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世界大国的年工业增幅都曾连续10年高于10%，令私人消费低于经济产出的50%，并将投资作为经济战略的中心。其中一个是现代的中国，另一个是斯大林时代的俄罗斯。尽管中国已经放弃了社会主义经济，但它仍过度偏爱投资而非消费。这一做法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却也让未来的稳定面临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发布的员工报告中，对中国控制投资增长的能力表示怀疑。该报告指出，危险在于，过度投资最终将导致价格和利润水平崩溃，银行不良贷款堆积，经济增长步伐急剧放缓。

如果一个经济体剩余劳动力和廉价资本泛滥，就很难计算出其投资增长的极限。在不引发通胀的情况下实现经济的迅猛增长(超过10%)，是有可能的。中国经济也许过热，但并未热到“融化”程度。

更确切地说，中国的危险在于资本配置不当(misallocation of capital)。如果产能相对于需求而言过多，或使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外国需求，那么资本配置不当就可能导致通货紧缩。低估的实际汇率水平、资本控制、以及鼓励企业将利润用于再投资而非发放股息的做法，都加大了资本配置不当的风险。

问题的核心是实际汇率水平被低估。它鼓励了企业对出口产能的投资。更重要的是，它要求央行保持低利率，以减少市场对货币的投机。低利率进一步刺激了国内的投资，而资本控制也阻碍了企业在国外寻求更高的回报。

中国一直尝试通过行政命令减少投资。它要求各省限制房地产投资，抑制污染行业的增长，停止建造新的钢铁厂和汽车厂。但省级政府官员相信，经济增长是衡量其政绩的唯一标准，因此他们鲜有行动。即使他们的确阻止了一些投资，这些被停掉的工程中可能包括效率最高的项目。

中国需要的是有管理的汇率升值，提高利率，适当放松对资本的管制，改善针对穷人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既可以直接提高消费水平，又可通过减少储蓄动机，间接促进消费。北京已允许人民币有所升值，但其进程实在太慢。

中国必须转向更加依赖消费。这对斯大林来说从来就不是问题，因为他根本就不关心人民的福利。但中国政府必须响应人民对更高生活水平的憧憬。中国应该提高支出和消费水平。这种转变开始得越早，就越有利于中国经济、中国人民和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