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社会治理的尖锐矛盾是城乡二元结构,
由失地农民引发的群体事件成为最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这些年的基层调研让我认识到,我国对城市和市民实行“统包”,对农村和农民实行“统制”,盘根错节地纠结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和财税、金融、教育、医疗各方面的利益冲突。现在,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农民就业不充分、失地农民利益补偿不到位所导致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导火索。我认为国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不能把城市化建立在农民就该受损的前提之下。在这个问题上处理不当,就会激化各种对抗性矛盾,最终导致一场深刻的社会动荡。
面对城市化瓶颈凸显的困局,我也一直在寻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这个空间的具体落点,在我看来就在县城和中心镇。我们正面临着这样一个机会,30年前撬开发展大门的农民,30年后也可以创造出独特的治国新思维。把小城镇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有利于有效地缩小城乡差别,有利于可靠地保证粮食安全,有利于均衡地推进城镇化进程,国家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布局必然因此发生积极而深刻的变化。这是我国所拥有的一个长远优势,寄托着广大农民追求幸福生活的世代梦想。
在起草信阳市农村改革发展试验区报告时,我发现农民愿意进城的很多,其中76%的人更愿意进县城和中心镇。这坚定了我的一个信念,以县城和中心镇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符合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基本国情,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市场体制之后的又一次制度创新。但客观地看,各级政府在政策和资金资源的使用上,更习惯于中央向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倾斜,地方向省会和地级市倾斜。对于县城和中心镇的政策设计,一直处在吃不透、拿不准的状态中。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我国市区人口超1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有122个;50万到100万的大城市有118个;20万到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有151个;20万以下人口的小城市有264个。在我看来,这些小城市通常都是指县城,在本质上都属于县域经济的范畴,如江阴市澄江镇、迁安市迁安镇等。县域处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部,是城市与农村的联结点。全国2,000多个县(市),土地面积占93%以上,人口占70%以上,在全国发展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些人至今还在提倡加快发展地级以上城市,这是极为不妥的。如果借城乡统筹之名继续扩张这类城市,只会加剧城乡之间的全面失衡。
这些年我一直在呼吁,要放宽落户条件,允许有稳定住所和收入的青壮年农民及其子女首先成为县城和中心镇人口。这一步迈得好不好,主要看能不能解决好3个具体问题:一是进得去,这就需要赋予农民进镇身份。二是进得起,这就需要把农村宅基地所有权首先归还农民,当农民选择进镇就业或定居时,可以通过宅基地所有权获得经济补偿,同时也获得进镇落户或创业的启动资本。三是留得住,这就需要为进镇农民提供平等的居住和就业机会,让他们享受平等的失业保障制度、低保制度、教育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等公共服务,做好由土地保障向就业保障和社会保障的衔接,最终全面完成人口城镇化。
很多人都关心,县城和中心镇到底能不能留得住农民?这就要看能不能真正解决好农民在县城和中心镇的居住、就业和生活保障问题,提供包括教育、医疗、养老和救助等社会保障。我在调研中发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比如按当时人口分配耕地,一定30年不变,搞大稳定小调整,新增的不分配,离开的也不退还。这就造成了2.5亿青壮年农民为生活所迫涌向城市,他们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像候鸟一样在城乡之间奔波往返。在他们的身后,还有8,700万农村留守人口,其中包括2,000万名留守儿童,4,700万名留守妇女和2,000万名留守老人。
人们有理由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些青壮年农民本质上就是流民,他们用自己的汗水、泪水甚至生命建设城市,是劳作最辛苦、生活最艰难和变动最频繁的群体,却享受不到与市民同等的国民待遇。最近伦敦所发生的骚乱事件给我一个启发,需要以县城和中心镇承载这些青壮年农民的未来,让他们从流动就业向稳定就业转变,从简单劳动力向现代产业工人转变,从劳动权益保护向无差别社会保障转变。这是一个必须解决而且回避不了的现实压力,这是一个必须抓紧而不能拖延的政治任务,回旋的余地越来越小。
这些年来,我一直关注县城和中心镇建设,实地考察了100多个点。我想说的是,小城镇是所有城市的母体。从各国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看,农民通常占总人口的10%以下,农业就业大约只占就业总量的5%以下。但我国国情不同,农民占总人口的70%以上,农业就业占就业总量的50%以上。如果农民占比下降到30%,就要从农村转移5亿多人口出来;如果农业就业下降到10%,就要从农业转移2亿多劳动力。在这样一种国情框架内,把新农村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是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农民问题的必然选择。
在2005年、2006年的一号文件中,中央两次都以新农村建设为切入点,应该说这个脉号得很准,但不足之处是文件没有说清新农村与小城镇建设之间的关系。就我了解的情况看,这几年各地搞的新农村建设典型,通常原有经济实力很强,有的搞钢铝大型企业,有的吃矿山资源老本,很少是真正从土地上“站”起来的。比如,个别典型主要靠大工业起步,又凭借资本优势在房地产等领域扩张,兼并了周围的10多个村庄。我很担忧,这种情况很容易制造新的矛盾和冲突,造成中心村受益,被兼并村受穷。
综上所述,治国理政需要顶层设计,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我认为这同样适合城镇化进程中农民问题的改革创新。所谓顶层设计,就是要以全局视角,准确把握与农民相关的各种要素,统筹推进城镇化进程,选择正确的目标,制定正确的路径,避免农民增收更加艰难,农业发展更为复杂,农村稳定局面更为严峻。在我看来,对于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必须作出从上而下、以难带易的政策安排。否则,就会像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感叹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