赫特还成立一家资本金为4亿土地马克的黄金贴现银行，负责发行新马克和回收旧马克，发行的新币价值与土地等值。银行以黄金作为发行储备，其中1亿马克由德国国家银行募集，其余3亿马克则在德国国内以及国外募集，银行全部债务不得超过资本金的12%；银行利润的20%部分转入公积金，超过20%的利润一半归持股人所有，一半归德国ZF所有。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在十几年后的1934年曾说过，“希特勒和沙赫特是德国文明的保障，也是我们唯一的朋友。他们在为捍卫我们这个社会体制同共产主义作战。如果他们失败了，共产主义就会进入德国，什么都会随之进入欧洲”。当时对他来说，只有黄金才能击退犹太人的投机和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因此，英格兰银行毫不犹豫地以5%的利息购买黄金贴现银行一半的股份，帮助德国稳定通货。该银行共设14名董事中有7人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德国的货币与信用体系处在英美人的掌控之下。
　　 在沙赫特的管理下，到1924年，不仅通胀停止、新马克币值稳定，而且大量美国资本开始流向德国。在摩根财团的操纵下，保证了美国金融资本利益的“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陆续出台。凯恩斯说过：“钱从德国出来，然后作为战争赔款进入协约国的账户，然后再以战争债务的名义汇入英格兰银行账户，再以战争债务的名义汇入美国联邦银行，最后再以贷款的形式回到德国人手里。钱在我们大家面前风风光光并且分毫不损地走了一圈。”
　　
　　

　　华尔街支持希特勒上台
　　 根据“道威斯计划”，华尔街几大主要金融财团在1924～1928年内总计贷给德国8亿美元，帮助偿还《凡尔赛和约》的赔款，利息收益则直接投资于德国市场。根据“杨格计划”，德国每年只要付赔款额的1/3，剩下的部分可以推迟。结果，1924～1931年，华尔街共向德国提供了1 380亿马克的贷款，而德国却只支付了860亿马克的战争赔款，得到了520亿马克的贷款资助。其中的最大3笔贷款，分别建立和帮助了3家控制德国工业命脉的卡特尔，分别是德国通用电力、联合钢铁公司、法本公司。到1937年，联合钢铁和法本生产的爆炸物加起来占全国总量的95%，连著名的克虏伯军火公司也在它们的控制之下。这个不仅得益于美国贷款，还有美国的技术。这三大卡特尔的美国控制者都是华尔街显贵——迪隆•里德、哈里斯•福布斯、国家城市公司、公平信托公司。
　　 但这些流入德国毛利高达10%的短期贷款，是以整个德国经济为抵押的。一旦美国投资者停止继续放贷，整个德国经济将崩溃。大萧条开始后，华尔街资金终于回流了，德国迅速被打回原形，工厂停工，矿产停采，工人失业，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希特勒恰在此时登上了德国总统兼总理的宝座。其实，希特勒走上政坛的道路一开始就得到了金融家与工业家的资助。1921年，希特勒结识了鲁登道夫、鲁尔地区大资本家胡戈•施廷内斯和德国工业巨头之首即联合钢铁公司董事长弗里茨•蒂森，开始走上与大资本联姻的道路。1926年，希特勒获得了以北德银行和贴现公司首脑马克斯•冯•申克尔为首的汉堡金融与工业界的支持。1926～1927年，希特勒获得了鲁尔和莱茵地区经济界领导人的认可与支持。其中尤为重要的两个人物分别是：重工业巨头、煤矿大王、掌管鲁尔基金（德国重工业界的政治贿赂基金）的埃米尔•基尔道夫，化学托拉斯巨头、美国柯达公司合作者、奥丁化学股份公司董事长威廉•凯普勒。
　　 1930年11月27日，蒂森在德国工业联合会委员会会议上公开呼吁发挥纳粹党的领导作用。不久，基尔道夫利用自己在矿山联盟中的地位，作出一项决定，规定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矿辛迪加所属企业，自1931年1月1日起每售出一吨煤就提取5芬尼（1马克=100芬尼）资助纳粹党。这两位巨头与弗里德里希•弗刊克联合公司的奥托•施泰因布林克、温特斯哈尔股份公司的奥古斯特•罗斯特克、国家银行行长沙赫特、德国金融界著名报纸柏林《交易所报》主编瓦尔特•丰克，形成了以鲁尔区重工业巨头为核心的“纳粹经济集团”。
　　 此外，希特勒还得到了克虏伯公司董事长胡根贝格、工业巨头伊•格•法本公司理事会主席、德国工业全国协会主席的卡尔•杜伊斯堡的支持。
　　 当时的德国金融与工业寡头的背后是华尔街金融家与美国工业家。比如伊•格•法本公司的董事会有纽约联储银行董事、曼哈顿银行总裁、富兰克林•罗斯福温泉基金会主席、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董事、福特。福特本人后来还被希特勒授予日耳曼鹰犬十字勋章。对于华尔街来说，希特勒也是一个理想的德国政治领袖的人选。1929年，摩根财团、洛克菲勒财团和美联储一致认为希特勒是一个强有力的德国领袖，只有资助他才可让德国能与英法抗衡。让欧洲陷入内斗，美国就能坐收渔人之利。很快，金融家华伯格代表华尔街势力向希特勒资助了1 000万美元。后来华尔街金融家又为希特勒的选举资助了6 000万马克。洛克菲勒和亨利•福特也通过摩根财团向希特勒提供了数额达到3 200万美元之巨的资助。仅在1932年4～9月，美联储就将价值1 200万美元的黄金分批输入德国以资助希特勒的上台。
