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纷纷报道“逃离北上广”时，他们悄然返回北京。逃过一次的人，才更明白大城市意味着什么。

　　中国周刊记者 宋合营 北京报道

　　从家乡到北京，从北京回家乡，然后再回北京。兜兜转转一圈之后，姬之幼和陆顺梓又回到了他们开始的地方。

　　初闯北京

　　2006年春天，23岁的东北女孩陆顺梓大学还没毕业，就一个人跑北京来找工作了。

　　小时候，父母带她来过一次北京。她一直记得那一幕——在北京的街头，迎面开过来一辆带辫子的公交车，里头坐着一个穿雪白衬衣的男孩，她看见了他隔窗眺望的眼神，明亮而清澈，好像对未来充满了无边的希望。“当时我就想，自己的未来应该也是这个样子的。”

　　长大后，她迷恋演员黄磊，甚至为了来看他，一度想要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不过最终未能成行。

　　但随之而来的一个意外收获是，来北京后，她认识了北影毕业的山东男孩姬之幼。现在，他已经是她的老公了。

　　小姬比顺梓早一年毕业，当时正和几个朋友一起开影视制作工作室，主要业务是为企业拍广告片、宣传片。

　　性格活泼开朗的顺梓凡事喜欢靠自己，很快，她找到了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公益机构做网站编辑，月薪1000多元，提供员工宿舍。刚刚走出校门，她实在不想再过那种标准的集体生活，于是就跟一个关系要好的女同学一起，在昌平一处居民楼里合租了一间小房子，每天坐公交车上下班，虽然免不了奔波，却可以一路欣赏不同人的不同面孔，顺梓的生活过得新奇而快乐。

　　但也有不好的事情。那段时间，男友小姬的工作室运转得不太顺利，因为工作室的同事都是和他一样刚出校门的年轻人，他们没什么社会关系，很难拉到业务，常常是外出比稿十几次，还竞争不到一次广告制作标的。小姬显得闷闷不乐，有时还会躲在角落里一个人抽烟，顺梓看了很心疼。

　　为了攒钱，她跳槽去了一家日企，薪酬是比以前要高，但工作量也一下提升了好几倍。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到很晚，有时累了、病了还要咬牙坚持。有一回，顺梓实在受不了了，一个人躺在地板上嚎啕大哭，“这样在北京，值得么？家里的父母如果也病了，没人照顾，怎么办？”

　　小姬那边更惨。2007年3月的一天，他的一个合伙人提出撤资，另外几个朋友赶紧劝，但还是没劝住，工作室就此解散。伤心的小姬返回老家济南静养。留下顺梓一个人在北京，继续加班。

　　离开与回头

　　一个月后，天上突然掉下来一个好机会。一位山东籍的导演筹拍长篇电视连续剧，小姬的家人刚好与其沾亲带故，于是推荐小姬过去，一来二去，那导演竟然答应了。

　　拍电视剧不比拍广告，在剧组一呆就是好几个月，如果小姬去的话，势必要与顺梓异地而居。

　　为了商量这事儿，小姬特地把顺梓请到济南来，见了自己的父母，然后又与她一起去东北，见了顺梓的爸爸妈妈，算是表达了两人坚持在一起的诚意。

　　双方父母对他们的恋情很支持，唯一的希望是，以后结婚了最好能留在济南，这样既方便照顾父母，也免得顺梓和小姬再承受北京的漂泊之苦。小姬同意父母的意见，只有顺梓舍不得她在北京的同事们。

　　正式开机后，小姬辗转于银川、无锡、横店等地的片场，顺梓继续留在北京的公司上班。回济南的事暂时搁置下来。

　　半年后，电视剧杀青，顺梓终于答应跟小姬回济南，并且向公司递交了辞呈。小姬这边，也很快在济南找到了工作。

　　所有的亲友都觉得，两个人的生活从此就要翻开新的一页了，可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出乎他们的意料。

　　2008年4月，小姬进入济南市的一家广告公司，担任编导职务。此前，这家公司没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公司便把编剧、导演、摄像、后期制作等整个流程全交给他一个人操办，小姬不负重荷。而且，由于主管领导不太懂这方面的业务，每次划拨项目经费，给的钱都很少，小姬尽量减省节约，不得不把片子拍得简单粗糙。几单活儿干下来，小姬觉得很没意思。没过多久，他就辞去了这份工作。

