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需求”有两层意义，首先是主体指向某个标的的意愿，其次是标的本身。一旦需求的意愿与需求的标的重合，就意味着这个需求被实现。
通常，我们所说的“需求”是指人的需求。需求以及需求的能力也被看作是人性本身。新技术革命，极大地满足了我们的各种需求，同时也催生了无数的新需求，新需求远远超过我们原有天然的需求之后，是不是意味着人的性质也在发生改变呢？这种改变有极限吗？
当今这个新需求喷涌而出的时代里，我们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来自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技术对于人本身的挑战和威胁。机器人的需求，动植物的需求都成了必须面对的问题，他们也会是需求者吗？
需求的强度常被视之为“价值”，新需求产生新的价值和价值观，这就对价值理论体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关于这些领域的理论研究也还远不是一个成熟的领域，在现有的理论库中还没有一件趁手的武器可拿来应对这些挑战。
总之，我们需要一种涵盖所有需求者所有需求的一般需求理论。
仅仅在原有体系的顶层修修补补、增砖添瓦显然已于事无补。譬如“虚拟经济学”中的“虚拟”概念，就是一个腼腆和无奈的方案。因为将心理需求以及为满足心理性需求所生产的产品称为“虚拟需求”和“虚拟产品”并不贴切，在中文里，“虚”字含有不真实、虚假、虚幻的意思，显然不应把心理性需求以及为实现心理性需求的产品本身都当作是不真实的、虚假的、虚幻的，因为我们要为之劳作和付账。而真实的东西常被称作是“实体”，只有实体才可以成为对象。出现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可以追溯到一些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哲学常识和信条，比如，只有物质才被作为唯一的实体，我们还缺乏足够的研究和信心去挑战这个传统。
传统的理论大厦已是捉襟见肘、风雨飘摇了。在理论和事实发生冲突的时候，应当更倾向于事实。现在应该转回身来，重新深究这些体系的根基，将基础建立在更深层的岩层之上。
正如康德所阐明的那样，人具有先天的综合判断能力，这是当下的人之所以能够认识世界、适应世界的先决条件。同理，也可以说当前的人都具有特定性质的先天需求，而且，先天具有实现这些需求的自然倾向和能力，这也是人与人之间可以建立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先决条件。例如，经济学意义上的需求，特指人成为经济关系中的人之后的历史范围内的需求，这是一个被默认了的常识，绝大部分关于需求的理论都建立在这个默认之上。
也正如康德并没有向我们说明先天综合判断能力从何而来一样，所有的经济学家也都没有系统地说明人的需求从何而来。此前关于需求的理解都只建立在不追究人本身的来源和去向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对需求本身不追究来源和发展、变异的基础之上。只能将当前的、具体的需求作为讨论对象和出发点。然而，这种种被默认的“一般需求”、“一般价值”也都并不具有足够的一般性程度，只是某种具体层次、具体尺度、具体历史阶段的具体概念，因此，才会造成理论本身有效性范围的不足与滞后。
150多年前，达尔文提出了物种起源论，在把所有生物都作为一个演化过程的同时，也把人类自己作为了没有太多特权的一种生物物种，人也具有自己的演化史。因此，作为人类行为的“需求”当然也只能伴随人本身的演化而生成、积累、发展、演化。如果将进化论贯彻到底，把人本身看作是一个过程，那么，作为人性标志的需求也应当是一个过程。需求也是一个与世界发展进化历史相关的发生、发育、演化、积累、变异的过程。
沿着进化论的思路，向前追溯，人自身是从普通的物种发展、演变而来的，人的需求都是从其前身物种的需求中演化来的，因此，人的所有需求都是从前一种状态中延续、发生、成长、变异、分化出的一簇枝杈或叶脉，这些具体需求有着共同的起源，这簇分支中所有成员可能拥有一个共同的分叉点，分叉点之前的状态或实体就可能是这簇具体需求中所有内容和成员的共同部分，就具有更大的一般性程度。这也就意味着，将起点在向前追溯，将起点向前移动，就可能找出更具有一般性的实体，追溯到我们所说的这一簇具体需求的发源地。换言之，把人的发育史放在整个生物界进化的大背景下，人的需求的进化史只是整个生物界进化史中的一个分支，沿着这个脉络向前追溯，可以找到人的需求的起源点。再进一步，把生物界的进化放在整个世界进化的大坐标系中，就能看到生物性需求的起源，甚至更早的源头。一般说来，我们相信，越早的就越是一般的。用这个思路，我们有可能找到最一般的“需求”。
上面的推论基于这样一个猜想：前面的实体相对其之后进化的实体来说具有一般性。越向前追溯，一般性程度就可能越高，追溯到了进化进程的极限，就可能达到一般性的极限，也就是得到了最一般的需求；反之，沿着进化线索向后展望，直到这个一般需求所能涵盖的所有具体形式、每一个具体的需求形式，就是一般需求具体化的极限；在这两个端点之间，是这个一般需求范畴有意义的区间。
但是，这只是一种基于历史决定论的推论，是一种基于“继承性”始终有效的信念。事实上，进化过程并不保证所有性状都能均等地继承下来，每一个分支都可能发生灭绝和断裂；进化中也可能产生出与传统模式不甚相干的变异，新出现的变异与作为进化基础的势态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继承关系。只有在这两种例外不十分突出时，上述的猜想和推论才会有意义。
