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五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1月30日上午在上海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率先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格局，对于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国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意义重大。

若能构造一个简单的数理模型专门讨论“长三角一体化”对江浙沪皖“潜在增速”（潜在产出的增长率）的静态（短期）、动态（中期）和稳态（长期）影响，会是政策建议上的一个有益补充。理论演绎的难度在于如何测度或表达“长三角一体化”这个外生变量或伪外生变量。以现在仍较流行的新Keynes模型而言，均衡潜在产出主要是技术、税收等外生变量以及消费跨期替代弹性、劳动供给的Frisch弹性等参数的函数，因此理论框架上“长三角一体化”要么作为一个独立的外生变量或参数，或者作为伪外生变量，是为其他外生变量或参数的函数。在进一步构造理论模型探讨之前，经济大家的一些定性思考富有启发。

为何要关注“长三角一体化”对“潜在产出”的影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陈彦斌教授在今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谈到类似话题，他提出，“经济增速实现潜在增速合理水平才能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3年第10期）。该文谈到，“既有宏观经济理论将潜在增速视为一个经济体能够保持的最高增速，因而认为产出缺口为零是最优政策目标”，因此，“将潜在增速视为最高增速的认识存在误区，会导致经济陷入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螺旋下滑的负向循环”。

根据笔者的理解，“潜在增速”作为最高增速，是给定当前经济状态（给定技术、偏好等）的一个合意增速，此合意增速与价格弹性、自然失业率或充分就业等指标关联，宏观政策锚定合意增速意在求稳。但“潜在增速”确实并非不可突破的“最大值”（常数），仍是一个“变量”，或可近似为技术、税收、消费跨期替代弹性、劳动供给的Frisch弹性等外生变量或参数的值函数。如果“长三角一体化”本身并非与上述外生变量和参数相互独立的外生变量，那它或可通过影响这些外生变量和参数来改变“潜在增速”。而“潜在增速”的提高，将推动江、浙、沪、皖等三省一市继续较快速度且高质量发展。


全文链接：https://weibo.com/1350565915/NwhP1Bc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