　　 希特勒上台后便把经济管理大权直接交给金融家和工业家。1933年7月，希特勒成立德国经济总会，由蒂森、伏格勒、西门子等12名巨头和5名纳粹党人组成，负责指导国家经济政策和制定经济法令。同时，颁布《国民劳动秩序法》，规定企业主是企业的法定领袖，为该企业工人的全权最高上司。德意志银行控制德国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商业银行控制钾盐工业，德累斯顿银行控制德国的木材、皮革和毛皮工业。德国金融机构及其背后的华尔街成为德国经济的主宰。1934年8月，希特勒任命沙赫特为经济部长，经济部的职责包括对商业政策和国际贸易、货币、银行、外汇管制等进行监督，并在一切经济问题上充当德国ZF的顾问。第二年他又被任命为战时经济全权代表。战时经济全权代表的职责是协调各个民用经济部门，为战争做好准备。由于沙赫特已被任命为德国银行总裁，此时的他一身兼任三职，代表华尔街绝对控制着德国的经济。
　　 在华尔街的支持下，希特勒意图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新的强大的德国。这就需要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沙赫特就曾向希特勒说过，“我们国家银行一开始就明白，唯有重建强大的军队，才有成功的外交”。
　　 其实，早在希特勒没有上台前的1922年4月，苏联和德国国防部就秘密签署了《拉帕洛条约》，对德军进行重整。条约规定，德国金融家负责提供贷款，德国工业家们提供机器设备，德国国防部提供军事理论与经验，苏联提供原材料、场地，并分享德国军事工业的经验与创新成果。结果，德国的飞机制造厂、毒气制造厂、炮弹制造厂、化学实验室、航空学校和坦克学校都建在了苏联，连“二战”装甲兵名将古德里安都是喀山坦克学校毕业的。而苏联从德国的进口从3.539亿马克增加到6.258亿马克，德国机床出口的40%都输入苏联。苏联则用德国的机床将俄国从手拉肩扛的落后农业国建设成拥有核弹等高技术装备的工业大国。
　　 1933年8月，美国银行同意德国延期偿还以前的贷款，并且保证今后美国在德国的资本和产业的全部收入只在德国使用，并可以用来重整德国军备。1933～1934年，美国秘密向德国出口了大批炸药、机关枪、坦克和军舰。杜邦财团与化学公司、洛克菲勒财团和美孚石油公司、摩根财团及它控制的电报电话公司、福特汽车公司与德国签下了巨额的战略原料和军工项目的订单。仅福特公司就投资了20亿美元。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希特勒的支持下，向其德国分公司欧宝公司投资大量资金，赚取高达40%的暴利。通用公司这样赞许希特勒，“希特勒是一位真正的经济强人，非常适合带领德国人民走出经济萧条的困境。他不是通过武力或恫吓，而是通过聪明的计划和对ZF原则的有效执行来领导人民”。
　　 1933～1939年间，在纳粹德国的军事机构中营业的美国公司超过60家。在技术输出贸易上也毫不含糊，杜邦公司通过法本公司把氯丁橡胶和飞机防爆剂的技术卖给德国；美孚石油把公司坦克润滑油的技术转让德国；希特勒发展空军的重要帮助来自于美孚在德国设立的一家飞机专用汽油厂；电报电话公司参加了德国新型飞机的研制。甚至到了战争爆发时，杜邦公司与德国法本公司约定，不将任何专利权卖给英国，美孚石油公司则与法本公司秘密签订瓜分世界市场的“海牙协定”。
　　 值得一提的是，出过两位总统的布什家族之财富与纳粹德国也有关系。1924年，小布什祖父普雷斯科特•布什在岳父乔治•沃克尔的资助下，与华尔街金融大亨哈里曼之子艾弗里尔•哈里曼组建了布朗兄弟—哈里曼投资银行。这家投行的合伙人在肯尼迪总统时代曾担任过财政部长。此外，普雷斯科特还是纽约银联公司的7名发起股东之一。这两家公司实际都由弗里茨•蒂森居于幕后操纵。当时，纽约银联公司通过布朗兄弟—哈里曼投资银行在美国购买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黄金、燃油、钢铁、煤炭以及国债输往德国，为纳粹重新武装和启动战争机器提供了很多帮助。
　　

　　希特勒的目的
　　 华尔街借钱给德国购买华尔街控制的美国工业的军火和技术，得到的利润再投入德国军工业以扩大投资。纳粹德国的复兴奇迹奥秘即在于此。对于华尔街金融寡头，这样可以控制德国经济，赚取暴利。
　　 但希特勒并不甘心于寄人篱下。他说过，“一个国家并不靠货币的表面价值来维持生活，而是要靠真正的生产，而生产才能使货币获得价值。生产才是货币的真正准备，银行保险箱中存满了黄金并无意义”。依靠华尔街德国重建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此时的希特勒意欲在这个基础之上打破英美主导的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建立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经济新秩序。
