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跨国粮商得利润
很明显,跨国粮商在威胁着许多国家的粮食主权。他们在粮食国际贸易和转基因技术的开发应用上,早已形成了寡头垄断。跨国粮商的运作模式,已经做到了“三个全”:全球化经营、全环节利润、全市场覆盖。
全球化经营,是指他们已经实现了产业链和公司发展战略的全球布局,这使得他们的采购成本、研发成本、销售成本等等,可以达到全球最低。得益于销售市场和销售价格上的配合,他们可以做到产业利润全球最高。相比之下,中国的粮商,没有一家可以做到,并与之抗衡。
全环节利润,是指他们的业务贯穿了整个产业链,并采用参股、控股、联盟、上下游整合等诸多方式,控制了从研发、投资、生产,到下游所有的加工、销售等各个产业链条。比如,从2004年至今,中国在他们的几次组合战略下,仅仅四年多时间,就丢失了大豆产业的主导权,跨国粮商实现了“巴西阿根廷种大豆、美国卖大豆、中国买大豆”的全球化战略后,赚取的是全环节利润,而中国的豆农和豆企,分别只在生产和收储加工两个环节上生存。四年之内,中国就由曾经的世界最大的原产地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2/3以上的大豆依赖进口,其中转基因豆油占据了80%以上。
全市场覆盖,就是指跨国粮商不仅做粮食,不仅做种子,还在各类农产品与食品领域中经营。不仅做现货,还做期货。不仅做农产品,还做工业品,做金融投资,做地产投资。多样化的经营,可以降低风险;多样化的经营,可以相互呼应。他如果想打击现货市场,利用期货市场就行了;他如果想影响期货市场,只用放出现现货市场中一面倒的风声就行了。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不同意,应该说这是一场“游戏”,或者可以文雅一点儿说,是“博弈”。你选择参与了这场“游戏”或者“博弈”,就要为此负责。如果我们硬要说参加这样的竞赛,是别人逼使的,那也是“阳谋”,而非“阴谋”。
2.外国ZF得战略
实际上,美国不仅仅有粮食战略,还有能源战略、金融战略、军事战略等。美国可能是当前世界上惟一一个制定了将粮食、能源、金融、军事、外交、价值观宣传等捆绑在一起的全球战略,并有能力实施的国家。中国可以有粮食战略,可以有金融战略,可以有军事战略,甚至也可以利用孔子学院等进行软实力的建设和国家宣传,但是,中国目前所有的战略,还没能做到相互配合,而且只能立足于自保,但是美国的战略,相互联系,不仅可以自保,还可以在全球每个角落、每个领域中进攻性地使用。
美国的全球粮食战略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末,它是美国少数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和政治资本结合,谋求世界霸权计划的一部分,这个战略计划被五角大楼称为“全方位优势”(FSD)。他们认为,粮食和石油一样,都是美国谋求世界霸权地位的重要战略资源。“粮食政治化”使粮食成为国际政治硬实力的一项标志。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就着手重塑粮食政策和世界粮食结构。从“取消世界粮食储备制度”到“农业商业化”、从“绿色革命”再到“第二次绿色革命-转基因革命”和“生物燃料计划”,不断使用新技术来逐步控制世界粮食生产和贸易。在粮食商品化和粮食政治化的相互作用下,现在已经有不少国家由于引入了美国的现代农业技术、转基因种子和化学肥料,导致其农业走上了对美国依赖的不可逆的进程。
3.地方ZF得政绩
我可以举一个跨国粮商的例子。据我所知,秦皇岛市ZF仅仅引进了益海嘉里粮油的一个子公司,就增加了1/7的GDP。效果如此显著,试问:哪个地方ZF没有动力去引进这样的外资呢?何况,这些外资企业,都有著名品牌,都有高科技外衣,都有巨额资金投入,是各地招商引资的黄金客户。但是,益海嘉里粮油的子公司被引进秦皇岛后,北粮南运的咽喉,就被卡住了。在短期内,中国的行政力量,可能还足以调运粮食,但未来的粮食商品化和加工链条,都会被扼住咽喉的商业资本抢得先机,使得国家的东北商品粮基地及北粮南运的国家战略,出现一些变数。
4.中资公司得好处
中资育种公司,由于缺乏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全环节利润、全市场覆盖”的优势,也难以在国内种子市场条块分割、农户小规模经营、产业链条未经整合的国内市场形势下,获得长足的发展。因此,当种子行业的跨国公司伸出“友谊之手”的时候,中资公司的管理层和雇员,会因为短期内可以得到高额的收入和集约化、市场化、产业化平台,倾向于寻求合资、合作,甚至主动选择被兼并,以得到短期的好处。由此,中国公司会一个一个地变成外国公司的买办。
