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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19

中国周刊201107期封面


  徐一龙

  多年以前,人们不愿忍耐乡村中机会与公平的匮乏,来到城市。而在城市中,机会被越来越拥挤的人流稀释,公平也逐步触顶。人们却也无处可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让我们成了大城市的“人质”。

  有一天,一个朋友有点小激动地对我说:你还别说,快速公交一开通,上班用的时间果然短多了!

  我问:缩短了多少时间?

  他说:半个小时。

  我问:那你现在上班得多少时间?

  他说:一个小时十分钟吧。

  一时间,我有点恍惚。眼前这个活生生的人,正在为每天上下班路上耗时不到两个半小时而兴高采烈。

  我这朋友也是北方小城生人,家乡的县城逛个来回不过一个小时。大城市生活改变了我们的时间观念和幸福感受。而这,正是我们想追求的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吊诡的是,即使这样的快乐生活,也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朋友住在北京的通州区,北京最东部,过去叫通县。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总是从此路过。现在,每天有大批白领从这里出发,进城上班。这里小区成片,房价相对便宜,是北京有名的“睡城”。朋友上班,总是先乘坐公交车到达东三环的国贸,再搭乘地铁。

  前段时间,北京出台政策,在通州到市区的快速路上,划出公交专用道。朋友正是因此节省了时间,可私家车主们因此骂声一片——网上有图片,小车们被堵在路上,而旁边的公交专用道空空荡荡。

  无论对被堵在路上而抱怨的私家车主,还是因乘坐快速公交上下班不到两个半小时而窃喜的我的朋友,生活似乎不该如此。

  正因类似原因,每每有关于在北京生活的幸福指数的利好消息,总有人愤愤不平。

  不过,有个数据和人们的感受完全相符。

  最新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过去十年间,大城市的人口不断激增。

  广东成为人口第一大省,新增人口主要来源不是出生,而是大量外来人口流入。广东省3000万的流动人口,70%来自外地,其中95%集中在最繁华的珠三角地区。

  上海的人口增量也有87.5%来自外地人,外来常住人口已达到897.7万人,接近人口总量四成。

  北京现有常住人口1961.2万,其中,外省市来京人员达704.5万。此前,北京的管理者给人口总量划了个红线——2020年之前不超过1800万。

  去年年底,人们热衷于讨论“逃离北上广”,而统计数字证明,这只是小小一股支流。更大的趋势仍然是“挤入北上广”,而挤入的成本已经越来越高。

  十年前,我来到北京时,一个月的收入和三环周边房子一平方米的房价等值。而10年后,媒体工资几无变化,房价已然翻了六七倍。对于大部分进京闯荡的年轻人而言,拥有一套城里的房子,几成空想。

  我的一个年轻同事的长辈来到北京时,已人到中年。作为一个教师,她决心来京是为了孩子获得优质的教育,为了孩子能以一个北京人的身份参加高考——众所周知,在北京高考更为容易。她没有任何特殊关系,只有先行考学。她考上了北京一所大学的博士,户口调到北京,毕业后找到份工作,彻底安下家来。她的女儿也顺利地在高考前成为北京人,现在已经在北京上大学。

  这不只是一个颂扬母爱的故事——因为她的丈夫在家乡的事业已经稳定,不可能在北京重新找工作。现在,他们两地分居。

  依我看,这是为了某种人伦而伤害另一种人伦。

  大城市的魅力多少有一丝邪恶的意味。

  机会被稀释,而公平呢?后者,曾经是大城市更闪亮的招牌。

  一个农民的儿子,经过自己的奋斗,在城市里获得一切。过去三十年来,这样的“中国梦”的故事一直在城市上演。公平,是支撑“中国梦”的基本元素。

  而当社会进展到更文明的阶段,对公平的更多渴望越来越接近公平的天花板。

  汽车——公认为现代文明和自由的载体——的命运是个最好的注脚。过去十年间,北京私家车车轮的转动速度越来越慢。

  在北京,尾号限行和摇号买车制度,限制了汽车的权利。公开的解释,这是道路资源匮乏所致。而同样的道路,很多北京人都对2006年底的一路畅通印象深刻。当年11月,北京召开中非合作论坛,非洲总统们来京期间,大量公车入库封存。面对空荡荡的大街,人们才意识到,北京公车数量之巨大和他们对交通拥堵的“贡献”。

  私车越走越慢,北京的公车改革则十年原地踏步。甚至基本数据都不明不白——这个城市到底跑着多少辆公车?哪些是北京市的,哪些是中央部委的,哪些是各级国企的?