　　 希特勒所做的第一步就是要将华尔街控制的德国金融体系转移到ZF手中。很快，ZF便完全控制了德国国家银行，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的监管。1934年12月5日的德国信贷法使ZF可以监督银行业务活动的各个方面，ZF不仅能要求知道银行各项办事手续的全部细节，而且能对银行放给私人的贷款实行严格的控制，以保证它们的目的完全符合ZF的全盘计划。ZF还严格控制金融市场来适应国家的长期目标。比如，新股票在发行前需要通过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审查其是否可能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
　　 纳粹ZF严格控制外币使用，管制进口，管制外国人使用德国银行的贷款，管制德国人向外国人出售马克。比如，德国贷款马克给巴西，但这些钱只能用于购买德国货，而不能到德国银行兑换成黄金。
　　 严格管制的措施会降低进出口贸易量。沙赫特又和各个国家签署了双边的汇划结算协议。所谓汇划结算协议，就是德国进口商向德国央行账户支付马克，至于出口商是立即得到当地货币付款还是等待一些时日，则取决于德国ZF的出口政策。有些商品，外国央行接过限制使用范围的马克后立即向出口商支付当地货币，这将使出口国家国民收入没有变化，不仅是来自德国的进口品不能增加国民收入，而且整个进口品都不能增加国民收入，此即支付原则。还有些商品，德国央行先让出口商等待，一旦德国的某一个进口商能够从德国购买商品之时，该进口商才能用当地货币购买马克，而央行则用这笔当地货币来支付原来的那位出口商。这就是所谓的等待原则。
　　对进口商品都征税，或者向进口商卖出外汇，其汇率比从出口商那里买进时高出很多，ZF收入得以增加。如果目的是进口而不是出口，以特殊方式即从国外借钱的方式改善国际收支，就可以用补贴汇率自由进口，但按很高的汇率出售外国需要的出口商品，为出口造成困难。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垄断的好处，改善贸易比价，对于国外需求不受价格影响的商品，汇率可以提得很高。而对于供应不受价格影响的进口商品，汇率可以压得很低。
　　 沙赫特创造了200多种货币、银行券、债券和各种五花八门的信用工具，与汇划结算协议相结合来调控资金的流向。比如旅游马克只能用来支付在德国的火车、旅馆和饭店的账单，机床马克只能购买德产工作母机等机械设备，啤酒马克只能购买德国产的含酒精的饮料，而钟表马克则只能购买德产钟表。通过这种方法，德国有垄断地位的商品如仪器与光学设备，将不会被低廉的马克买走，而只能用来换取真金白银或是德国需要的外国商品。这种特殊的马克其实是放弃了黄金而以某一种物品作为其发行的储备。这是因为当时的黄金储备主要集中在英美两国。
　　 此外，大量增发的各种信用工具只能用在基建或军工等生产领域，而不会进入消费品市场，通胀的威胁自然也就消除了。比如，1934～1936年发行的专门支付给军火商的米福债券就是如此。在沙赫特的撮合下，西门子公司、古特霍夫农冶公司、克虏伯公司和莱茵金属公司这4家德国支柱企业成立冶金研究有限公司。出自这家公司的米福债券便由一些资本有限、向德军供应物资的小公司出票，金属研究公司承兑之后到帝国银行去贴现，或者向资本市场出售。1936年，米福债券的未清偿总额达120亿马克，支持了当时德国军备重整一半的费用。到了1938年，沙赫特又发行了供应商国库券来支持军备重整。
　　 但经济自有其规律，信用扩张与通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为了防止通胀，除了高税率和控制发放红利外，德国还有种种有关物价和工资的规定。根据1936年10月29日的一项法令，德国设立了一个物价管制委员会。先前授予任何ZF部门的监督、批准或规定物价的全部权力，都移交给了物价管制委员会主任。他不仅负责为到达最后消费者手中的商品规定价格，而且负责对生产过程中各个中间阶段中的价格进行监督。
　　种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结果德国物价一直保持稳定，批发价格指数（PPI，以1913年为基数100）从1936年到1939年仅从104.1上升到106.9。
　　 当然，对英美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最为釜底抽薪的是易货贸易的国际结算方式。当时国际金融家获利方式仍然停留在19世纪的旧模式，也就是向经济困难的国家放债盈利。如果德国的易货贸易被其他缺乏黄金与外汇的国家所仿效的话，国际金融家不仅很难找到借款人，而且其财富也要严重缩水。随着货币与实物之间关系的脱离，英美主导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的主导权自然而然地就会被瓦解。