5.科研院所得经费
在2008年7月以来国家转基因重大专项资金的分配上,出现了300多家高校与科研院所分割200多亿元转基因研究基金的现象。各自为政的高校与科研院所,不仅会做大量无效的、重复的研究,还很容易在发表论文、出国交流、专利申请、商业赎买等诱惑下,把阶段性成果和国家机密,轻易地公布或出卖出去。同时,分散无序的转基因研发过程,也容易发生基因漂移、技术泄露等问题。这类事情已有发生。
6.国家部门得租金
一位跨国种业公司负责人,在2009年初中国农业大学主办的种业精英会议上扬言:中国开放转基因的研究和推广,是迟早的事情;中国认可并开放转基因育种市场,指日可待。不幸的是,不到一年,他的预言就变成了现实。
国家管理生物育种的相关部门,有很大的权力和职能。但是,权力行使的过程中,可能仅仅是由少数“县官不如现管”的具体经办人员负责。制度租金的客观存在,使得设租和寻租现象,在生物育种领域同样存在。不幸的是,转基因研究的潮流,使得跨国公司的院外集团,可以轻易地以少量的利益交换,俘获具体经办人员,使得社会公众利益、国家安全、长期战略等,因缺乏相应利益表达者,被逐渐、轻易地攻破底线。
7.种粮农民得闲暇
转基因种子,也会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一方面,经过转基因处理后,作物会有抗药、抗虫等特定的抗性,会减少田间管理或者农药、化肥等投入,使得农民可以更加安心地出外打工,得到闲暇时间,以获得更多的农外收入,来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另一方面,转基因种子在出芽率、抗倒伏、结实率等方面,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会带来短期的产量效应,短期的种子廉价或者免费销售策略,以及收成的回收加工策略,也会使农户得到短期内的收入效应。需要明确的是,绝大多数农民对转基因种子并不了解。甚至在使用过后,也不清楚这种种子的技术细节和生态影响。当然,在种粮收益如此低下的时候,更加不能奢求农民有清醒的风险认知和粮食安全、食品安全考虑。反而,多数农民在种子营销战略下,会受到短期利益驱使,主动采用转基因种子,以获得短期收益。最终,在作物育种和种子采纳上,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就像中国的大豆市场出现“劣豆驱逐良豆”一样。
转基因研究应该利用国家集中体制
表面上,美国是一个相信分权、市场、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但在转基因的基础研究上,却采用国家集中体制。1997年5月,美国成立了植物基因跨部门工作组(IWG),由总统直接挂名领导,国家科技委员会所属的科技政策办公室牵头,实施国家植物基因组(NPGI)计划,该计划协调了国家科学基金(NSF)、农业部(USDA)、能源部(DOE)、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国际发展署(AID)、森林服务部门(USFS)、预算管理办(OMB)和科技政策办(OSTP)等几乎所有相关部门,利用国家集中体制,做出了许多基础性的、重大的研究成果。
因此,即使要进行基因育种技术研制,其核心也要如同核技术、航天技术类似,只用于国家战略目的。如同保持核威慑力一样,要保证基因的威慑力,就要保证其可控性,要如同核不扩散一样,保证基因不扩散。转基因育种领域,需要建立诸如航天工业总公司,核工业总公司这样的体制,去进行相关的育种研究。由于种子基因的基础性、长期性和重要性,远远大于核武器、航天器,转基因育种技术的产业化推广,其社会影响和潜在威胁,比核技术、航天技术方面更重要。种子行业是一个资本稀缺性部门,只要有效整合研究力量,并投入为数远比核工业、航天工业少得多的资金,就可以做出关乎国计民生、生态环境、子孙未来和国家基本稳定的研究。所以,当前迫在眉睫的事情是,迅速调整国家转基因重大专项的研究体制,避免技术分散、资金分散、人员分散所带来的一系列可能弊端。
① 参见绿色和平组织2009年12月份的调查报告,以及《转基因作物的经济代价》(待发表)。另有新华社、《21世纪经济报道》等新闻记者的报道。引自中国食品科技网2009-10-12
http://www.tech-food.com 。
② 例子可见2004年的纪录片《食物的未来》(future of food)。
③ 语出孟山都的菲尔·安吉尔(Phil Angell),刊于《纽约时报》1998年10月25日。
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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