　　后来，又有一家广告公司录用了他。这家公司是省电视台下属单位，在客户资源上完全不用发愁，投入的经费也相当充足。小姬干得很起劲，但越是努力，他越是发现，自己的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明明我为公司挣了很多钱啊，为什么给的报酬那么少！”他仔细算了一下，每个月实际领到的工资只有2000多一点，刨去日常用在交通和手机上的费用，能攒的钱并不比在北京工作时多。

　　他跑去找领导谈加薪的事。没想到，那领导张口来了句，“能干就干，不想干滚蛋！”

　　顺梓在济南的工作也不顺利。她去参加济南一家大型家电连锁超市的面试，面试官对她的表现很是欣赏，当场就承诺每月2000元的工资，而且，如果干得好，还可以提拔为地区级督导，不仅有省内出差的机会，而且区域内几十家店店长都得向她汇报工作。顺梓大喜过望，赶紧去到人力资源部报到，结果人力主管开出的薪酬待遇与面试官的许诺完全不符，“试用期1500元，转正后1800元，自行体检，不报销。”

　　顺梓掉过头就去找刚才的面试官，令她想不到的是，那面试官把手一摊，“没办法，我们这儿只能以人力那边的决定为准。”顺梓觉得这家公司忒不靠谱，干脆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几经折腾之后，他们再也不相信“北上广是地狱，二三线城市是天堂”之类的话。那段时间，媒体正在纷纷报道“逃离北上广”的风潮，好像一线城市已经留不住人了似的。

　　二三线城市对部分人来说，确实是天堂。小姬的一个朋友，在济南一家公职单位做保卫，每天的工作就是喝喝茶、看看报纸，看上去薪酬并不高，不到五年，房子、车子全有了。

　　顺梓羡慕这位朋友的清闲，她跟小姬说，“不如我们一起考本地的公务员吧！”被小姬耻笑，“你以为地方公务员是按分数高低录取的么？”

　　重启

　　“所谓的‘安稳与安逸’都是有条件的，没有钱和权，呆在小城市就只能是尊严被践踏，灵魂受侮辱。”小姬总结说。

　　2008年8月，他们又重新回到了北京。彼时，喧闹的奥运会刚刚开始，顺梓原来所在的日企正缺人手，所以仍然欢迎她回去上班。小姬则重新找了一份广告公司的工作，沉下心来一点点做起。

　　都市生活的变奏脚步不停。2009年7月，顺梓被公司派到上海做主管；三个月后，他们举行了婚礼；不久，小姬也跳槽到了上海，在一家汽车视频网站继续奋斗。2010年10月，他们的孩子降生了。

　　四个月后，顺梓休完产假回上海上班，意外接到了公司即将撤销北京分部的通知。作为北方人，南方的饮食和天气都并不习惯，顺梓并没有长期打算在上海久居。北京分部取消，她再没有了调回北京的可能，最后，她辞去了这份陪伴了四年的工作。

　　2011年5月，两人带着半岁多的儿子再次返京。远在山东的婆婆从济南赶来，主动帮他们照顾孩子，顺梓和小姬则忙着四处投简历、面试，开始新一轮的生活。

　　北京当然不是完美生活所在之处，他们没有北京户口，买不起北京的房子，但哪里比北京更好呢？顺梓说，这里至少不会莫名其妙地受气，他们愿意在这里重新开始奋斗

“假如四大生涯是本账，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将其兑平，即使是最优秀的注册会计师。”

　　中国周刊见习记者 聂若曦 北京报道

　　“雁渡寒潭”是一个网上论坛的名字。

　　这个最初由安达信人创建的专业论坛，从2003年3月17日开始，见证了安达信时代会计师事务所低调却诱人的风光，也经历了金融危机“四大”(安达信因安然事件关张后，余下的四个全球顶级会计师事务所，即普华永道、毕马威、德勤和安永)彻骨恸心的重创。

　　“雁过潭而不留影，风过竹而不留声”，经济复苏，“雁渡寒潭”依然安在，迎来一个又一个渡过或将渡 “寒潭”的人。

　　2011年4月10日，一个叫做潘洁的女孩子的突然死亡，使得众人的目光再次聚焦到了那些活在“寒潭”的人们身上。

　　为你疯狂

　　潘洁，25岁，上海交通大学硕士，普华永道初级审计员，因为连续加班，突发急性脑膜炎，不治身亡。“潘小迷糊”是潘洁的网名，这个自命为“爱幻想的娃”，留给网络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各个都说，别干了……”