　　 仅在1934年，德国就完成了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关于大豆和石油的易货贸易合同，与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涉及铝矾土和镁的易货合同，与丹麦关于家畜、黄油和猪油的易货贸易合同。德国还和中东欧建立起紧密的贸易关系。20世纪20年代末，德国占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希腊和土耳其总贸易额的15%左右，到了30年代末，这个比例提高到40%。沙赫特禁止德国企业未经ZF允许就进行国际贸易。所有国外债权人在德国只允许使用德国马克。
　　 为了贯彻这一政策，沙赫特在德国设立了24个监控站，时刻监视着德国商人的贸易活动。根据国家的战略需要，沙赫特将商品划分为不同的等级：粮食、铁矿砂、钨、锑、铬等稀有金属等级最高，其次是煤炭、有色金属、矿物油、化工产品、润滑油以及棉花、羊毛和橡胶等。到1936年，德国已经签订了28个清算协定，在与这些国家的贸易中，德国用马克支付进口款项，并把款额与该国购入德国制成品的款项保持平衡。在“二战”爆发前，德国国际贸易中的83%是通过易货贸易方式进行的。
　　 沙赫特的想法是从英美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中找到漏洞，循序渐进地让德国也分一杯金融霸权之羹。而希特勒则求快求速，意图一蹴而就。结果到1938年，沙赫特被解职，戈林从沙赫特手中接过对德国经济与金融的控制权，他便将ZF的政治目标和军事目标置于德国经济之上。
　　 有破则有立，德国企业建立新的经济与金融体系。接替沙赫特经济部长位置的是瓦尔特•丰克。他是受戈林委托的制订新秩序计划的部长。新经济秩序是将欧洲组成一个单一的经济共同体，在德国的指导下进行运作。德国将成为欧洲大陆的工业中心，周围是一批组织起来供应它所缺少的农产品和矿产品的国家：东南欧将增加农业生产，放弃军备及辅助工业；丹麦将减少养牛和乳类生产，增加谷类和饲料的产量；挪威将致力于在农业上自给自足；甚至法国也将被看做是一个农业国和粮食输出国。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德国必须要成为欧洲金融体系的核心，正如丰克所坦然承认的：“我们决不奉行一种会使我们依赖黄金的通货政策，因为我们不能使自己受到一种我们无法决定其价值的交换媒介的约束。”欧洲的货币将与黄金完全脱离，成员国之间的交易将在固定兑换率的基础上进行。德国将双边清算协议扩展为多边贸易制度。按照这种制度，所有的欧洲国家将通过设在柏林的一个中央票据交换所，用德国马克来结算其贸易账目。柏林将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
　　 “二战”期间，德国便根据既定方针在欧洲打造起新经济秩序的雏形。德国人首先没收和强迫收购被占领国家ZF与私人拥有的黄金和国外资产，干涉被占领国家国内流通的货币，把这些货币同德国马克的兑换率人为地定得很低，勒索占领费，征收罚金，以及改造并周密地控制被占领国家的银行系统。
　　 1939年9月，德国信贷银行在波兰创立，信贷银行有权将高达10亿马克的款项贷给德国供它在占领区使用，也可发放短期抵押贷款，贴现和接受不计息的转账及存款，以及发行票面额从50芬尼到50马克的纸币。纸币的准备金包括：德国信贷银行由于贷款和贴现的票据而拥有的资产，德国货币的准备金，在德国国家银行和各票据交换所的贷方余额，德国国库债券的准备金，以及给予德国的贷款。这些纸币在被占领国家内按固定的兑换率同该国的货币一起流通，兑换率通常大致相当于入侵前的比率，它们不能随便兑换成德国国家银行的钞票。这是一项必要的规定，用来防止因发行大量德国信贷银行纸币而造成的通胀影响到德国本土。
　　 德国还以金融手段控制外国企业，其中德意志银行和德累斯顿银行征服欧洲工业的主要工具之一。它们通过诸如连锁董事会、股份所有权、代表投票制和操纵新的放款等方法，控制有关国家的主要商业银行，从而控制与这些银行有关的工业企业。比如，在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银行和德累斯顿银行分别接收了波希米亚联合银行和波希米亚贴现银行后，就使德国控制了波尔迪纳尔铸造厂、克拉洛多沃尔水泥厂、布尔诺第一机械厂、波希米亚铜厂、索洛火柴垄断企业、金刚砂厂等该国的主要工业企业。
　　 不过，打破甚至摧毁英美金融帝国的唯一的最有力的金融武器是多边清算协议。到1941年年底，德国已同欧洲大陆所有其他国家谈判了清算协定，这些国家彼此之间也进行了很多这样的谈判。后一类协定中有些是通过设在柏林的中央票据交换所结算的。在那段时间，柏林成了欧洲大陆的金融中心，马克成了居统治地位的货币，许多国家开始通过柏林以马克来结算它们的全部国际贸易。就像现在的美国一样，德国则凭借占压倒性优势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强迫贷款国提供巨额贷款。换而言之，整个欧洲被迫不断供给德国它所需要的任何可以买卖的东西。
