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世界大变革、大调整的根源在于以国际垄断资本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范围内极少数富人愈来愈富、绝大多数穷人其中包括中等收入阶层愈来愈穷

　　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当今世界所有变化中最主要、最根本的变化。这一变化，决定着其他一切变化。过去笔者总认为，苏东剧变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它使得富国、富人愈来愈富，穷国、穷人愈来愈穷。现在笔者认为，从本质上说，新的一轮经济全球化是国际金融垄断寡头主导的，它带来的是全球范围内极少数富人愈来愈富，绝大多数穷人其中包括中等收入阶层愈来愈穷。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仅仅是资本存在和运作的方式，是承载和包裹资本的外壳，是为极少数富人服务的奴仆，奴仆不可能富有。

　　作为资本家的个别个体，由于经历、学识和生活环境等不同，在其后天社会生活中完全可能形成一定的“良知”和社会的基本道德，为社会做不少甚至大量的慈善事业，极个别甚至还可能成为背叛本阶级进而推动社会前进的杰出人物。但是作为社会总资本群体的本质是不会违背资本本性的，是要贪婪无度地寻求利益最大化的。当然，有时为使本阶级更好地生存与发展，更多地榨取剩余价值，也不排除它们在一定范围内作些改良，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对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作些让步。这些改良和让步，只会暂时缓和或推迟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但决不可能从根本上消弭。随着各国广大民众购买力逐渐下降到一定程度，大量企业逐渐破产到一定程度，当中等收入阶层大量失业被抛入贫困行列，国家主权债务突破无法承受的极限之时，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动乱就不可避免。

　　根据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的数据，现在世界上最富有的500人的收入总和大于4.16亿最贫穷人口的收入总和。2007年9月12日英国《卫报》报道：现在，世界上最富有的225人的收入与最贫穷的27亿人的收入相等，相当于世界所有人口收入的40%。2007年，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占有了全美家庭43%的金融财富，20%的家庭所拥有的家庭金融财富占美国家庭金融财富总额的93%，而美国80%的家庭所占有的家庭金融财富只占美国家庭金融财富总额的7%。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保罗·艾伦三人总资产比世界上最不发达的43个国家GDP的总量还多。现在，美国一半以上的州ZF从理论上已经破产；而各国的主权债务几乎都在急遽增加。各国主权债务的增加和全球范围内绝大多数穷人包括中等收入阶层愈来愈穷的过程，就是极少数富人在世界范围内运用各种手段极其贪婪地聚敛巨额财富的过程。

　　三、从目前表象上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其他各国都受到较大甚至极大的冲击，在一定意义上讲，受冲击最小的是美国和中国

　　不少人问，美国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其所受的冲击本应最大，但恰恰相反，美国把其他不少国家弄得政局动荡，而它自己则“稳如泰山”。这是为什么？前些年，笔者到美国访问，与普通老百姓交谈，深感他们十分善良、纯朴、真诚，但也深感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及其智库十分成熟。他们首先在“实其腹”方面下功夫。他们利用美元等霸权的地位，把从海外攫取的大量超额利润中的一小部分用于国内的社会保障等，以满足绝大部分民众的基本生活之需。自2007年年底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美元急遽降息、数次量化宽松，众多热钱滚滚流向全球其他各国，多船多机货物源源不断运回美国本土；其他各国得到这些大量“绿纸”之后，因各主要国家内需不足，美国等西方国家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高技术封锁，这些国家的高额外汇储备“没办法”或“舍不得”花掉，又返回美国购买其国债及其它各种债券；美国却又操纵着美元在其本土坚挺而对外却接连贬值，使得储备美元的各国不断惨遭损失。美国就是通过这样的“巧实力”转嫁其危机，巧妙地掠夺着其他发达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财富，从而保证了美国国内物价特别是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品的物美价廉。比如，一双爱步（ECCO）皮鞋，在我国是1990多元人民币，而在美国则是50美元，合人民币仅为330多元，在我国的售价是美国的6倍多。正因为广大民众的基本生活水平没有受到大的影响，美国从而保障了国内社会的基本稳定。随着其他国家政局的动荡及其可能性的进一步加剧，下一步国际资本寻求避险，还有可能造成美元的大量回流，使美国经济在其特定时段内出现相对的复苏甚至繁荣。在“虚其心”方面，美国垄断资本平时用“脱口秀、好莱坞、橄榄球、百老汇”等各种大众文化形式满足普通民众低层次的感官需求；在选举期间，在填写和投出选票这一刻，普通民众在名义上参与了国家的管理，但这张选票实质上等于一张“卖身契”，在投出选票这一刻，本质上也就是把自己所应该拥有的管理国家的权力和权利转授给了资本，其后便与国家的管理几乎无缘。更何况，普通民众把选票投给谁，也只是事先在各种大量媒体引导和左右之下，在已经完全给定的两个不同的垄断资本代理人之间作出抉择而已。应该说，美国垄断资本的统治形式总体上是成熟的。这就是国际金融危机袭来后别国动荡、美国依然稳定的根本缘由。