　　“是什么样的工作，值得让人献出每天18个小时，卑微地趴在案头，盯着Excel上冰冷的数字，然后不明不白地献出自己的青春和家人的希望？”某网友不无痛惜的指责，为各大媒体纷纷引用。

　　这样的工作，好吗？

　　“我觉得至少在进入会计师事务所的前五年，可以说是不错的”，一位就职于某四大北京办事处的员工，肯定了记者的疑问。

　　对于那些能力出众但尚无社会根基和人情网络的年轻人，四大提供给他们的，是一条相对公平且有所保证的职业晋升道路。以毕马威为例，新人在头两年以A级相称，由低到高分为A1和A2；工作到第三年的员工，则几乎都可以升至B级，即助理经理，B级下设三个级别，如果工作用心、聪明勤奋，完全可以升至B级的最高级别，B3。

　　在四大，工作三年以上的员工已经会接到来自各方猎头的电话。也就是说，一个优秀的B级员工可能已经拥有了掌控自己未来人生的方向盘：留下，跻身经理甚至高层；进入大型国有企业和银行的财务或内审部门出任一官半职；加盟一线外资风险投资基金、战略管理咨询公司甚至日进斗金的投资银行……这些都是四大人的常见出路。

　　自然，伴随职业晋升的还有薪水的“级级跳、年年涨”。根据资料，金融危机以前，四大员工连续数年都能拿到30%或以上的薪酬加幅。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按部就班的过程中，员工的晋升空间几乎完全和个人绩效挂钩。

　　“因为大家实在太忙”，这里也鲜有办公室政治的发生，工作环境相对单纯。对于那些刚刚入职的年轻人，四大犹如保护伞，隔绝了与人情关系有关的复杂与龌龊。离开四大的人都会被称为alumni(校友)。每个alumni离开之前，都会群发一封farewellletter(告别信)给所有同事，大部分人都会在信里提到离开四大才算真正进入社会，因为“这里更像一所学校”。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于这些毕业于名校、能力过人的年轻人，只要继续做一个好学生，就能在最初的几年平步青云，收获良多。

　　曾就职于安达信和普华永道的杨佳川，即是一位“校友”。在她那篇红遍网络的帖子《活在安达信的日子》中，杨佳川写道：“这种生活也有着它无形的价值，我开始不惧面对压力，我开始自信地认为我可以handle(应付)各种各样的客户，没有人可以质询我的工作能力和承压能力，就像我们在深圳培训时常放的那首歌一样‘Simplythe Best’(就是最棒，意译)”。

　　事实上，也正是由于四大高强度的工作方式和业务性质，许多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在短短几年内即迅速成长为成熟的职业人。

　　为四大疯狂，也就并不难理解。

　　2011年5月由欧洲顶级就业调研机构GTIMedia与Trendence联合推出的“2010年中国毕业生调研”结果显示，普华永道依然入围“会计与专业服务业”中“最受中国毕业生关注的雇主”。

　　“我觉得我来四大，主要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学到更多的东西，顺便镀个金”，一位2010年10月入职的四大员工告诉记者。

　　镀金的代价

　　镀金的日子，却并不好过。

　　某互联网职业社区关于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的一次非官方匿名投票显示，有85.77%的员工需要加班，近10%的人平均每周工作超过60个小时，一共有512名用户参与了投票。

　　这只是平均值而已。

　　会计师事务所因为业务关系一般都面临忙季与淡季，潘洁倒下的四月，正属普华永道的忙季。“很多时候我们忙的程度也是取决于客户的，比方说我们要求客户周一准备好的材料数据，他们周五才给我们，那周五我们肯定就做疯掉了。”某四大上海员工告诉记者，除了客户要求的不确定性，员工还面临“不同人不同命，有人会特别特别辛苦，也有人比较幸运，分到些好项目”的情况。

　　一位四大内部人员向记者回忆：有同事从2009年12月到2月做年审，夜夜加班至夜里12点，之后连轴转，因为接了最忙的IPO项目，又开始了三个月没日没夜的工作，终因无法忍受历时半年的超高强度工作，于2010年1月离职；至于那些忍耐并留下的同事，亦留给他深刻印象，“上回做项目，来了两个深圳的女同事，一个是一岁孩子的妈妈，一个初为人母，刚休完产假，都说不能甩手离开深圳，但出差到北京后，每天加班到晚上11点以后”。至于这位员工本人，则直言自己和有些同事比“幸运得多”，因为项目的原因，“最多连续加班至每天半夜12点，只有一次因为赶报告加班至凌晨2点”。