　　 通过建立欧洲经济新秩序，德国人将战争造成的通胀全部输出到其他国家。德国信贷银行纸币有意在被征服的国家增加流通的货币量，人为制造通货膨胀。实际上，即便这种纸币被收回，也未消除通胀的压力。原因在于它们只不过由数目相等的本国货币取代而已。柏林的德国票据也起了制造通胀的作用，这等于德国人拿到商品却不付钱。按1939年的物价计算，1940～1944年，德国从被它占领的国家和被它统治的国家至少掠夺了1 040亿马克的财富，约占德国GNP的14%。
　　 其他国家的ZF为了防止出口商破产，只好通过无限制地批准贷款来垫付货款，结果货币发行量大为增加，通胀恶化，商品供应减少，甚至在希腊等国造成了ZF财政的全面崩溃。而在德国，通胀趋势则受到强有力的控制。在外国进行的征敛，增加了可以获得的商品数量而又丝毫未增加流通的货币数量，大大削弱了通胀。
　　

　　希特勒是坏人吗
　　　　摘自《世界金融五百年》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7月
　　　　从本质上讲，德国、英国与美国之间在金融上的争霸并无善恶之分。其实，希特勒本人并没有发动世界大战的企图。开战之前，德国军费开支占GDP才15%左右，与英国相当。1939年慕尼黑协定签订后。德国已削减了军费开支，结果英国军费比例大为超过德国。一直到1942年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之前，德国军备生产都一直在下降。结果，即便在战时，德国人的生活水平也未下降，因为希特勒不希望因此而削弱了自己在德国人民中神一般的形象。
　　　　自始至终，希特勒的胜利秘诀是政治智慧，而不是军事征服。希特勒并不认为德国有同英美苏三大国的联盟发生长期战争的可能，他自信自己可以通过外交手段达到目的，若不行则通过一系列小规模战争解决德国的生存空间问题。在他看来，在政治手段和进攻波兰的小规模战争之间没有清楚的分界线。希特勒本人也知道，一旦国家综合实力与军事力量成为决定因素时德国便会完蛋。
　　　　德国的领土扩张与日本的侵略也有本质性的不同。“光复”与“侵略”只是站在不同立场上的描述同一件事的不同词语。从欧洲历史来看，德意志人的神圣罗马帝国曾统治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土地。遗憾的是，德国一直到19世纪中期都未结束分裂状态。俾斯麦虽在1871年创建了新德国，但却把奥地利以及其他德意志人居住区排除在外。希特勒收回萨尔地区，派兵进驻本国的莱因地区，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纳入德国版图。站在德国人的立场看，无非是收复久远的故土。
　　　　纳粹德国唯一的遭人诟病的犹太人大屠杀也不是没有辩解的理由。在纳粹统治下的欧洲，食利者阶层的犹太金融家被逐出欧洲经济圈。比如那个风光百余年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大陆的财富与权势便被纳粹德国破坏殆尽。1938年，《犹太人资产登记法令》颁布后，罗氏家族的财产受到严重冲击。第二年，几乎所有的罗氏家族的慈善与教育机构全部被解散或被国有化，而罗氏家族很多人都沦为难民。维也纳的罗氏家族掌门人路易斯•冯•罗斯柴尔德被逮捕和关押，直到他在奥地利的所有资产都被转让给德国ZF后才被释放。他在法兰克福的豪华住宅以61万马克的超低价被ZF征收，一百多年来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则以象征性的230万马克的代价被ZF收购。位于捷克的维特科威兹钢铁厂都被赫尔曼•戈林国家工厂兼并。这些对于欧洲人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刚开始，希特勒也未动过灭绝犹太人的念头。犹太复国主义者曾与纳粹合作，希望将犹太人迁移到某个地区重建国家。但是包括英美在内的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均不接收犹太人。英美列强甚至暗自高兴，希特勒做了他们想做而不愿公开做的事。直到美国对德宣战，德国人认为这是犹太财团鼓动的结果，于是开始屠杀犹太人以示报复。如果说德国是屠杀犹太人的元凶，那么英美两国就是将犹太人送进屠宰场的从犯。
　　　　对德国人来说，维持现状不是和平，而是屈服于英美。英美保住一战胜利果实，德国则想消除其失败的影响，突破英美在政治、经济与金融上的霸权。这都无可厚非，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泰勒所写的：“在主权国家的世界中，每个国家都尽最大的努力谋求它自己的利益，至多由于错误而不是由于罪行受到批评。像往常一样，俾斯麦在谈到1866年奥普战争时发表的意见是正确的：‘奥地利反对我们的要求和我们提出要求一样不是什么错误’……希特勒的目的是使德国成为欧洲的支配性大国，或许更久以后成为世界的支配性大国。其它强国过去追求相似的目的，现在仍然如此。其他强国也把小国看作他们的仆从国。其他强国也试图用武力保卫他们的重大利益。在国际事务中，希特勒除了是一个德国人之外，他没有什么过错。”
