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区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主权信用不断恶化，削弱了人们对银行体系的信心，反过来加大了ZF将不得不承担更多银行债务的可能性，这导致主权信用进一步恶化，从而又进一步削弱了人们对银行的信心。

    欧洲领导人已经证明自己没有能力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因此这场欧洲危机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全球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20国集团(G20)早该出面干预了。

    他们必须立即要求对欧洲银行的主权风险敞口实施一致的会计处理和监管。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已经迈出了头一步，对欧元区银行是否为ZF债券相关损失作了充足拨备提出了质疑。该理事会所指出的拨备不足问题，正是导致政策制定者未能为危机国家提供切实债务减免的原因所在。

    在确保一致的会计处理和充足的拨备方面，有一个现成的榜样可供欧洲效仿。美国在1979年成立了跨部门国家风险敞口审查委员会(Interagency Country Exposure Review Committee)，该委员会有权要求银行为因国家风险而受损的资产拨出特别准备金。这套做法后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最终解决拉美债务危机的布雷迪计划(Brady Plan)奠定了基础。

    欧洲银行管理局(EBA)可以组织各国监管者成立一个类似的委员会。但有一点至关重要：就像美国的做法一样，在有关特别拨备的事务上，这个委员会必须有一个人掌握着最终决定权。这个角色不应由某一国的监管者担当（因为他们与自己所监管机构的关系过于密切），而应由EBA来担当。IMF和国际社会应坚持这一点。

    其次，对于无力拨出该委员会所要求的准备金的银行，应动用欧洲金融稳定安排(EFSF)向它们直接注资。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杰克逊霍尔(Jackson Hole)会议上就提出了这一建议。但她没有公开承认的一点是，EFSF本身也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因此，应成立一只由G20出资、由资金充裕的亚洲国家牵头的基金，来购买欧洲银行的优先股。

    亚洲国家应该会愿意这么做：它们自身的稳定系于世界经济的稳定，而欧洲是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假如欧洲在它们的帮助下，成功地控制住了危机，那些优先股将变成相当赚钱的投资。

    此外，G20应扩大央行互换网络。欧元区银行依赖美元资金，而这是欧洲央行无法提供的。然而，在美国举行总统竞选活动期间单纯依赖美联储(Fed)是有很大风险的，因为在这个时候，帮助外国人可能变成一件具有政治含义的事情。最好是同时与拥有大量美元的亚洲各国央行进行货币互换。

    最后，在沿着布雷迪计划的方向迈进时，欧洲需要一个债务削减框架。但它不应机械地模仿布雷迪计划——就像它在近期的希腊协议中所做的那样。希腊ZF被迫发行零息债券来作为其新发债券的抵押品，正如上世纪80年代末拉美国家的做法一样。但是，在当前的低利率环境下，零息债券（要求发行主体在30年后一次性偿付）是极其昂贵的。相反，IMF应建立一个用来承保备用信用证的安排，帮助提升新发债券的信用等级。

    此外也可利用这个安排组织债权换股权、换环境、换教育等等。上世纪90年代就有过类似措施。资金可以从亚洲主权财富基金筹集。即使是意大利这样的大国也可以利用这些措施来削减债务。

    欧盟会容许IMF和G20如此之深地介入自己的家务事吗？事实上，IMF已经插手了，它是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纾困行动的共同出资人。美国也已经插手了，它是美元流动性的提供者；亚洲国家则是欧洲债券的购买者。至于是否容许它们进一步介入，欧盟可能会犹豫不决。然而，它犹豫得越久，它反对的理由就越弱。如果世界其他地区现在不进行更有力的干预，这场欧洲危机将不再局限于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