　　在我国，由于党和ZF的果断决策，我们有效地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新的局面，这充分展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然，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条件的变化，也出现了一些值得高度重视的新情况和亟待解决的新问题。有人说，中国受了较大的内伤。这符不符合实际，可以研讨。

　　目前的中美两个国家让世界高度关注。我国ZF多次提出，不赞成“G2”这一提法。但如果说，在当前经济领域，“G2”客观上已经形成，笔者认为，这至少是一柄“双刃剑”，很值得我们从战略上深入研判，及时探讨趋利避害的正确之道，以确保我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四、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深化，其根本标志是各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主权债务在急遽增加

　　美国、欧盟、日本这三大经济板块尚未出现明显亮色，且主权债务都在急遽增加。2010年美国国债创出14.056万亿美元的新高，约人均4.53万美元。据世界惟一可跟踪其所有成员国累积债务的国际组织即国际经合组织的统计数据：目前，美国ZF、公司和私人累计欠债总额已高达200万亿左右美元，如果按照美国现有人口3.05亿来计算，人均欠债约为70万美元，每个家庭（按每户3.1人）欠债为217万美元，折合人民币每个家庭全成了千万“负”翁。虽然当前美国的经济社会还比较平静，但从2011年2月16日开始，人数过万的教师、学生和狱警等工会会员在美国威斯康星州议会大厦示威，反对拟议剥夺ZF雇员工会权利的一项议案，并占领州ZF长达两周左右。可以断言，假若世界上其他大国都能应对正确，美国国内债务将会进一步加重，两极分化将会进一步加剧，各种深层次矛盾在今后一些年内必然还会爆发。

　　欧元区、英国与日本的主权债务也都非常之高。欧盟各成员国ZF债务占GDP的比例在2010年提高到79.6%，预计2011年将提高到83.8%。而欧元区16国当中，有12国到2011年ZF债务占GDP的比例仍将超过《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60%的红线以上，其中希腊、意大利和比利时高居100%以上。2009年12月，欧盟27个成员国当中有19个国家被确认处于“过度赤字程序”状态。2010年7月，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英国国债比此前承认的高出三倍,达到4万亿英镑（约合6万亿美元），人均约6.5万英镑（约合8.6万美元）。日本财务省于2011年2月10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2月底，日本的国家债务余额已高达919万亿日元，比去年9月公布的数据增加约10万亿，日本国民的人均债务负担已增至721万日元。超过日本GDP比重的100%。日本财务省预计，至2012年3月，日本公共债务将从2011年的943万亿日元(约合11.3万亿美元)增至997.7万亿日元(12万亿美元)，其公共债务相对于其名义GDP的占比将由2011年的217%上升到232%。

　　从一定意义上讲，国际金融危机不断深化的过程，就是世界各个大国和各大战略集团相互博弈的过程。由于新一轮金融危机在未来几年内可能进一步激化，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今后几年内也都有可能面临国际垄断资本新一轮的洗劫。当然，其手法和手段将是多种多样甚至是十分残酷的。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经济危机发展的结果必然是政治危机。必要之时，所谓的“国际社会”必然寻求战争之道去力图摆脱。这是它们企图摆脱危机的最后也可能是最有效的途径。过去我们讲“地缘政治”，现在可不可以加上“货币政治”和“资源政治”？这三种政治相加，似乎才可以解释现在世界上所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2011年3月19日，美、法、英、意、加五国组成的联合部队，向利比亚发动军事攻击，正是国际金融危机正在深化的深刻表现，也是地缘政治、货币政治和资源政治激烈冲突的结果。当然，这次是法军率先行动，这既表明美国的窘境，又是美国“巧实力”的一种体现。我们亟须未雨绸缪。