　　由于身体连续超负荷运转，颈椎病、肠胃病和神经衰弱是四大人躲不开的职业病。预防颈椎病的电脑支架，是“办公标准配置”，有些人甚至需要定期去中医院按摩才能一时缓解。更有甚者，需贴着膏药上班，因为脊椎变形压迫神经会导致肢体麻木，头晕目眩。至于饭食不按点也是常态：“加班时经常几分钟解决吃饭问题，实在不行就买饼干凑合”。纵使忙季每天睡眠时间只能保证四五个小时，但还是有人睡不着觉，年纪轻轻就神经衰弱。

　　“我们这里，因为工作压力大，男生会越来越瘦。做项目时许多客户会说，‘哎，你们公司的人怎么都是一条杠’，我们一个男经理，一米八几的个头，却只有一百斤多一点，而女生则容易发胖。”这位员工补充道。

　　上司的垂青，是一把不断被拧紧的发条：忘我工作、能力出众的结局，除了晋升和加薪，是更加紧迫的工作时间表和更大的责任。留给人的选择，实属两难：得到晋升，继续拼命；原地踏步，卷铺盖走人。

　　每年的八九月份，通常是四大各个部门开“小黑会”决定人员晋升与否的日子，经历了最初的层层筛选，从B级迈向经理的路途开始变得艰辛，而高级经理的竞争更是惨烈，原地踏步的“留级生”越来越多，能力不足而被反复delay(推迟升迁)的人，会选择默默离开。留下的，都是精英，也都是最能拼命的人。

　　但还是有人拼不过，倒在了这个战场。潘洁突然离世的前一个月，一位28岁的大连普华永道的员工从森茂大厦跳下，后来证明他长期患有抑郁症；今年年初，香港一间四大也曝出员工过劳死事件。

　　假如四大生涯是本账，显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将其兑平，即使是最优秀的注册会计师。

　　兑不平的账本

　　首先兑不平的，就是眼下每个月的那笔账。

　　刘洪涛是一家私募基金的副总裁。2000年，他大学毕业后进入安达信工作，月薪为税前3800元人民币，第二年被评为A级员工，月薪升至税后5000元人民币。而他所租住的一套位于团结湖的八十年代高层公寓，当时月租只需要500元。

　　十一年后，一名四大初级审计员的入门工资只比刘洪涛当年多了一千多块，团结湖一带类似的房子，租金却已涨至三四千元。四大多选址于城市寸土寸金之地，单独租住在公司附近上下班，成为一件难以想象的事，而对于因为加班披星戴月的四大夜归人，又无疑是最大的诱惑。

　　底薪当然不是四大人收入的全部，由于经常加班，加班费成为四大人相当可观的一部分收入，甚至成为某些员工的主要收入来源。但这笔占据总收入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强的收入，却时时面临被打折的危险。

　　“实际加班了20个小时，经理会从上面控制成本的需求适当打折，情况好打个8折，不好打个5折，总之填上一个合适的数。”除了受限于公司控制成本的客观条件，人为因素也直接影响加班费的多寡：“比如香港经理是没有加班概念的，觉得加班很正常、是义务，发放加班费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位四大员工向记者透露。

　　令四大人情何以堪的，还有公司其他的“发明创造”。2008年8月，德勤第一个取消了加班费。随即，其他事务所也相继出台了旨在控制成本的“被休假”政策：例如毕马威的“弹性工作制”(PPL)，公司“建议”员工一年休假20天，期间公司除了交纳员工的五险一金，支付给大部分员工的月工资大约只有1000多块钱。“全公司上下都非常反感PPL，”一位毕马威员工告诉记者，“许多同事因为手头的工作堆积如山，不得不在休假期间主动来公司加班，把工作做完”。尽管毕马威在2010年为“被休假”员工补发了一部分加班费，但金融危机的震后余伤使得员工们不再具有安全感。“那几年，找工作的，不是大四的，就是四大的。”他说。

　　“还是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吧，因此和我同一拨的，有几个人回到家乡所在的二线城市，当公务员去了”，一位2009年进入四大的员工告诉记者，言下多怅然。

　　越来越多的四大人意识到，“工作是自己的，身体也是自己的，而公司是别人的。”更多的人选择跳槽国企，过朝九晚五的生活，尽管最初他们的想法也许并非如此。现实照进年少的梦想，自我实现以外，还有许多牵绊。