　　

　　纳粹与布尔什维克支援中国抗战，美国支援日本侵华
　　摘自《世界金融五百年》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7月
　　　　在纳粹德国早期重整军备的易货贸易中，中国占有显著的位置。中德贸易主要是由德国来华军事顾问牵线搭桥逐渐完成的。早在一战之前甚至在俾斯麦时代，德国便是向中国输出兵工技术、制造设备、船舶以及各种军火的头号国家。仅1911-1913年，来自德国的军火已超过中国输入军火总值的60.8%。一战之后，根据凡尔赛条约，德国陆军最多只能拥有10万人，大量职业军人被迫退伍，成为各国争相聘用的军事顾问。尽管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人在外国军队担任军事顾问，但在德国政府暗中支持下，仍有大量德国军官来到中国，仅1927年12月至1932年8月，先后到中国担任军事顾问者就达94人之众。还有大量军火输入到中国，1924-1928年，从德国输入的军火占中国输入军火总值的41.87%。
　　　　希特勒曾说过：“中国人并不能等同于靼鞑人和匈奴人，他们是特殊的人种，是有一些文明的人种。”他上台后，中德签署了《五年军事工业发展计划》。德国不仅向中国提供德式装备，还帮助中国建立军事工业。在抗战早期，中国政府唯一依靠的外国力量只有德国。德国军事顾问帮助整训中国军队。至1937年7月，国民党中央军整训35个师，东北军整训了10个师，另有粤军10个师、川军26个师、9个独立旅也进行了整训。在蒋介石中央军中有30个师接受了系统的德式军事训练，装备了大量德式装备，为抗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抗战全面爆发后，德国军事顾问参与了淞沪会战、台儿庄会战、南京保卫战和武汉会战，为中国军队出谋划策。日本极为不满，向德国政府提出抗议：“德国军事顾问在目前的紧张局势下协助中国的行动，严重地损害了日本军官们对德国的情感……德国的行为极大的危害了德日合作的政策。”
　　　　德国军事顾问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大量建议并参加相关计划的制订及实施。他们指出：中国“必先有完整的军火工业、交通、电讯、邮政，甚至市政与卫生设施。缺乏任何一方，欲建现代化之国军均将受其阻碍”。中国政府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发展起具有相当规模的军事工业。1936年，德国军事顾问又帮助国民政府制订了的《中国工业计划》，该计划的实际执行因战争干扰而终止，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在台湾全面实施了该计划。
　　　　在德国人的技术指导与援助下，湖南的炼钢厂、炼铜厂、机器厂、炼铅厂、氮气厂、炼锌厂和煤矿开办了，江西的煤矿、炼钨厂开办了，四川的炼油厂、酒精厂开办了，陕西的炼油厂开办了，河南的煤矿开办了，湖北的电线厂、电泡及真空管厂、电池厂和电信厂开办了，汉阳兵工厂仿制德国毛瑟枪生产出闻名遐迩的中正式步枪，南京兵工厂生产出马克沁机枪，巩县兵工厂生产出迫击炮与防毒面具，南京军用光学设备制造厂在德国蔡司光学仪器公司的帮助下生产出军用光学设备，德国人一手包办的湖南株洲新经济区生产出各种类型的大炮和炮弹。这些武器质量较好，其中一些的质量都赶上了西方同类产品。此外，在德国科学家与工程师的帮助下，中国军工科研方兴未艾，陆续诞生了各种军工研究所，开启了中国近代军工科研之路。德国人的帮助，效果非常明显。1935年，国民党军队步枪所用弹药有半数需进口，到1937年时，轻武器及弹药已基本能够自给自足。
　　　　当然帮助不是无偿的。1937年希特勒会见时任中国财政部长的孔祥熙时说：“德国是一个工业国家，中国则富有矿物和农产品，两国间自然要进行易货往来，德国在远东没有任何政治或领土的要求，只想发展贸易。”德国重整军备需购买大量原料，与中国发展易货贸易可以获取器所需的战略原料，尤其是钨和锑。当时，中国钨产量占世界总产量之37.6%，德国每年钨进口量的60-90%都来自中国。德国人愿意以军火同中国换取钨砂来节省大笔的外汇。而金融大亨与工业巨头则可以扩大在中国市场的销量。
　　　　1934年8月，财政部长孔祥熙与德国人汉斯•克兰秘密签订了一份《中国农矿原料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根据合同，中国先向德国贷款购买军火物资及军工装备，再以农矿产品进行偿还。蒋介石认为，“此次中德合作成功不仅予我国防有极大之助力，且将来我民族复兴赖此更巨。”