　　五、贫富差距的拉大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进一步引发着全球社会动荡加剧；相对于苏东剧变后的低潮而言，世界左翼和社会主义思潮开始有所复兴

　　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欧洲到中东、北非再到亚洲、拉美，社会不安情绪弥散，广大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广大民众对资本主义普遍不满，大规模街头抗议增多，极端政治事件频发，不少国家政局不稳，全球社会动荡风险明显上升，其中值得关注的亮色，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全球重新得到重视。各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积极开展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研究和应对。国外共产党在一定地区、范围内进行着有限的联合活动。全球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英国著名作家、记者弗朗西斯·惠恩在2009年新出版的《马克思〈资本论〉传》中说：“马克思并未被埋葬柏林墙的瓦砾之下，他真正的重要性也许现在才刚开始。他可能会成为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对这种已经开始复兴的左翼和社会主义思潮，我们一定高度关注，统筹考虑，运用多种方式进行积极合作与配合。这种合作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坚持和发展的极其有利的国际上的机遇。我们的合作是全方位的，不能仅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合作。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我们一定要量力而行，审慎行事，决不能不顾我国的国力和其他国家自己的特点，当头扛旗，甚至想输出“革命”；与此同时，也一定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有所作为，勇于担当必要的国际责任和义务。

　　

六、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正在东移调整，但目前在西亚、北非遇到新障碍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首要和主要原因是这些年俄罗斯东欧中亚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的和平发展。这些年我国的高速发展，特别是这两年我国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正确应对，使我国的GDP逆势而起，高达全球第二，充分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引导着世界各国人民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反思。这是西方世界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作者马丁·雅克就明确提出，中国的崛起会动摇西方的价值观念体系。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通过对美国、土耳其和11个欧盟国家的13000名民众进行调查后于2010年9月15日发表《跨大西洋趋势2010》报告称，67%的欧洲受访者表示，中国和欧洲价值观非常不同，在国际问题（根本战略）上合作是不可能的。西方不少政要与学者，坚持把正在崛起的中国看作是当年的苏联，并坚持把美中之间的合作、竞争与博弈看成是“新冷战”。另外，地球资源的相对匮乏也是美国战略东移、遏制中国发展的根本动因。2009年5月9日，奥巴马在向全球的电视讲话中说：“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

　　这次西亚、北非政局的激烈动荡，原因极其复杂，并且还在演进之中。要作出一些重要结论，尚须密切关注情势的发展而进行认真的研判。但在目前，有以下几点能否作如此表述：一是这次西亚、北非剧变的根本动因和性质，从总体上说，其本质和主流是广大民众强烈要求参与社会管理、摆脱外来控制，谋求民族独立、共享发展成果。这次事变不同于20年前的苏东剧变，20年前的那场剧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通过其内因策划和主导的，而这次西亚、北非事件总体上是对长期以来美国企图控制中东政策和战略的不满而引发的，是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民族民主思想的新觉醒。事件发生后，美国力图把事变演进的方向和进程纳入自己的战略部署，以进一步控制西亚、北非的政局，从而控制西亚、北非的石油。这是事物的另一个方面和可能出现的另外一种性质的结果。现在，世界各大战略力量都在西亚、北非角逐较量。我们应在审慎正确权衡之后，果断决策。二是事件的导火索是西亚、北非政府的腐败和社会特别是青年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西亚、北非地区青年失业率分别为25.1%与23.6%。这是新自由主义和美国式的民主在此地区泛滥的必然结果。三是国际金融垄断集团的推波助澜。西亚、北非不少国家的金融体系与美国完全不同。这对美国利用金融手段袭击其金融体系，在西亚、北非获取巨额利润造成极大困难。另外，美国侵略伊拉克、制裁伊朗，其主要原因是他们中止用美元结算石油，这就为动摇美元霸权地位挥动了第一锄。所以，国际金融垄断集团对此不能容忍，就为推翻现政权提供着各方面的支持。从一定意义上讲，西亚、北非事件才刚刚开始。从目前来看，美国的失大于得。运用所谓“颜色革命”的软实力达不到目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就必然运用其硬实力。正因如此，才发生2011年3月19日美、法等五国对利比亚的联合军事打击。从总体上说，美国现在西亚、北非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如果不加干预，这个地区疏离甚至反美政权可能会逐渐增多；如果强力干预其相关国家的内政，亦会进一步加剧西亚、北非广大民众强烈的反美情绪，这也为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平添很大障碍。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及时抓住和积极运用好这一战略机遇。