　　几乎每天，在北京的财富中心、东方广场，上海的外滩中心、恒隆广场，在四大汇集的写字楼内，夜深后，总能看到加班的灯光。活在“寒潭”的四大人，仍如雕塑般，守在电脑前，丢弃在身后的，是八个小时的睡眠、父母双亲、丈夫、妻子、孩子，是健康、是感情，是像一个普通人那样的生活。

　没有好工作，住在地下室，没有男朋友，甚至没有一个真正的计划。

　　研究生毕业两年的王倩似乎应该“逃离北上广”，可她从来没想过离开。

很长一段时间，王倩不把居住的半地下室称之为“家”，她把那里称之为“我住的地方”。

　　简单的休整是为了“每天出去打仗”。对手是谁？“北京700万外来人口都是我的对手。”王倩说，看似更多的工作机会，除以人口基数，落到自己身上的，没几个。

　　好工作是什么

　　2009年7月，王倩获得硕士研究生学位，从北京师范大学顺利毕业。和很多高校毕业生一样，毕业意味着“归零”。身上的名校光环、接触的名师和高端论坛、憧憬中的美好未来，全都消失不见了。2009年，北京地区有20.4万高校毕业生，2010年北京高校及科研院所毕业生达21.9万人，2011年高校毕业生21万，其中，研究生7万。像王倩一样，大部分毕业生都不愿离开北京。

　　“我不知道文科生能做什么。厨师会炒菜、医生会治病、工科生会编程。我呢？ 没有一技之长。”

　　尽管读了七年的传媒，王倩没有选择纸媒、电视行业或者影视公司。她的理由是：电视编导需要常年熬夜剪片子，而对一个女人来说“十二点不睡就是不要脸，凌晨三点不睡就是不要命”；影视公司跟剧组太过漂泊和不稳定；纸媒需要有相关的实习经验。在她与工作的彼此选择中，机会渐行渐远。

　　她的第一份工作，是“阳光卫视”的品牌推广。“这是一个听起来不错的平台。”由于没有经验，王倩在部门内做“小妹”，打杂。七个月后，公司裁员，她的名字出现在第一批裁员名单中。

　　回忆起裁员，王倩觉得像是老天的一次捉弄。“房东和老板像是商量好了，同一天，房东通知我，女儿要用房结婚，请你们离开。”那天，她第一次知道什么是慌张。

　　几天后，她搬到现在租住的半地下室。三室一厅，有厨房和独立卫生间。王倩和另外两位同学分摊房租。她住的朝南的房间，月租950元。同住的同学形容这里是“地下行宫”。跟地上的房子相比，这个房子的性价比太高了，除了寒冷和潮湿。

　　停暖后的3月15日到4月15日，是这所房子最寒冷的日子。寒入骨髓的一晚，王倩为了完成公司的任务，在凌晨两点还在做PPT。窗户糊上了，门关得紧紧的。王倩穿了三条保暖裤、三层袜子，穿着棉拖鞋、戴着手套，敲击着键盘。每敲一下，都伴随着身体的颤抖。为了节省，她没有买电暖气和空调。

　　被裁员后，王倩通过朋友介绍，临时在一个小公司工作。月薪1500元，没有保险金，每天饭补4元。公司做什么？“如果哪个乡哪个村想开一个纪念馆，可以找我们。”

　　让她受不了的是公司把加班当成理所应当，并没有加班费。让她更为吃惊的是，所有的员工都积极主动地去加班。

　　找到稍微好些的工作，王倩就离开了小公司。现在在一家出版社，薪水2500元，扣除保险后，拿到手2000元，交房租和吃饭，只能月光。王倩总结这三份工作的共同点：都不是想要的工作；薪水都不高、都是宣传类职位；全是从打杂的“小妹”做起。

　　王倩不怕做“小妹”，只要是她喜欢做的工作。可她认为的好工作是什么呢？她一再提到龙应台对儿子安德烈说过的一段话：什么样的工作比较可能给你快乐？第一，它给你意义；第二，它给你时间。你的工作是你觉得有意义的，你的工作不绑架你使你成为工作的俘虏，容许你去充分体验生活，你就比较可能是快乐的。

　　至于具体的好工作是什么，她还不知道。想象中，那个好工作应该在一个大的平台上。而这个平台为何接纳她？她还没有好的办法。似乎学跳舞和学日语也不是一个有针对性的积累。

　　诱惑

　　王倩的业余生活安排得很满。每周一三五的晚上跳爵士舞，免费的。周六学日语，还不定期地参加日本文化交流中心的活动，观看免费电影。日语班是王倩毕业之前报的，要是现在，她肯定是拿不出那笔学费。