　　　　1936年4月，中德签署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德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1亿马克的优惠贷款。合同签订后，希特勒对蒋介石说：“中德两国之货物互换实给予两国经济进展以莫大裨益，获蒙钧座异数关垂，谨为申谢”，并赠德国国防军之荣誉宝刀一柄，表示“敬仰钧座及贵国之微意”。蒋介石亦赞扬希特勒“对于德华两国间经济合作热心主持，合同现在签字，使国交益敦亲睦，建设得有基础，尤为欣慰，特致谢忱。”
　　　　到1937年，中国政府从德国购买的军用物资占到全部进口商品的83%。为了对日作战，中国从德国所购的军火种类繁多，飞机、潜艇、防空炮、野战炮、坦克车几乎无所不包。自1934年8月中德易货合同实施后，中方向德方订货总值在4亿马克以上，在抗日初期，至少有1.44亿马克、约合5816万美元的德国军火运抵中国。这些装备加强了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能力。而德国则从中国源源不断地得到钨、锑、铬等稀有金属以及桐油、生丝和大豆等德国急需的农产品。仅1938年时，中国钨砂出口79%输往德国。
　　　　后来德国与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组成轴心国，尽管德国声明停止向中国输出军火，但一直到1938年11月日军攻占广州切断香港援华路线为止，平均每月有3.6万吨的军火经香港流向中国大陆。而中国直到1940年都仍是德国钨矿最大的供应国。
　　　　1938年，德国承认伪满洲国后，中德合作逐渐结束。苏联继纳粹德国之后给予中国大量援助，以牵制日本，防止陷入德日两线作战之中。1937年8月，中苏两国在南京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同时签订了中国从苏联购入武器的借款协定。此后，苏联于开始向中国提供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自1937年11月开始，苏联政府陆续派遣军事顾问和技术专家来华。仅武汉抗战期间，援华苏联顾问就达近4000人。参与援华的军事顾问中，包括著名的朱可夫元帅。
　　　　中苏贷款共计1.7亿美元，中国偿还贷款本息总计2.02亿美元。苏联对华贷款利息率较低，为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援华贷款的利息率高达6.5%。孙中山之子孙科曾说过：“在国际价格上，这实际是4亿卢布，因为苏联给中国订货所定的价格特别便宜。例如，每架飞机价格折算美元仅3万元，装备每一个中国师仅合中国货币150万元。”通过贷款，中国获得了大批性能优良的苏制武器。苏制坦克装备了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师。苏联队中国的援助直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才宣告结束。
　　　　与苏德不同的是，英法两国却对中国百般刁难。中国外交家杨杰曾说过：“孔祥熙在欧接洽之飞机，英方仅有二十余架，法方四十四架（计三种），并付现款，其价格较予在苏方接洽高一倍。”难怪连宋美龄都叹曰：“中国抗战3年来得自苏联之物资援助，实较自英美方面获得之总和多至数倍之多。”
　　　　美国不仅没有援助中国，反而成为日本侵华的帮凶。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美国只是在口头指责下日本以掩人耳目，但却与日本密商谅解。胡佛总统宣称：“日本方面也有些道理。我们与它的友谊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我们应该友好地考虑日本的处境……日本为保卫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同年，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日本三井集团以90多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杜邦公司氨炸药的配方。美国还把价值14万美元的枪炮弹药，600万美元的军工设备，7000万美元的钢铁，1600多万美元的石油卖给日本。从1931年到1932年底，美国向日本供应了1.81亿美元的军火。美国对日贸易额从1932年的6400万美元上升到1937年的6.3亿美元，5年间增长近10倍。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美国的对日贸易，尤其是对日战略原料的输出仍不断增加。自1937年到1940年，美国输至日本物资总额共9.867亿美元，其中军用物资占7.039亿美元。美国金融家与企业供给日本大批军火物资，用来屠杀中国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访美演讲时说过：“我回国参加抗战去了。如果有一天我被日本炸弹炸死，请你们不要忘记，我身体的百分之五十四点四是被你们美国炸死的。”