　　七、由于突发的西亚、北非事件，美国正在调整其策略，一旦西亚、北非有所稳定，美国将会继续加紧实施其“新中东”战略，并将主要采用“巧实力”达到目的

　　美国在“新中东”主要想干什么？一是打乱东北亚中日韩俄经济合作和东盟合作；二是利用领土海洋权益之争，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三是主要采用接触手法，运用金融、意识形态、“街头政治”等“巧实力”遏制中国。二战结束后，美国依靠自己的硬实力，打了两场最大的局部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冷战结束后，美国打了海湾、南联盟、伊拉克、阿富汗四场小的战争。后两场是胜而不利。美国总结其20年前搞垮几乎与自己比肩的苏联的经验，以后会更多地依重自己的软实力，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其实，“和平演变”、“西化分化”、“颜色革命”、“街头政治”以及“软实力”、“巧实力”本质上都是一回事，或都有着本质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实施“巧实力”的过程中，也往往会附之以航空母舰等硬实力作其后盾，以确保其“巧实力”的效用。2011年3月19日，美法英等多国联军对利比亚掀开的“奥德赛黎明”军事打击又是一个鲜明的例证。2011年，美军华盛顿、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游弋在黄海、东海和南海周边也是企图达到其“巧实力”手段的恫吓。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希拉里更注重“巧实力”，这是美国民主党人战略风格和显著特点的充分展示。2011年2月14日希拉里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演讲中提出，美国政府将投资2500万美元，以期撬动更多的私人资本的方式，“开发技术工具，使‘压制性国家’的网上活跃分子、持不同政见者和一般公众能够绕过网络检查”。她公开点名中国、古巴、伊朗、缅甸、叙利亚和越南是“实行书报检查、限制网络自由、逮捕批评政府的博客人的国家”。她说，中国控制网络“将有长期的成本，并将有一天使中国陷入一个限制增长和发展的怪圈”，要陷网络控制国家于“专制者困境”。微博的产生与发展同样是柄“双刃剑”，一方面有利于广大民众的互动交流，另一方面，也为国内外敌对势力在中国策动所谓的“颜色革命”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和一条特殊甚至可能是有效的途径。对美国企图花很少的钱，利用“微博”等各种“巧实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弱化的战略，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及时采取得力举措，切不可等闲视之。

　　八、西强我弱的局面可能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不会改变，但也决不排除美国这一煌煌帝国在可预见的一些年内突然出现变故，尽管这一可能性较小

　　应当充分认识，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在经济特别金融、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科技特别是网络等方面还有很强的调节能力，从各方面说，我们没有理由也根本不可能让资本主义制度较快地寿终正寝，让十分年轻和很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几十年内就完全取而代之。这种“左派幼稚病”我们决不能重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不同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周期显然也在缩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决不是乌托邦。由于以“金融霸权”为核心的美国的各种霸权作恶多端，也决不排除在可预见的一些年内美国突然出现变故，尽管这种可能性极小，但并非完全不存在。若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在未来二三十年乃至上半个世纪就会极具前途。但我也认为，指导世界这场大变革、大调整的正确理论还极不成熟，甚至可以说是仅在形成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理论上的贡献是最重要、最根本的贡献。中国是个大党、大国，理应在坚持和发展正确的理论方面为世界作出更大、更多的贡献。由于国情不同，中国的GDP可以做老二。但美国的GDP只能做老大，不能做老二。为什么？因为美国的老大主要是靠美国的国际金融霸权。只要做不了老大，美元霸权就会衰落，其他国家就会很快抛售美元，美国也会很快落入老三、老四的行列。这时，多极化的世界便会真正到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其中的一极并继续不断地健康发展，就能极大地有利于这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但如果中国社会主义遇到大的变故，世界就有可能重新出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各资本主义大国为重新瓜分世界也可能会重新酝酿并发动新的世界战争。当然，这是从历史的长时段来说的。

　　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我亟须与时俱进，深入进行国际战略研究。要继续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要牢固树立强烈的社会和历史责任感，树立强烈的机遇与忧患意识，把我国的眼前利益与长远根本利益有机统一起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