  最近,北京又出台政策,可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在道路上实行单双号限行。“好像温水煮青蛙,已经有点麻木了。”一个有着十年驾龄的私家车主说。

  北京车轮的缓慢,还有无处不在的交通管制。就在6月份的一个雨天,一个在机场高速路旁高楼上班的白领,发出一条微博:

  刚刚在三元桥的办公室内,居高临下地目睹了一次完整的交通管制。机场高速出京方向,整整占用了近半个小时,其实只是为了五辆车的一路畅通。因此造成的机场高速主路的拥堵,恢复起来至少还要半个多小时,不知有多少人会因此晚点。

  而即使你到了机场,出行的权利也正在被一只看不到的手剥夺。

  央视一名记者应该是在困在机场时,发出这条微博:

  在机场,遭遇国航的各种霸王条款,作为弱势小乘客,纵你有千般理由,也只能万般无奈。想起某重要人物为了登机,能够让深圳飞北京的飞机中途改降武汉,空中大鸟仿佛招手出租,只好喟叹,霸王条款正为了霸王而存在。这告诉我们,如果改变不了规则,就只好做规则中的强者。如果做不了强者,就只好做忍者。

  为什么要做忍者?

  这个问题,正如有人问中国的少年干嘛“千军万马挤高考的独木桥”,也如像古代的皇帝,问饥饿的国民“何不食肉糜”。

  希望就在于可以不忍,当我们囿于乡村的禁锢,可以拔脚进城,而遭遇城市的天花板,又可以漂流何处?

  令人沮丧的事实是,城市总有千般不妥之处,仍然是中国资源最丰富、公平最充分之所在。

  大城市生活如同毒品,一旦沾染,就难戒除。

  对生活美好的追求,让我们成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患者,心甘情愿地被大城市生活“绑架”。

  我们因此成为城市忍者。

  为了某种美好而暂时忍耐,几乎是我们的一种美德。

  多年前的一个夏夜,关于忍还是不忍的一场争论,让我至今印象深刻。

  那一次,是一个我们的老领导来北京,他曾经在河南新闻界掀起巨澜,我们叫他马老爷子。

  啤酒喝了一轮又一轮,马老爷子兴致大增,从行囊中掏出本书,给我们朗读痛快的章节。不知怎的,谈到了媒体的隐忍。马老爷子很决绝,认为一味隐忍,不能说真话的媒体应该马上死去。而我们——他昔日的属下——则认为,如果过于激进,失去平台,一切可能都将烟消云散。

  在这两者之间,当然还存在旷阔的空地,但我们也相信,一定存在这样的情形——忍着忍着,就忘了自己为何而来,向何而去。甚至认为生活本该如此。

  得非所得,这是忍耐最坏的结果了。

  这是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可以做怎样的改变?人和现代城市的关系,怎样会更加合理?

  或许,只有时时想到初衷,忍耐才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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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9-19 16:41:57
媒体纷纷报道“逃离北上广”时,他们悄然返回北京。逃过一次的人,才更明白大城市意味着什么。

  中国周刊记者 宋合营 北京报道

  从家乡到北京,从北京回家乡,然后再回北京。兜兜转转一圈之后,姬之幼和陆顺梓又回到了他们开始的地方。

  初闯北京

  2006年春天,23岁的东北女孩陆顺梓大学还没毕业,就一个人跑北京来找工作了。

  小时候,父母带她来过一次北京。她一直记得那一幕——在北京的街头,迎面开过来一辆带辫子的公交车,里头坐着一个穿雪白衬衣的男孩,她看见了他隔窗眺望的眼神,明亮而清澈,好像对未来充满了无边的希望。“当时我就想,自己的未来应该也是这个样子的。”

  长大后,她迷恋演员黄磊,甚至为了来看他,一度想要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不过最终未能成行。

  但随之而来的一个意外收获是,来北京后,她认识了北影毕业的山东男孩姬之幼。现在,他已经是她的老公了。

  小姬比顺梓早一年毕业,当时正和几个朋友一起开影视制作工作室,主要业务是为企业拍广告片、宣传片。

  性格活泼开朗的顺梓凡事喜欢靠自己,很快,她找到了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公益机构做网站编辑,月薪1000多元,提供员工宿舍。刚刚走出校门,她实在不想再过那种标准的集体生活,于是就跟一个关系要好的女同学一起,在昌平一处居民楼里合租了一间小房子,每天坐公交车上下班,虽然免不了奔波,却可以一路欣赏不同人的不同面孔,顺梓的生活过得新奇而快乐。

  但也有不好的事情。那段时间,男友小姬的工作室运转得不太顺利,因为工作室的同事都是和他一样刚出校门的年轻人,他们没什么社会关系,很难拉到业务,常常是外出比稿十几次,还竞争不到一次广告制作标的。小姬显得闷闷不乐,有时还会躲在角落里一个人抽烟,顺梓看了很心疼。

  为了攒钱,她跳槽去了一家日企,薪酬是比以前要高,但工作量也一下提升了好几倍。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到很晚,有时累了、病了还要咬牙坚持。有一回,顺梓实在受不了了,一个人躺在地板上嚎啕大哭,“这样在北京,值得么?家里的父母如果也病了,没人照顾,怎么办?”