　　业余生活让她很开心，很舒展。只有在北京，她才“终于活了”。

　　来北京读研之前，王倩认为自己是一个活在瓶子里的人。高考复读的经历让她的大学四年一直在辽宁大学的自习室里度过。她不断地用学习成绩来证明自己，她对这个城市一无所知，唯一的印象就是寒冷，每个冬天她的脚跟都会被冻裂。四年里，她没有谈过恋爱。

　　本科四年，王倩每个学期都能得到一等奖学金。她参加了北师大的研究生保送考试，带着荣耀来到了北京。

　　“本来是准备夹个本儿在北师大自习室继续过三年的。”王倩发现，北京的学校和辽大完全不一样。“啊，原来北京是这样的啊！”她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说。原来，学校的电梯是所有人都随便坐的啊。而辽大的教学楼有九层高，电梯只给领导坐。她看到了北京的温和与平等。

　　“北京能看到大使，别的地方能吗？”中美电影活动周，王倩在学院里帮忙，她见到了美国大使。这让她看到北京的平台有多大。

　　她开始注重自己的打扮了，尽管不买名牌，但她把自己装扮得更为得体。而在辽大时，她可以好多天都穿同一件衣服。在辽大，她是一个四年说话不超过500句的人。到了北京，所有同学都认为她是一个活泼开朗、乐于助人的女孩儿。

　　毕业，巨大的落差。现在的工作，薪水低不论，每天工作的内容都“没有意义”。王倩承认自己没有尽百分百的努力，她觉得这一切都是在消耗。所以，她要找一个更大的平台。她要工作、生活在北京，分享这里的资源。

　　没有工作、无家可归的时候，都已经度过。王倩不忌讳对自己用“惨”这个字。但是，她说，“在北京受苦也是一种滋养。”她期望有一天，可以做领导，指挥别人做事。可以随便地出国，可以度假，不受约束，很自由。不过她也承认，“只见贼吃肉，没见贼挨打。”

　　“这种诱惑也许是一根吊在驴子前面、诱使它不断前行的胡萝卜。”王倩说。诱惑在前，想退回，越来越难了。

　　有家难回

　　王倩的家乡，在辽宁省西部一个三线城市。儿时的记忆，很多都已经模糊。唯一刻骨铭心的，是小时候坐在母亲的自行车上，母女俩的一段对话。

　　那晚很寒冷。东北的冬天，晚上八九点就很少见行人。母亲带着王倩，骑着自行车在转盘一圈接着一圈的绕圈。王倩说：“妈，好冷，咱回家吧。”母亲说：“王倩，咱不能回，回不了家啊。”为了躲避婆婆的责骂，王倩的母亲宁可游荡在大街上，也不肯回家。

　　如今，王倩一样不肯回家。由于父母常年吵架，而母亲又总是把她当作孩子一样的管束，她很难和家人相处。“国庆回家七天，打了七天，你说我能回去吗？”

　　目前的境遇，父母是知道的。越长大，越发现父母不过是两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男女，“他们能帮上我什么呢？”

　　而母亲也会质问王倩，为什么她身边的孩子都结婚生子，王倩却连男朋友都没有？“为什么你那么废物？”

　　在一次遭遇街头抢劫，打电话回家寻找安慰时，母亲对她说：“多大个事儿，你就给我打电话？”前几天，母亲不小心摔了跤，就在QQ上责怪她：“都是你不让人省心，我才摔了一跤。”母亲晒黑了，抱怨说是为了给她攒钱，舍不得买遮阳伞。

　　王倩曾经想过，假如有一天她得了急性阑尾炎，她能给谁打电话。想来想去，也就是同住的姗姗，或是几个要好的同学。尽管诸多埋怨，王倩和父母还是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母女经常在QQ上聊天，母亲觉得上网比打电话便宜。在QQ上，母亲告诉王倩，姥姥做了一个梦，梦里王倩在北京又黑又瘦，就要饿死了。醒来后，姥姥无比担心，要让王倩回家。

　　过年回家的时候，姥姥会拉着王倩的手劝：“回来吧，家里有发展。”王倩笑着说，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劝她说家乡有发展，她能信吗？

