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来自Ebenstein(2010)可做计划生育政策的工具变量, Li 和 Wu(2018)采用
1980年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来,我国各省份每年超生一个孩子的平均罚款 (社会抚养费) 作为工具变量。
该变量由 Ebenstein (2010)整理,较多以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为背景研究兄弟姐妹数量问题的文章使用
了这一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