  小姬那边更惨。2007年3月的一天,他的一个合伙人提出撤资,另外几个朋友赶紧劝,但还是没劝住,工作室就此解散。伤心的小姬返回老家济南静养。留下顺梓一个人在北京,继续加班。

  离开与回头

  一个月后,天上突然掉下来一个好机会。一位山东籍的导演筹拍长篇电视连续剧,小姬的家人刚好与其沾亲带故,于是推荐小姬过去,一来二去,那导演竟然答应了。

  拍电视剧不比拍广告,在剧组一呆就是好几个月,如果小姬去的话,势必要与顺梓异地而居。

  为了商量这事儿,小姬特地把顺梓请到济南来,见了自己的父母,然后又与她一起去东北,见了顺梓的爸爸妈妈,算是表达了两人坚持在一起的诚意。

  双方父母对他们的恋情很支持,唯一的希望是,以后结婚了最好能留在济南,这样既方便照顾父母,也免得顺梓和小姬再承受北京的漂泊之苦。小姬同意父母的意见,只有顺梓舍不得她在北京的同事们。

  正式开机后,小姬辗转于银川、无锡、横店等地的片场,顺梓继续留在北京的公司上班。回济南的事暂时搁置下来。

  半年后,电视剧杀青,顺梓终于答应跟小姬回济南,并且向公司递交了辞呈。小姬这边,也很快在济南找到了工作。

  所有的亲友都觉得,两个人的生活从此就要翻开新的一页了,可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出乎他们的意料。

  2008年4月,小姬进入济南市的一家广告公司,担任编导职务。此前,这家公司没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公司便把编剧、导演、摄像、后期制作等整个流程全交给他一个人操办,小姬不负重荷。而且,由于主管领导不太懂这方面的业务,每次划拨项目经费,给的钱都很少,小姬尽量减省节约,不得不把片子拍得简单粗糙。几单活儿干下来,小姬觉得很没意思。没过多久,他就辞去了这份工作。

  后来,又有一家广告公司录用了他。这家公司是省电视台下属单位,在客户资源上完全不用发愁,投入的经费也相当充足。小姬干得很起劲,但越是努力,他越是发现,自己的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明明我为公司挣了很多钱啊,为什么给的报酬那么少!”他仔细算了一下,每个月实际领到的工资只有2000多一点,刨去日常用在交通和手机上的费用,能攒的钱并不比在北京工作时多。

  他跑去找领导谈加薪的事。没想到,那领导张口来了句,“能干就干,不想干滚蛋!”

  顺梓在济南的工作也不顺利。她去参加济南一家大型家电连锁超市的面试,面试官对她的表现很是欣赏,当场就承诺每月2000元的工资,而且,如果干得好,还可以提拔为地区级督导,不仅有省内出差的机会,而且区域内几十家店店长都得向她汇报工作。顺梓大喜过望,赶紧去到人力资源部报到,结果人力主管开出的薪酬待遇与面试官的许诺完全不符,“试用期1500元,转正后1800元,自行体检,不报销。”

  顺梓掉过头就去找刚才的面试官,令她想不到的是,那面试官把手一摊,“没办法,我们这儿只能以人力那边的决定为准。”顺梓觉得这家公司忒不靠谱,干脆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几经折腾之后,他们再也不相信“北上广是地狱,二三线城市是天堂”之类的话。那段时间,媒体正在纷纷报道“逃离北上广”的风潮,好像一线城市已经留不住人了似的。

  二三线城市对部分人来说,确实是天堂。小姬的一个朋友,在济南一家公职单位做保卫,每天的工作就是喝喝茶、看看报纸,看上去薪酬并不高,不到五年,房子、车子全有了。

  顺梓羡慕这位朋友的清闲,她跟小姬说,“不如我们一起考本地的公务员吧!”被小姬耻笑,“你以为地方公务员是按分数高低录取的么?”

  重启

  “所谓的‘安稳与安逸’都是有条件的,没有钱和权,呆在小城市就只能是尊严被践踏,灵魂受侮辱。”小姬总结说。

  2008年8月,他们又重新回到了北京。彼时,喧闹的奥运会刚刚开始,顺梓原来所在的日企正缺人手,所以仍然欢迎她回去上班。小姬则重新找了一份广告公司的工作,沉下心来一点点做起。

  都市生活的变奏脚步不停。2009年7月,顺梓被公司派到上海做主管;三个月后,他们举行了婚礼;不久,小姬也跳槽到了上海,在一家汽车视频网站继续奋斗。2010年10月,他们的孩子降生了。

  四个月后,顺梓休完产假回上海上班,意外接到了公司即将撤销北京分部的通知。作为北方人,南方的饮食和天气都并不习惯,顺梓并没有长期打算在上海久居。北京分部取消,她再没有了调回北京的可能,最后,她辞去了这份陪伴了四年的工作。

  2011年5月,两人带着半岁多的儿子再次返京。远在山东的婆婆从济南赶来,主动帮他们照顾孩子,顺梓和小姬则忙着四处投简历、面试,开始新一轮的生活。

  北京当然不是完美生活所在之处,他们没有北京户口,买不起北京的房子,但哪里比北京更好呢?顺梓说,这里至少不会莫名其妙地受气,他们愿意在这里重新开始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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