　　父亲不止一次地问，北京有什么好？王倩反问，家里有什么好？

　　刚毕业的时候，家乡曾有两个工作机会，父亲问她要不要去。一个是军工单位的文职，算体制内的工作。另一个单位在海边，每天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才能到达。王倩对父亲说：“我在北京挤地铁，回家还去挤公交车，我何苦？”在听说两份工作还都要花钱找关系，王倩断然拒绝了。名校研究生毕业，凭什么还花钱？而且，这些工作是那么琐碎无聊。

　　她已经很久没有愤怒，甚至认为面对所有事情都是应当应分的。

　　快乐是什么？王倩想了半天。最后，她努努嘴：“毕业后，真的好久不知道快乐是什么了。”

　　离不开的北京

　　“哪个来北京的人不要强？”在北京生活，更像是实现自己的一个“美国梦”。王倩说，高考是改变自己的手段，文凭是达到想去地方的梯子，北京就是期望和梦想。

　　“家”是她最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爱人、房子、车子，她一样没有。爱情，她想知道是什么。她期望中的另一半要完全信赖自己，有成熟的价值观，有智慧，能引领自己，要是一支蓝筹股。问她在乎另一半的物质条件吗？王倩哈哈大笑，这样的人，物质条件也差不到哪儿去。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最宝贵的东西。这种尊严又似乎和工作贴得很近。王倩认为，工作不是糊口的手段，是事业，是成就感。有了成就感，自然有尊严。只有北京，才会给她这个平台和机会。我问她：“北京对你依然有吸引力吗？”王倩敏感地反问：“你这问题似乎在问一个已经离开北京的人。”

　　“我回不了家，没有退路。如果离开，也是去上海、广州、香港或者国外更好的城市，有更大平台的地方。”

　　“假如五年、十年后，你还是目前的状况，你会不会离开？”

　　王倩从来没有考虑过那么远。她觉得自己还年轻，还有奋斗的资本。

　　“世间无常，人都是善变的。也许两年后，我的答案和今天就不一样。但今天，我不知道。”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这是去年上海世博会的口号。

　　这也是个古老的愿望。“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亚里斯多德说。

　　也是许多像我这样的人，来到城市的目的。

　　多少年过去了，我依然生活在城市，越来越多人像我当年一样，来到城市，寻找自己的梦想。

　　但生活是不是更美好了，却未必。

　　1

　　1989年6月中旬，学校来电报催我们返校，其时我正在苏南乡下的农田里插秧。

　　“这辈子再也不种田了！”

　　当最后一株秧苗插好后，我直起弯了几天的腰，把手中剩下的一把稻秧撒向天空。

　　考大学，进城，不用再面朝黄土背朝天，像电影《决裂》里上大学穿上皮鞋，曾是我们这些农村人最素朴的想法。

　　那一年，我留在了北京工作。

　　我的生活里，确实再也没有插秧割稻收麦子和挑粪了，也终于穿上了传说中的皮鞋。下雨天也不用担心到处泥泞，连裤腿上都沾满泥巴了。

　　不过，城市很快向我展示了生活的另一面。

　　我学会了站在公交车上睡觉，习惯了上班要穿越一座城市，习惯了公交车地铁上的摩肩接踵，习惯了每天很晚到家很早出门，甚至一场大雨堵上七小时也要安之若素……

　　这很正常。

　　圣人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曾益其所不能。

　　如果家里没有黄金权力为你铺就的道路，你就得努力，就得忍耐，就得接受磨练，学会奋斗……

　　我一直相信瓦西里同志说的话，“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2

　　我很幸运。

　　当我来到北京时，除了健康的身体，健全的智力，身无长物，也无位高权重的亲朋好友。

　　但这个陌生的城市确实向我展示了它的魅力。

　　它不仅拥有深厚的历史遗产，还有中国最现代化的各种设施，机关、企业、医院、学校、商店等等，虽然大多数时候与我并无关系。

　　更大的魅力，是这个地方遍地都是机会，哪怕你祖辈都是农民，只要你努力，你就可能拥有你追求的东西，实现自己的梦想，不仅是物质的，同样还有精神层面的。

　　故乡的城镇也越来越现代化。不过，它们并没有打破传统习俗稳定的平衡，生活依然是熟悉的不紧不慢，到处都能遇到认识你祖上三代的熟人，在这样的熟人社会里，没有什么私密。情感是这个熟人社会的最大关系和主宰。