尽管如此，我们仍旧可以沿用进化论的思路，仍旧可以把进化和积累作为一般线索，这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到现在为止的所有重大的突变都是在有限势态范围内发生的，都是局部的，都没有能从根本上改变进化线索。所以，这个线索仍然在宏观上存在，在宏观上有效。
回过头来看，我们不知不觉间把“需求”这个用来专指人的意愿和意愿对象的概念推演到了人形成之前的其他历史阶段，不仅推广到了人之外的其他生物，甚至还可以推广到生命之外的更广阔的领域。那么，“需求”这个概念就随之演变成了一个更一般的概念。
可以把这种意义上的、超出“人”之外的需求，称之为“一般需求”。
相对于“一般需求”来说，人已经不再是唯一的需求主体了，只是其中的一种需求主体。另外，人之外的其他需求主体并不都具有意识和自我意识意义上的“意愿”，“意愿”被泛化为一种自然倾向。那么，一般需求的概念可以表述为这样两部分：实体趋向于一个特定目标和状态的自然倾向以及被这个实体所倾向的目标和状态本身。
一旦对于需求的追溯超出了“人”的范围，追溯到了人形成之前的进化史阶段，也就超出了人文科学的研究范围，就不再属于经济学和人文科学了。也就意味着，我们试图在经济学和人文科学之外为其寻找理由和基础。不过这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正如我们不可能提着自己的头发使自己离开地面一样，经济学的所有基础显然也不能全都在经济学和人文科学的范围之中，不能指望经济学和人文科学自己证明自己，只能跃出这个圈子，到另外一个领域里寻找支点。这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在人文科学领域之外，在看起来不相干的另一个领域里探寻人文科学的基础。
要更深入研究需求，就要从普遍联系的整体局势入手。而至少在目前，最具整体视野的学科方法依然还是哲学。这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哲学的方式寻找需求理论的基础和支点。譬如，只有寻找到“意愿”作为一种实体存在的哲学根据，明白了这种实体与其他实体的相互关系，在所有实体的关系中找到了“意愿”的位置，才能确定“意愿”的性质，从而确定“需求”的意义。于是，需求问题就从经济学问题、从生物和人文命题转变成了一个哲学话题。至于哲学所必需的科学知识背景，那是哲学自己的功课。
需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价值问题在哲学领域里又具有怎样的地位和意义呢？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德顺教授的一段论述：
“价值论（axiology）是继存在论（ontology，旧译“本体论”）、意识论（gnosiology，旧译“认识论”）之后形成、且与之在同等层次上并列的一大哲学基础理论分支。在哲学史上，这三大分支获得命名从而正式形成的大体时间，分别是：１７世纪（存在论），１８世纪（意识论），２０世纪（价值论）。价值论之所以在晚近才真正形成，是因为它的内容最为庞杂，有待于前两者及其他具体人文社会学科发展的相对成熟作为自己的基础。
……
存在论提出和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存在和非存在？什么存在着？怎样存在？”
意识论提出和回答的问题是：“人是否能够以及如何了解和把握存在？”
价值论提出和回答的问题是：“世界的存在及其意识对于人的意义如何？”。[引自：李德顺著，《价值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14页。]
可以对李德顺教授的观点做一些推广：
1、世界的发生是一个从物理世界诞生----有机界形成----生命出现----意识能力产生----社会关系发育----价值观念的成熟，这样一个连续的进化过程；
2、哲学的三个主要课题的划分，分别大致对应于从世界诞生到价值观念形成的全部过程的不同阶段；后出现的哲学视角关照着此前的所有视野；
3、具体讲，价值概念中包含了被意识到了的意愿和需求强度，意识本身毕竟首先是一种存在者。相比之下，存在论的问题就更根本、更一般。意识和价值本身作为存在者，都是存在者自身发展的成果，都应当在存在论中找到自己的源头和一般性的规则。
所以，追寻需求和价值的一般性及其一般规则的工作，应该从哲学的存在论开始，从本体论的源头开始，由此得到的将是一个不断演化和发展的连续进程。只有找到了更一般的、甚至最一般的需求，寻找到需求的极限的起点，才可能为“需求”找到坚实的立足点，才能使其成为一个科学的范畴，成为研究具体需求的出发点。
在通常的意义上，需求的极限是指我们究竟需要什么，需求多少，其实就是指我们意愿的极限。最难以把握的是人的意愿，更无法知道由于为了实现眼前的需求还会派生出些什么更离奇的需求，所以，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自己究竟需要什么，也不知道我们所使用的方法能不能导致我们实现所有这些需求，实现了这些需求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命运。
如果需求是人性的标志，需求的变化是否就意味着人性的变化？那么需求的极限也就可以被看作是人性的边界和极限吗？这个极限真的存在吗？
“需求的极限”这个命题有两个方向、两种意义，一个是向前追溯的，一个是向后瞭望的。一种是追寻需求起源的极限，追寻最一般需求的极限，一种是追寻具体需求及其实现形式的极限。理想中，把握了这两个端点，就有了论域的明确界定，就有助于形成关于价值和人性问题的新视野，或许还有助于设想一个如何处理与未来新生智能、生命体系关系的展望平台和工具。这就是本书中企图探讨的课题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