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好大学的农村孩子为何越来越少了

  2011-08-18         李昌平

2008年12月，总理温家宝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感慨，“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

据2011年8月4日的南方周末报道：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2010级王斯敏等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 不仅仅是北大清华。教育学者杨东平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得出，中国国家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开始不断滑落。

为什么从1990年开始，上好大学的农村孩子为何会越来越少呢？这不是一个好回答的问题，但我愿意结合我的人生经历做一点肤浅的解读。

我出生在洪湖岸一个以捕鱼为生的渔民家庭，今年48岁了。我的四年半小学是在周河公社红华大队的茅草学校里断断续续（因为淹水）的度过的，但5位老师有3位是正规师范学校毕业的，只有2位“背米袋子”的代课教师（现在称“民办教师”）。我上小学时基本上是不花钱的，勤工俭学就解决了书本费。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上学了。90年代，我的侄子在村子里读小学的时候，教师基本上是民办教师了，每生每学期的学杂费不少于250元。经常有学生因为交不起学杂费而辍学。

我的两年初中是在监利县周河（渔业）公社中学度过的，教师全是公办教师。每学期的学杂费不到2块钱。我那个年代的孩子80%的能够读到初中毕业。到90年代，周河中学每生每学期的学杂费不会少于500元（收费是全县最低的），只有60%左右的孩子能够读到初中毕业了。

我的两年高中是在监利县棋盘公社中学读的。当时的棋盘中学师资力量和县一中相比不算差的。我80年考大学，棋盘中学80年的高考上线率不比监利一中差的。我读棋盘中学的时候，每生每学期的学杂费不到5块钱。80年代，棋盘乡70%的孩子都能读到高中毕业。到90年代的时候，棋盘中学已经没有高中年级了。我2000年出任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时候，走马上任的第一天第一站就去了棋盘中学，学校衰落的不成样子了，棋盘乡的孩子要到很远的地方上高中，每生每学期的学杂费至少1500元以上，如果分数不够线，差一分要交100元。2000年的棋盘乡只有30%左右的学生能够读到高中毕业了。

今年5月，我回监利周河老家，我家所在生产队的二十几户家庭的十几个孩子基本上都在四十里外的县城上小学、初中、高中。村里的小学垮了，周河中学也垮了。现在虽然实现了义务教育，读书反而更难了、更贵了。

80年代以前，教师在乡下教书的工资高，在城里教书的工资低。加上那个年代很多教师思想上追求上进，主动申请到农村教书育人的老师也不少，农村师资力量相比城里差不了多少。所以，农村孩子在农村是可以接受到比城里孩子差不太远的教育的。

到90年代，我担任乡镇主要领导职务了，我经常对上级发问：为什么在乡下教书的教师的工资反而比在城市教书的教师的工资还低呢？乡下的孩子也是祖国的未来，为什么好老师都进城了呢？好老师进城了，有钱的农村孩子跟着进城了，农村的穷孩子读书也没什么劲头了，农村的教育从90年代就开始滑坡了。

2000年后，我离开了体制，经常在媒体上发问：教师教书为什么不下乡了？学生读书为什么要进城啊？我在2010年写过一篇文章：《警惕以教育作为推动城市化的手段》。文章说，在中国的县市一级，快速推进城市化或城镇化的办法有三个：其一是搞经济开发区，就是利用特殊政策把投资全部吸引到开发区来，剥夺其他地方（特别是农村）的发展机会。其二是党政机关“迁都”，只要党政部门等权力机关从老城区搬家到了新城区，新城区就自然会快速建设起来了。其三是办教育园区或教育城，让教育成为城市化或城镇化的工具，假改善教学条件、办第一流教育之名，把全县（市）的优质教育资源全部集中于县（市）新城区，老师进了城，孩子不得不进城，家长怕孩子学坏，家长也得进城“陪读”。一个50万左右人口的（市）县，在县（市）城边上搞2000亩的教育园区，可以在短期内聚集5万人左右，等于再造一个新县（市）城。教育成为了官员们搞政绩工程的手段。受害的是农民和农村孩子，特别是贫困的农民及其孩子。

农村很小的孩子要去数十里外的县城上学，读书难、读书贵是可想而知的。孩子课外无人管，上网、加入组织、吸烟、早恋、厌学等等坏习惯很普遍，家长陪读成本极高，能够读到高中的农村孩子自然越来越少了。我村子里每年上大学的人在逐年减少了，今年只有 6人考上了大学，其中够一本线的只有1人。最高峰的2005年，我们村考上了17人，其中有8人够了一本线。

我80年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才1100多亿元。国家每月给大学生23元补助、35斤粮票，23元我每月还可节约1－2元钱，基本不要家庭负担。我现在在大学教书了，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国企收入、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大学自有收费收入等等加起来可能数十万亿元了，学校的收费却高得离谱。现在，穷人的孩子读大学真不容易啊！过去，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有1100亿元的时候，读大学不要钱，还给钱吃饭。现在，政府和大学的可支配收入数十万亿了，还找学生收高的离谱的钱。每当面对贫困的大学生的时候，我经常会发问：钱都干什么去了！

现在，穷人的孩子读大学不容易，大学毕业了找到好的工作可能更不容易。

我这代人大学毕业后，进大机关、大国企、大学校、大医院多得是，几乎与出生无关，主要与成绩、品德和表现有关。80年代对于大学生来讲，真是一个有理想就能飞扬的时代。现在的大学生毕业了，没门第、没关系、没长相、没金钱，考个小公务员都是万人同挤独木桥。如今农村的穷孩子进大机关、大国企、大学校、大医院等等，估计敢想的人都不多了。

现在这个时代，理论上给寒门子弟的上升空间特别大，但现实理想的平台很少了、门槛很高了。能够跳上平台、跨过门槛的寒门子弟越来越少了。这样下去，不仅上好大学的农村孩子越来越少，愿意上大学的农村孩子也会越来越少的。我常常对农村的来的大学生说：对多数农村孩子来说，读大学可能是得不偿失的！我知道作为一个老师，这样说是不妥的，甚至是残忍的！

教育改变人的命运！在这个年代，教育未必能够改变人的命运！？

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一个能够让底层人获得平等受教育的机会的社会。其实这不难做到。1100亿财政收入的时候可以做到，有了数十万亿的可支配收入了，做不到吗？！

一个好的社会，更应该是一个能够让底层人可以获得平等上升机会的社会。其实这也不难做到的。我们曾经做到了，难道现在做不到。帝王将相焉有种乎！

上好大学的农村子弟越来越少了，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的子弟尤其是。这表面上看，是一个钱的问题，实际不是。是公共资源配置不均的问题，是公共权力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产生的问题。公共资源姓大公，不能姓小私；公共权力姓大公，也不能姓小私。只有依法配置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才能保证其大公属性。这既是一个民主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