　　我当初选择北京，也是为了挣脱熟人社会。这恐怕也是现代年轻人的一种普遍心理。

　　北京这样的大都会却不是这样。在这里，最大的关系是契约精神、职业要求和专业水平。所以，理性才是最大的主宰。而自由，也是大都市文化的特质。

　　这也是支撑现代大都市年轻人梦想的支柱。

　　北京这些年的变化实在大。从亚运会，到奥运会，投资一茬又一茬，城市大饼越摊越大，职业和社会生活迅速丰富多样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北京这样的大都市。

　　每次回家跟同学聚会，我都很自得。我们总会比在老家的同学多知道早知道一些信息，哪怕很八卦无用。毕竟，生活也总是需要一些无用的东西妆扮一下的。

　　如荷尔德林所言，我们充满劳绩，但还是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3

　　但大都市生活并非全是光鲜。

　　城市理性的另一面是残忍。

　　理性和契约精神意味着只重视交换价值，而非情感。

　　大都市生活中，整个世界似乎转换成了一道算术题，其中的每一部分都固定在数学公式中。

　　人们的日常生活都充满了权衡、算计、清点，一切都可以转化为量的价值，可以用货币来度量。

　　高速节奏背后，是漫长的征程，是各种无望的忍耐，是亚健康，甚至猝死。

　　我经常听到这样的故事，女人怀了孩子，不敢生。

　　为什么？一个萝卜一个坑，有人生孩子了，她的工作谁承担？别人承担之后，她又回来怎么办？要生，先辞职。

　　所以，在一些单位，许多育龄妇女，为了保住工作，不敢提生孩子的事！

　　虽然，这违反了国家的法律，甚至违反了人性。但人家单位，可没有明示说你不能生孩子。

　　我也知道，很多单位，加班加点是常态，但却没有人提加班费的事，虽然国家有规定。

　　不想干？想干的人多的是！

　　对人的尊重和社会保障，似乎永远不能和城市的现代感并驾齐驱。

　　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活动会议、交际应酬，与你的专业无关，与你的职业操守也无关，但你却同样必须参加，不得请假。

　　没有人再去反对。慢慢地，一切都习以为常了，包括那些不正常的坚忍。

　　慢慢地，每一张原本光鲜的脸蛋，千面一律地漠然，眼神空洞。他们冷漠地去面对生活面对工作。

　　原本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忍，变成了中国式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压抑，人们孤独地生活在喧嚣的都市环境中。面对强大的都市力量，个体毫无对抗之力，被降低至一个实际上无能的层面。曾经渴望的熙熙攘攘的繁华成了一种折磨。

　　生活如此异化，看不见尽头，但还得继续。

　　4

　　不忍，怎么办？

　　朋友来北京看孩子，孩子大学毕业坚持留在北京，宁可住4.2平米的地方，也不愿意回故乡去住大房子。

　　朋友的孩子说，如果未来出国，签证也还是在北京方便。

　　我跟许多年轻人聊过类似的话题，为什么北京环境这么差了，还要来北京？

　　回老家能干什么？如果老家没有关系，现在连乡镇文秘都干不上！甚至，连代课教师的机会也未必有！

　　得到的回答大抵如此。

　　我想也是。当年我们大学毕业时，大学生还不多，回到老家城市，即便没什么社会关系，干个几年，也能熬出来。

　　可如今，各种社会资源在冷酷的理性计算下，越来越集中于大城市，大企业，大机关了。

　　虽然地方城市也在发展，但其投入和速度却有限，而且能够提供的机会和空间也是越来越狭窄。效益好的企业极难进去，稳定的机关事业单位早就人浮于事。

　　自主创业？环境和政策、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即便真去做了，还不知道多少虎狼盯着你！

　　所以，宁可一边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忍受着缺少尊严的生活，一边做着“面包会有的”的绮梦。

　　毕竟，在大都市，他们还能有梦想，还能有机会。

　　一个恶性循环越来越稳定。最需要年轻有创新能力的人的中小城市，陷入了熟人社会相对封闭自我消化的近亲繁殖，接纳能力更趋衰弱。

　　而蜂拥至大都市的这些人，原本他们代表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未来，也是这个社会现实的中坚，但大都市生活无法选择的隐忍，不仅过早地透支了他们的身体，也让他们逐渐放弃了应该坚守的理想，甚至放弃更多，浸入到一种看似光鲜的“活着”的状态。

　　唯一守护他们的，是对大都市物质精神生活的繁华的期待。也许到最后，他们会发现，所得并非所求。

　　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国家的悲剧。