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和保险公司都是金融公民的一员，都是能够集聚财富、协财共用、融通俱进、解危济困的法人实体。银行和保险公司都是也必须是政府的门客机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银行和保险公司意义太大、风险太大、关联甚多、需要公信力、而且需要大量的信息、容易被利用、甚至需要一定的制裁暴力的能力、也需要一些媒体的支持。

但是银行是利息相关的，而保险公司是形势相关的，自然是有不同之处。其另外方面的不同之处就是：：

银行对通货问题非常地敏感，“价格高一点、低一点”就是银行的争执的焦点，银行就是在争执国民经济的动态，经济局势好则尽量多赚一点，经济局势不好就少赚一点、至少也不想赔本。政府的经济分析和决策部门能帮就帮，能赚就分一杯羹，（不能帮就拿工资和科研经费吧）。但是，全社会的危机感和义愤心会对政府部门的任何的偏肘作出情理的判断和照应。

保险公司的心思则都在社会的正气上，或者说保险公司如果不是以正气作为自觉的理性，那就不会有什么合情合理的职业道义可谈，就不会有长久的人气。而保险公司要开发一个险种，就不能自闭门户，政府是最快的经济信息来源，而保险公司自身也必须要作出有效的判断和求助。只要需求是存在的，保险公司就会有执着、有上进心。而保险公司的社会需求，无过于是人近皆知、有求则力、遇险而生、困顿转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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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然银行以通货涨跌作为行业的内幕，而保险公司以社会正气作为行业的内幕，那么银行产业自然会比保险产业更为优越，因为通货可以用货币计量，而正气却是难以计量的。然而保险产业比银行产业也有优越的地方，那就是保险产业比银行产业更有人情味，更能“优人而植心”。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保险公司可以把向银行存款作为一种增值的手段，而银行也可成立一些风险基金，让保险公司作为信息提供商和服务提供商（比如说参保），使银行有更强的预期合理性。有时银行还需要对自身的某些有风险的金融项目和保险公司合作。银行与保险公司之间也可以提供互相之间的资金代管服务，用于增加外延、开拓市场、以效益的提高为目的。

再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政府如何对待所有的银行和所有的保险公司，如何对这些门客进行管理呢。战争中的军队用的是命令，市场经济用的是价格信号――而政府用的则是行政指令。于是，对众银行和众保险公司就必须进行行政体系的建设，用来形成坚决、有效、快速的良性施政目标群集，用以争取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外部性高地，使得银行和保险公司可以自觉地合理地作出优秀的决策、和及时勘误的反应。

那么到底在政府的眼中是银行的地位高，还是保险公司的地位高呢。或者说哪个更有领导力、更有优势呢。银行可以借贷、保险公司可以救急，谁都无法取代谁――看起来，最后的解释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解释―――――那么当下是什么解释呢？？

有问于此，甚需大慈大悲，诸君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