　　　　实际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摩根财团便向日本提供大量资金。对于华尔街来说，日本人比中国人受欢迎，在他们眼中，中国人是一个虚伪、狡诈的民族。九一八事变后，在摩根财团掌门人拉蒙特的操纵下，《纽约时报》刊文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比喻成美国占领巴拿马运河，故意为日本人的残暴与侵略涂脂抹粉，误导大众继续信任日本，他们自己则通过贷款为日本的侵华事业添砖加瓦。
　　　　美国宣称严守中立，禁止用美国船只装载武器和军用装备出口。其实这是偏袒日本的政策。日本船自然畅通无阻。但掌握了制海权的日本海军严密却封锁中国沿海，即使中国买到了美国的武器装备，也不敢用中国船只运输，只能租用日本不敢检查的美国船只。而美国禁止租用美国船运输美制武器的政策，使中国无法使用美国船只。结果，中国从美国进口的货物从1937年上半年的1.15亿美元下降到下半年的0.73亿美元，以后几年更是每况愈下。
　　　　由于日本冶金工业较为落后，工业母机生产非常原始，而一切制造业都有赖于工业母机的生产。所谓工业母机就是制造机器的机器，如车床、刨床、铣床、钻床、磨床、镗床等。工业母机的水平决定了一国制造业的水平。日本主要从美国进口所需的高级工作母机和精密仪器。日本侵华后，美国大量投资于日本军事工业，帮助日本建立起现代化的军事工业。美国福特公司提供日本现代化冶金技术，洛克菲勒财团帮助日本建立新式电气工业，梅隆财团帮助日本飞机制造业的现代化。到1938年日本全面侵华后，美国仍给日本1.25亿美元的贷款来购买美国的工业母机等战略物资，加强了日本制造侵华军火的力量。
　　　　1938年7日1日，美国国务院通知美国飞机公司说，美国政府不同意把飞机和飞机零件出售给正在进行狂轰滥炸的国家。而1937年，美国出售给日本的飞机价值为248.4万美元，到了1938年，美国售给日本的飞机价值却增加到1745.4万美元。
　　　　日本从美国输入的军需物资占输入全部军需物资的比例是:废钢铁90%，铅45%，铜90%，石油和石油制品65%，发展飞机和坦克工业所需的机床占70%。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就坦率地指出：“日本的侵略得到我国大力支持。这种侵略行为不仅受到支持，而且我们的援助是如此有效，如此举足轻重，如若断绝援助，这种侵略就可能被制止和停止。”
　　　　1940年7月，罗斯福政府对供应日本的石油和废铁实行许可证制度，但却毫无作用。1940年8月间，有30多万吨的生铁、废铁等物资输往日本，这个数目约与1940年前半年所供应的数目相等。1941年头3个月，美国卖给日本的飞机汽油比1940年同一时期要多131%。美国金融家与工业家仍继续大力帮助日本大财团建立新的军事工业部门。例如它们供给鲇川康采恩控制下的日满钢铁株式会社以设备，帮助这家康采恩在库页岛上使用电力新法开采石油，帮助中岛飞机制造厂的改建，协助三菱的制铝和造船事业。
　　　　日本经济极为依赖美国，如果美国要帮助中国抗战，只要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即可。但实际上，美国一直扶植日本，希望日本北攻苏联，而美国金融家与企业则唯利是图，用中国人的血肉换取自己的金钱。直到珍珠港偷袭的前几天，贪得无厌的美国人还与日本签订了美日友好条约，目的是继续从日本侵华战争中赚取暴利。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希望通过日本驱逐英法在亚洲的势力，有意让中日两国通过持久的消耗战损耗实力。1941年，美国远东政治事务顾问斯坦利•亨贝克在给美国国务卿的备忘录中写到，日本随着东南亚战事的进展，将加紧对中国施加压力，迫其媾和，如果日本得逞，美国将受损，因此要让中国尽可能牵制日本，但也不能支援到让中国迅速战胜日本。美国的利益在于让中日两国纠缠不休，因此中日任何一方迅速获胜或失败都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坐山观虎斗，自己却兼收道义与利益上的双丰收，美国人的手段真是够老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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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长啊

“没有永远的友谊，只要永恒的利益”，很多事情都可以用这句话解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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